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志起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说

关于方志的起源，还有多家提及《越绝书》《吴越春秋》以及《华阳国志》等。自清人毕沅在乾隆《醴泉县志·序》中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之说后，后来许多方志学家遂相沿其说。当前方志学界亦有人把它称为现存之最早方志。

后世言及方志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之间关系者，有以下诸家：

清洪亮吉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17]清廖寅曰：“唐以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辅黄图》及晋常璩《华阳国志》最古。”^[18]近人傅振伦称：“《越绝》《华阳》二书，皆为方志之类，率述一地偏霸历史沿革，及其掌故、风土、人物。自古志逸，而此遂为地方志之所自昉。”^[19]李泰棻言：“志即史也。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未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20]范文澜亦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之先例。”^[21]

当代学者认为，诸家之说，都只说明《越绝书》《吴越春秋》和《华阳国志》，或为方志之始，或乃最古之方志，或系方志所自昉或开方志之先例，并未涉及方志源头问题，故不能据以将此三书看作方志渊源所自。^[22]

六、方志多源说

除方志起源于某部典籍之外，还有方志多源说。这种观点认为，《周官》《禹贡》和《山海经》都同方志有渊源关系，其中的某些部分均是方志的源头。至于《越绝书》及《华阳国志》，则已是方志的发端或雏形。^[23]元代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中言：“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记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四库全书总目》则总结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各家所言虽侧重不尽相同，但是大都关注方志多源。

当代有学者认为，除《周官》《禹贡》和《山海经》外，从有关古籍和另外一些记载来考察，尚可觅得方志的其他一些源头。《大元大一统志·序》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来尚矣。”^[24]《九丘》成书甚早，在《左传》以前，即已流传，其内容又涉及“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故亦属地志之类，而且后世修志者在探索方志渊源时，已语及此书。所以，《九丘》亦可列作方志源头之一。后世方志同古舆图也有渊源关系。清人毕沅考证：“《山海经·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图。”^[25]他又说：“《山海经》有古图。”^[26]此说如确，则古《山海经》也是地图，至少是以图为主，文字不过是附图的说明，后经演变，图渐亡佚，而存说明，乃成为后来传世的《山海经》。近人王以中更进而据此认为，《山海经》是中国最古地图之残迹，并且断定今本《山海经》是古《山海经》亡图而残存的文字说明，而这类文字说明，又是后世方志的渊源所在。以上论述如果确能成立，则包括《山海经》在内的古舆图也应是方志的一个源头。总之，从上述多方面的种种情况看来，方志源头较多，不仅有《周官》《禹贡》《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等等。这还只是就已知的情况而言，如果进一步广泛深入考察，或者还可找到如民间传说等一类的来源。

持此观点者进一步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处于萌芽时期的志书同古史书、古地理书、古地图之间，并不是区分得很清楚，也很难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方志从萌生之期起，就从其他众多的相关学科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按照人们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地充实、完善自己，而逐渐演进成现今这种形式的志书。另一方面，其他与方志亲缘关系较近的相关学科也按照自身的轨道而繁衍成各自的学科体系，并反过来又为方志学科理论和修志实践提供营养和借鉴。因此，方志起源的多源性和源远性是中国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和基本的特征。^[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