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是“文化记忆”

在破除了上述两个误区之后，应当进一步认识到大运河叙事的多维度特征。无论是作为实体的遗产，还是作为抽象的概念，大运河都是“文化过程”的产物，是今人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情境的基础上的认知和解读。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指出，记忆与历史并不等同，记忆是可塑的，是特定人群根据具体情境而塑造地对于过去的阐释。德国学者阿斯曼进一步明确了集体记忆的文化特征，他把以历史产物、事件、人物为对象的记忆实践活动称作“文化记忆”。

大运河是典型的文化记忆，并具有多重记忆主体——官方记忆、民间记忆、国家记忆、地方记忆，甚至是农耕、商贸、宗教、文学、军事等各个方面的记忆，都通过各类官修史书、稗官野史、笔记小说、口头文学、戏曲曲艺、诗书画卷流传和表述。简而言之，作为文化记忆的大运河，是诸多“故事”的集合。

不同类型的文本载体，也必然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大运河，讲述的面向和方法都大不相同。官方版本的运河更多突出发展演变及对于漕运保障、政权稳定的重要性；水利工程方面的文献则偏重运河的挖掘、疏浚、工程设施布局和构造等技术环节；民间传说往往倾向于塑造“人物”，如杨广、弘历这样的传奇帝王，以及治水老人白英等民间治水英雄；文学作品描述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诗歌艺术突出运河的形象特征；当代历史学者则关注运河的漕仓分布、治河理念、运维模式；甚至明清之后众多外国使节、游客则以异域的眼光打量运河，留下了中文文献中罕见的记录。以上所有文本和艺术产物，都是一种大运河的文化记忆。

我们可以认为，大运河并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并没有一条大运河，而是有众多条大运河。从今天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际来看，也只有完整、客观、全面、多样地呈现以复数形式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文化记忆中的大运河，才能够真正表现大运河之于今天的象征意义。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