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或称方志，其编修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方志作为带有地方行政区域特色的地方性著作，究竟起源于何时，其渊薮何在？这不仅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迄今尚无定论的课题。有关方志起源问题，有的远溯殷商，有的则云晚至宋代，据有学者统计，至少有17种说法^[1]。诸家之说，择其要者大致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一、方志起源于《周官》说

《周官》即《周礼》，是一部记述周代官制的著作。方志起源于《周官》之说，最早见于宋司马光《河南志·序》，此序中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也。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为《两京记》。近故龙图阁直学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为《河南》《长安》志。”^[2]司马光在这段论述中，从北宋宋敏求纂修的《河南志》和《长安志》出发，上溯到唐韦述所撰《两京记》，然后将其源头直追至周官的职方、土训和诵训，认为方志渊源就在于此。

司马光主张方志导源于周官职方、土训、诵训的理由，推究起来，首先在于，据《周官》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3]《周官》的这段记载及其以下的解释表明，职方氏执掌天下之图和地，并按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这九州之国，辨明各地的山川、湖泊、薮泽、人民、物产、财用等，而这些方面正是后世方志所多载。所以，在周官职方氏的这类职掌中已露后世方志之端倪，从而可以说是其渊源所在。其次，周官“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4]。据东汉郑玄注称：“道，说也，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扬地宜稻，幽、并地宜麻。”^[5]这可看作职方的补充，也同后世方志有渊源。此外，《周官》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6]郑玄注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若鲁有大庭氏库、殽之二陵。”^[7]这类古迹遗事也是后世方志所多载，从中亦可察知其间存在渊源关系。所以，司马光云，后世学者仿周官职方、土训、诵训，为书以述地理。

二、方志起源于古史说

这一说法直接提出后世郡县志书便是古代诸侯国史。宋代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言：“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

明代，视史、志一体的看法已极为普遍。明代万历《河东运司志》蒋春芳序称：“夫志，史乘之流也。”嘉靖《河间府志·序》中说：“古有列国之史，而今有一方之志，是虽名谓有殊，而核名实以记时事者，其义同也。”这就明显地将古代“列国之史”与当今之“一方之志”完全等同起来了。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更是着力强调史志同源，他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8]，一时成为主流，一直较其他诸说流行，影响至今。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可见这一说法影响之大。方志学家李泰棻在其《方志学》一书中也称：“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故志即史。如某省志即某省史，而某县志亦即某县史。”直接地将地方志与地方史视为同体，别无二致。即使今日，一些人仍习惯将地方志同地方史等同起来，不分界垒。

还有一些与上述观点相近的说法，认为方志源于古史书，或推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或起自《越绝书》《吴越春秋》，或源于《华阳国志》。虽上溯的年代有异，所指的源头不同，但认为方志源于古史书的见解却是相同的。例如章学诚即认为“郡县志乘即封建列国史官之遗”，即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演变而来。

当代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的撰写虽曾盛极一时，但遗憾的是这些书籍未能流传下来，以现存的《春秋》经传考之，无论在体裁，还是内容上，同后世的方志大不相同。以现存往往被推为方志源头之一的《华阳国志》而言，也多偏重于地理，同后世方志尚有较大的距离。至于《越绝书》《吴越春秋》二书同后世方志相比，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更为明显了。客观而论，史学对历代方志编纂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与影响，史学各种书籍的体裁、形式的产生与发展，为方志的修纂提供了借鉴的体例和丰富的营养，于今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但若简单地据此将史志完全等同为一体，而无视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其他学科对方志的影响，就难免失之片面了。^[9]

也有学者认为，方志源于古史说所持理论，所讲者亦大多着眼于古代各诸侯国，其领域很小，有如后世郡县之规模。很少从所记内容和著作体例考虑，实际上是只看形式而忽略了实质。古诸侯国领土虽小，但它的性质与职能毕竟与后世之郡县不同，两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况且诸侯国史所载内容正如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所说“不过君卿大夫言动之一端”，不像方志所记内容那样丰富、广泛。再从体裁而言，诸侯国史大多为编年纪事之体，这是当时史体的主流，与后世方志体裁的多样性也全然不同，因此很难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渊源关系。虽然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无法自圆其说，而不得不承认“唯封建与郡县组织既殊，故体例靡得而援也”^[10]既然体例、内容并不相同，一定要强调两者有渊源关系，则实在是过于牵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