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志起源于《禹贡》说

当代有学者认为，综览古今有关方志论述，虽主张方志导源于《禹贡》者较少，居于次要地位，但因此观点历来为人广泛传述，因此同样值得重视。首先，从体例来考察，后世纂修的许多方志，特别是全国性的区域志，不少是昉自《禹贡》的。例如，唐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就是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将天下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及陇右等十道来进行载述的。^[12]又如，宋王存纂《元丰九域志》，也依《禹贡》别九州之例，按宋制将天下分为四京及京东、京西、两浙、江南、荆湖、梓州、夔州、福建、广南诸路等，而确立其全书结构。^[13]这都说明后世方志在体例方面同《禹贡》存在着源流关系。其次，后世有些方志的若干载述内容也昉自《禹贡》。例如，《元丰九域志》在确定了分天下为四京及京东、京西等诸路的体例结构后，又于各路之下分别条例本路地理、户口、土贡及属县等。这在内容叙述方面与《禹贡》诸州记载略同。此外，元人朱思本在所撰《九域志·自序》中叙述其志所本时，还曾明确自称是以《禹贡》为准。

四、方志起源于《山海经》说

探索方志源流，所以要述及《山海经》，首先是因为有些旧方志叙述纂修缘起时，每每提及此书。宋元丰间，王存纂《九域志》，据《玉海》载称：至“绍圣四年九月十七日，兵部侍郎黄裳言：‘今《九域志》所载甚略，愿诏职方取四方郡县山川、民俗、物产、古迹之类，辑为一书，补缀遗缺。’诏：‘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14]黄裳所要辑补的即是后来成书之《绍圣九域志补遗》。此志虽纂者不详，且已亡佚，但从“诏：‘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来看，当是以《山海经》为主要源本。

《禹贡》记物产而不及风俗，然《山海经》所述，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这些不仅补《禹贡》之无，而且正同后世方志风俗、人物门类吻合。此外，后世方志多有祠庙、碑碣、仙事、异闻等记录，考之《山海经》，亦有祭祀、巫医、神祇、怪异等载述。由此亦可见方志某些内容有来源于《山海经》之痕迹。所以，若谓《山海经》亦是后世方志源头之一，确无不可。^[15]

应当指出，后世方志与《山海经》相比，无论内容还是体例结构，毕竟在多方面大异其趣。就可信程度来考察，方志虽也记载神怪异闻，但属末节，主要部分是纪实，因而较为可信；而《山海经》，虽经后人考证确定，知其中载有较为真实的地理和物产材料，然而大部分仍属神话传说，难以凭信，因而二者也互异。所以，《山海经》不仅谈不上是方志，而且即使确定它同方志有渊源，也只能说是次要源头之一。^[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