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起源有多种的说法，如果从两汉时期大量出现地记算起，方志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方志的名称和形式多种多样。自东汉迄于北宋，千余年间，曾以地记、图经、地志、图志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迨至南宋，始发展成为定型方志。元代以后，志书在以志为名的主要形式下，稳定发展，明清大盛，迄民国亦未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承修志传统，开展首轮、第二轮志书编修。志书虽沿袭旧志名称，但从内容到体例已大大创新。

一、方志的初级形式——汉魏地记

地记发轫于两汉，兴起于三国、两晋，而大盛于南北朝时期，成为当时地方志书的主流。地记是记载一地古今情况的早期地方志书，它同定型方志比较起来，由于一般只记载疆域、山川、古迹、人物、风土，而尚未及于政治、经济、军事、艺文，内容较为简略，神话和传说成分较多，所以在内容和体例方面尚不完备，未臻方志之体，是传统方志的初级形式。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了表彰自己的家乡，曾下令编写《南阳风俗传》，在其影响之下，沛、三辅、鲁、卢江等地也都纷纷产生了这类著作。这类著作，虽然为传记，实际已包含风俗等内容，兼有人物传记与地理性质，是最初形态的地记。

从现有所存书目看，西汉有王褒《云阳记》一种，东汉有李尤《蜀记》、朱玚《九江寿春记》、应劭《十三州记》、杨孚《临海水土记》、卢植《冀州风土记》等五种。此六种汉人地记，今均佚亡。但是，从后人的相关论述中可知，总体上讲，人物和地理是地记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地记，乃至后来的方志，长期以来，在目录学上均无独立分类门目，或被看做地理之书，或被视为杂传。后世目录学家由于看法不同，以至于归类时出现“或一书而两类互见”“或裁篇分类著录”的奇特现象。即同一部著作，此书载入地理，彼书分在杂传。此类现象，直到清代也如此。

地记进入三国以后，逐渐兴盛起来，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地记之所以如此，与当时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膨胀，门阀制度的形成，是地记得以高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通过九品中正的选人制度，操纵地方选举及国家用人的大权，那种“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实际上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不成文法，结果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为了显示自己门第的高贵，世家大族们往往又各自标举郡望，以达到垄断权势的目的。他们为了显示自己门第的高上，表明自己郡望的优越，于是便大肆表彰本郡的人才，撰写各类乡贤传记，宣扬本郡的山川名胜、地气灵秀、物产丰富。出于客观现实的需要，兼载人物与地理的著作形式——地记便盛行起来。当时除了先贤传、耆旧传、风俗记、风土记之类著作外，还大量出现了地记，这就将专写人物与专写风俗两者汇合起来，成为当时地方志书的主要形式。

当时的地记名称并不一致，有记、志、录、传之称，而以记为主流，记、志又是互为通用。当时的记与志意相同，都是记载的意思。正因如此，所以目录学家著录时，往往便出现志作记、记作志的相互变换的情况，如袁休明的《巴蜀记》，亦称《巴蜀志》；董览的《吴地志》，亦称《吴地记》；山谦之的《丹阳记》，亦称《丹阳志》；甚至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将《华阳国志》称《华阳国记》。

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所列不完全书目粗略统计：到三国时，地记增为14种，两晋达到43种，南北朝更增多为50种。魏、晋、南北朝地记大都佚亡无可考，完整的一部也没有。其中著名而尚有佚文辑录者，仅晋《太康地记》、任昉《地记》、罗含《湘中记》、盛弘文《荆州记》等数种。^[1]作者和时代都确切可考的地记约130多种，而其他无法考证作者或年代的数量还相当大。^[2]唐宋以后直至明清，地记的编写几乎从未间断，其内容更加丰富，除了保持原有的名称外，与成型的方志已基本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