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趋于定型的宋代方志

宋代是方志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图经编修经隋唐兴盛，至北宋进入全盛时期，并开始向方志过渡，再至南宋方志基本定型。自此以后，地方志书大都成为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统合古今的正式方志。宋代兴起编写各类人物传记的风气，使得人物传记再次恢复了原有的地位，直接推动了记人与述地再次合一。

北宋统治者自建国之始，就三令五申各地编修图经。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记载：“开宝四年正月戊午，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南宋黄鼎于乾道五年（1169）为《乾道四明图经》所作序中就曾指出：徽宗“大观元年（1107），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这是我国官方修志机构创设之始。据《宋史·职官志》职方郎史条记载得知，当时图经的编纂，不仅普及全国，而且内容更加丰富。除图经外，正式方志也开始出现。据不完全考察，北宋方志现见存目者，有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罗畸《蓬门志》、李德刍《元丰郡县志》、郑兴裔《广陵志》、陈康伯《弋阳县志》、郑居中《汴都志》、张韬礼《长兴志》等二十余种。^[10]这些地方志书在数量上虽远比不上图经，但却已经是早期定型的方志。

到了南宋，方志体例基本趋于定型。南宋偏安长江以南150余年，由于社会稳定，南方诸省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加之爱国人士收复中原的强烈愿望，从激发乡邦人士爱乡土、爱国家的目的出发，一些学者文士直接参加编纂志书，使南宋地方志书的编纂形成风气。据不完全统计，南宋定型方志由北宋的20多种，大幅度增至200多种，而图经的编纂由盛而衰。南宋时期，南方各省普遍纂修订型方志并且品种齐全，郡志、州志、县志、都邑志均有，仅浙江省就有《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志》《嘉泰会稽志》《赤城志》《奉化志》《吴兴志》《永嘉志》《淳安县志》《东阳志》《剡录》等。可见，志成为当时地方志书的主流形式。

方志至南宋定型的情况，亦可从《严州图经》改为《新定志》略见一斑。在宋代，浙江严州曾先后五修图经和郡志。第一次是北宋初修的《（严州）旧经》，第二次是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修的《祥符（严州）图经》，第三次是南宋绍兴年间董弅修的《严州图经》，第四次是南宋淳熙年间陈公亮修、刘文富纂的《严州图经》，第五次是南宋景定年间郑瑶和方仁荣纂的《新定志》。由这部志书第五次编修，改书名图经为《新定志》来看，南宋图经已可以径称为志，交替易名已成事实。此外，从南宋《严州图经》的内容与体例考察，应为定型方志。《严州图经》各卷门类不仅载有严州及所属建德和淳安县各方面情况，如：历代沿革、分野、风俗、户口、学校、廨舍、仓场库房、军营、场市、桥梁、物产、贡赋、古迹、人物等，而且统合古今，体例完备，与定型方志无异。综上所述，南宋方志定型，不仅反映在称志的书籍数量增多、名称变化上，而且还体现在内容的不断充实和体例的逐渐完善上。

除以上各个时期的志书主流形式外，志书还有两种支流形式即地志与图志。地志亦始见于东汉，唯陈术《益州志》一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记的兴盛，虽略有发展，但迄未发达。隋、唐时期更趋衰落。隋无可考，唐代仅见存陆羽《吴兴志》和凌准《邠志》两种名目。地志与地记实质上无多大差别，只是名称略异而已。地志之名在北宋基本消失。图志出现较晚，发展较慢。迟至隋唐仍只有一二种。隋代图志目前只发现一种，即隋《区宇图志》。唐代图志亦仅见《元和郡县图志》。图志到北宋略见增多。南宋至元代，虽有一定发展，但与当时流行的图经和方志相比，相差甚远。图志和图经实属一类，内容与形式并无多大差别。图志和图经在北宋和南宋，经不同程度的发展，已告融合，并过渡成为定型的方志。图志之名，至元末基本消失，而未成为志书主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