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大运河文化记忆的建构和表述，我们可以将构建大运河的叙事置于今天常说的“讲好中国故事”这一议题中进行思考。

所谓讲好中国故事，似乎背后存在一个预设，即中国故事本身已经很清楚很精彩，所需要的是以国际化的方式讲给国外的听众。这个预设将中国故事的目标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人，一类是外国人，后者属于“外宣”领域。

从传播学而言，针对不同人群的知识与情感，采用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是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外宣”是必要也是有效的。但回顾多年来国际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争夺，没有任何一个文化强国，是仅仅通过非母语的“外宣”而说服外国人，从而获得国际文化话语权的。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很难想象外国人还会把对方的“内宣”屏蔽而专等着看其“外宣”，真正的逻辑应该是：用母语讲好本国的故事，尊重本国公众的文化记忆模式，并推动认识、理解、认可这些叙事，最终由其他国家的人主动聆听和接受这些叙事。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集中承载了众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人类精神世界宝库中的珍品，是有益于各国人民的，拥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和故事体系，并不需要刻意用另外一种方式讲给外国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首先应该讲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愿意倾听，并且为之心悦诚服，愿意继续传承光大其精神，外国人才会主动接受和欣赏。

因此，大运河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大运河文化的传承者，应秉持首先用中文、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讲好故事的原则，通过科学、生动、有趣的方式，给中国人自己讲述丰富、多元、有趣的大运河故事。这就是我们编写《大运河画传》的缘起。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大运河画传”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大运河画传”与“长城画传”首席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