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之所宜与才之所长

唐代学者皇甫湜在《编年纪传论》一文中，针对有关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争论，指出：“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这是说，采用编年体还是纪传体专史，应依据实际需要和史家自身的特点，不必拘泥。这虽是就纪传、编年体而言的，亦可以借之来衡评通史与断代史。史家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也是“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

一般说来，通史的编纂往往出现在社会发生显著变化之后，巨大的社会变化需要思想家、史学家予以解释。司马迁《史记》、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都试图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从史学发展来看，到一定阶段，也会出现撰写通史的要求。司马光指出，自司马迁、班固以来的史书，“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司马光《进书表》）《资治通鉴》的编纂即是为解决读史繁难问题。20世纪40年代，王袍冲指出：“现在是中国通史的饥荒时代，一方面因为这一百年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国家天天在惊涛骇浪中，有时候痛定思痛，都想翻翻前史，以为当前的借镜。一方面因为西洋的新史学，已经灌输进来，一切旧史，举不足以应时代的需求，厌学者的欲望。”（王袍冲：《理想中的中国通史》，《大学》1942年第1卷第9期）这是从社会需要和史学发展，说明20世纪前期史家撰写中国通史的迫切性。通史“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志》），对史家在才、学、识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只有具备通识的史家，才能写出通古今之变的通史。通史的撰述不仅系于“时之所宜”，而且系于“才之所长”。

断代史也是时代的产物，如班固断汉为书，是“宣汉”这一时代要求在史学上的反映，正如陈其泰所言，“时代召唤‘汉书’出世”（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三联书店1994年版）。漆侠论及断代史的撰述时，曾指出“只有真正能够盱衡一代，将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作为统一整体，从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中论述其发展，才有可能写出一部较有深度的断代史”（漆侠、刁培俊：《漆侠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这说明史家须具有“包举一代”之能力，才能撰写出理想的断代史。“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这一特性，通史、断代史的撰述在史学发展史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史学研究者既需要“通古今之变”，“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导论卷《题记》），也需要究一代之始末，详一代之兴废。诚如杜维运指出，通史能见历史之大，断代史则现历史之细。历史洪流，自远古浩浩荡荡而来，惟通史能显此一洪流，然其细流，则被淹没。断代史以时间所涉较短，历史细流，赖以汇集。所以，凡被通史所捐弃的大量历史事实，在断代史中皆有可能保留。历史得以丰富，是断代史的大功。（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六章《经学极盛下的史学发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通史、断代史都是呈现历史的恰当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并非刘知幾、郑樵所认为的那样非此即彼。如果没有断代史的基础，难以产生高水平的通史；如果缺乏通史的眼光，断代史的研究也难以深入。范文澜指出，通史要在直通、横通的基础上做到会通，需要全国的史学工作者分工合作，或从事断代史或专题史研究，使局部研究与综合研究互相促进，才能写出理想的中国通史。漆侠指出：“我认为，中国学术界缺乏一部像样的中国通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断代史的研究不够。”（漆侠、刁培俊：《漆侠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中国目前没有一部好的通史，缺乏像样的中国通史著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好的断代史。”（漆侠：《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同时，他也强调通史对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性，“搞断代史应以通史为基础，历史的‘流’断不了，否则就会失去相因之义”（漆侠：《历史研究法》）。白寿彝指出，通史与断代史是辩证的关系，没有断代史的基础，不能写通史；没有通史的基础，断代史也写不好；通过通史提高断代史的水平，反过来也提高了通史的水平（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18vxk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