一

清代，凡形势要地，派遣八旗兵驻守，“特设将军、都统、大臣专辖之”^[①]，驻防长官负责“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②]，属于武官。热河都统设置之初所确定的管辖范围是：“统领八旗满、蒙古官兵驻札热河，专管辖热河、喀喇河屯等处，兼管热河道、承德府及所属州县、八沟等处理事司员，并辖河屯协副将、绿营员弁，管理喜峰口边路夷汉台站，总管围场”^[③]。可见，热河都统是热河驻防八旗的长官，其首要职掌亦是军事，不但统领八旗驻防官兵，还兼辖河屯协与绿营官兵。具体而言，主要涉及军事镇守、官兵训练、考验操演、整理器械、领放俸饷、挑选月缺、举行军政、考核属员、整饬军纪等。

除纯粹的驻防军事职能外，热河都统还要管理驻防旗人。热河驻防兵丁，每兵“养赡亲丁八九口至十数口”，因此，都统所管理地对象，除驻防官兵外，是数目几倍于驻防官兵的驻防眷属，管理这些驻防旗人的户口编查、登记、造册、上报等，是都统的重要职掌，“热河八旗闲散人等，年及十八岁，方入丁册，行知京旗，其未及岁之闲散人等，向不行知京旗”，遇有“袭职”等需确查年岁、亲属信息等情况，“经该旗行查热河咨报”^[④]。热河驻防八旗各旗佐领内之闲散，每十年一次由都统照例一律均齐，并将均齐丁数照例题报，如遇领催、披甲等缺出，即在所齐旗分内挑补。^[⑤]内地各八旗驻防地，均形成“满城”，以之约束驻防旗人，热河虽无驻防城池，但驻防旗人日常生活及外出，亦受到管理约束。驻防旗人的刑名案件，亦由热河都统核办。贫困孤独者之养赡、驻防兵丁闲散生计之筹划，均属热河都统之职掌。这些基本的驻防旗人社会管理职能，是热河都统职权扩展到汉民、盟旗蒙古社会管理领域的重要基础，是热河实行驻防都统管理体制的重要原因。

与内地驻防长官不得干预地方事务、边疆驻防长官“节制”邻近镇道有所不同，热河都统有“兼管”直隶所属之热河道、承德府及各州县的权力，且兼管职权明确，“旗民交涉命盗等案，悉心定议，会总督后衔，分别奏咨办理；该处文武各员大计、军政，均实举劾，亦会总督后衔”，“其专系民人词讼及钱谷等项，仍循旧制，由地方官经理，不必干预”^[⑥]。这种特殊的职权划分，应是受热河特殊政治地位的影响，更与热河距直隶总督驻地遥远有关，而最为直接的原因，正如清帝上谕所言：是因内地民人租种热河蒙古地亩，生齿日众，案件较繁，需员管理。热河都统设置后，从会同直隶总督审办旗民交涉命盗案件、办理文武官员大计军政开始，逐渐深入参与到热河地方治理之中。

二

从整体上看，热河都统职掌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服务于清帝时期。这段时间，热河都统的主要职掌是办理清帝北巡木兰秋狝相关各项差务，同时，承审民蒙交涉案件等。其中，审案是较原热河副都统增加的职掌。若仅从增加的职掌看，热河都统的职能更加侧重于地方治理。但实际上，在热河设置都统，可以统筹协调各方面事项，加强区域管理，最终得以更好地服务于清帝北巡。其二、清帝停止北巡以后，热河都统职掌重点转向热河地方综合管理。伴随政治巡幸活动的基本消失，热河不再有昔日的辉煌，但是，政治限制的减少，为流移民人提供了活动的条件，移民垦荒，租佃蒙地，私砍木植，偷打牲只，伙同采矿，经商贸易，使民蒙交涉事件激增。作为热河地方最高综合性长官，热河都统不得不把职掌重点放在地方治理上。

若从具体职掌再加细分，热河都统的职掌变迁，经历了分别以办差、审案、刑钱事件、军事、新政改革为侧重的不同阶段，基本上可与不同历史时期相对应。

嘉庆中后期，即热河都统初设期，虽然设置都统的直接原因为审办案件，但实际职掌侧重于办差，为清帝北巡秋狝服务，刑名案件积压严重，此时期也是仅有的出现都统不能胜任、革职、降职情况的时期。此期任职热河都统者，身份大多较为特殊，多因清帝加恩而被授为热河都统，热河都统是部分官员被黜之后迅速再起的捷径，因此，到任率不高，到任者任期也多较短，过渡性较为明显。

道光朝初期，是热河都统职权调整期的第一阶段，道光皇帝没有举行北巡秋狝，都统职掌调整到以审办案件为主，涉及地方民蒙交涉案件及围场管理事件等。此期任职热河都统者，在职短暂、过渡性明显的特征仍然存在，同时，更多出身于进士、各类学校生员、并具有丰富文职经历者，开始被任命为都统，相继出现数位实干有为者，为都统职掌的进一步调整奠定基础。

道光七年至二十年，是热河都统职权调整期的第二阶段，经直隶总督奏请，热河刑钱事件俱归于都统办理，热河都统衙门内部结构相应进行调整，都统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热河都统以封建社会传统官僚的刑名、钱谷职掌为核心，治理热河地方，举劾文武官员大计、军政，拣选调补四州县之缺，已俨然一省之最高长官。

道光朝后期至咸丰初，是热河社会变革期，承平日久，社会变革悄然发生，人口激增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素性淳朴的蒙古人开始起用汉名、学习汉字文艺；民、蒙、旗人关系复杂，“讼狱刁健”；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清廷和蒙旗财政困难，百姓负担沉重，生活贫困化；吏治腐败，将惰兵疲。热河都统职掌也增加新内容，设局铸钱，推行钞法，设立太平社助官捕盗，军队装备鸟枪，办理洋人事件，办理热河行宫及寺庙事宜等，职权不断扩大。

咸丰六年至光绪二十一年，是热河社会的动荡期，社会矛盾激化，匪患、动乱频发，更多有武职经历者被授为热河都统，军事成为都统职掌的核心。其典型者如谦禧，“前在军营，转战直隶、山东、陕西等省，共打仗五十四次，手杀贼二十六名”，于军务娴熟，到任热河都统后，将建昌、克旗“历经直隶、热河官兵围剿，未能平定”之贼匪，两月之间，悉数歼除，并督饬地方及蒙古员弁，认真搜捕，“自十一年至十三年，共获盗犯一百三十八名”^[⑦]，在稳定地方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

光绪二十一年至清亡，是清末矿垦新政时期，边疆危机加深，动乱之后官民求治，清廷推行移民实边，加强开发，实干有为者构成热河都统的主体，在开矿、垦荒、政治改革、兴办学堂等方面有所作为，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热河基本形成相对独立的行政区，热河都统统辖军务，又“兼管民政，权力亦与各省督抚无异”^[⑧]。

总体上看，初设期热河都统角色偏重武职，具有特殊家世背景者占比较高，是在驻防长官职能的基础上，主要增加审办案件职掌，但案件办理效果不理想，清廷因而调整热河都统人选，使热河都统群体构成发生重要变化，文职经历为主、无特殊家世背景者占比迅速上升，并一直保持较高比例。这一变化，使任职热河都统者的综合素质普遍提高，为热河管理体制的调整与优化提供了人力支撑。在时机条件成熟时，热河民人刑名、钱粮事务自然而然地划归于都统核办。然而，道光朝后期以后，热河的任官环境发生重要变化，道光皇帝基本放弃了举行北巡秋狝的打算，热河逐渐失去了特殊的政治地位，任官热河再没有往昔接近皇帝、办差获利的好处；清廷财政困难，热河经济体量小，经费严重匮乏，担任热河都统的俸廉和灰色收入较少；热河地处边疆，民族杂居，贼匪迭起，号称难治；清帝北巡带来的城市繁荣逐渐退去，生活环境艰苦，医疗条件差。除升任、贬黜者外，热河都统已经实在不是什么美缺，官员多不愿赴任热河，到任者亦多因循守旧。热河都统官员群体的总体质量有所下降，进而影响到地方治理，热河社会动荡期的形成，以及该时期内某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与热河都统有直接关系。社会动荡时期，需要武职经验丰富者来担任都统，而推行新政时期，则需要勇于开拓、综合素质较高者，因此，两个时期分别以武职、文职经历丰富者占比较高，且任期都相对有所延长，这些均是依据都统职能变化做出的人事调整。热河都统职能的变化要求都统人选有所变化，而都统人选的改变，又反过来影响都统职掌的具体侧重。从历任热河都统所办事务、所上奏折来看，军事较少，审办刑名、核查钱粮、勘估查验工程等，却颇为可观。

三

热河地域范围之大部分，本属直隶，热河道、承德府及所属州县，亦本隶于直隶总督。热河都统的设置改变了这种状况，旗蒙民人交涉案件归都统核办，相应热河道府州县等治民机构归都统兼辖，此后，热河都统职权不断扩大，直隶总督在热河地区的职权不断缩小。道光七年以前，直隶对某些热河事务的管辖已经松弛，有直隶主动所为，也有清廷从中干预。例如，道光四年三月，经总督蒋攸铦奏请，“热河道属一府六州县，口北道属多伦诺尔一厅，距省窎远”，嗣后“遣军流犯由道就近审勘，移司核详”^[⑨]。道光六年承德府民人徐学宽习教案，本归直隶总督审办，但因承德“距省窎远”，若“提省审办”，耽延时间、查拿不便，清廷将该案交热河都统那清安“就近”审办^[⑩]。这些做法为热河都统事权增加奠定了基础。道光七年、八年，热河刑钱事件俱改归都统办理，是经直隶总督那彦成、护督屠之申等人奏请并筹划实现的，直隶在这种职权调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然，热河都统在承接这些新职掌方面也付出了努力，以此为基础，请求将州县调补权划归都统，未获批准。道光九年，清廷同意了折中方案，将平建朝赤四州县归于热河都统由丰宁、滦平拣选调补。道光十八年以后热河都统查核行宫寺庙事务，是热河都统职权向行宫方面的扩展。由于热河财政在较长时间里严重依赖于直隶，因此，在清末地方督抚权力扩大时，直隶总督对热河地区事务的权限又有所加强，相关事务主要集中于与钱粮相关的方面。矿垦新政时期，清廷从党中央到地方出现普遍的财政困难，热河与直隶的财政联系大为削弱，热河官制、管理体制在改革中也发生重要变化，热河都统职掌最终达到较为全面的状况。

（转载自：刘文波、张文秀《清代热河都统人物群体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