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一代之始末与断代为史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指出：“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漠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汉书》卷100下《叙传》）这是说，唐虞三代之所以能扬名后世，是因为有典籍记载其功绩。对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如此伟大的功业，应以如椽大笔予以记述，使“巍巍乎其有成功”的大汉，也能“焕乎其有文章也”。因此，他把“宣汉”并以此论证东汉王朝的合法性作为撰述宗旨。为凸显大汉之功绩，他断汉为书，将纪传体通史改为纪传体断代史。

刘知幾对《汉书》极为推崇，指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卷1《六家》）他从两个方面肯定了《汉书》的成就：第一，完整地记述了一个朝代的历史。此前的史书，无论是《尚书》《春秋》，还是《竹书纪年》《史记》，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班固的创举。第二，叙事严谨，内容丰富，便于学者研讨。这是相对通史而言的。《史记》“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自梁武帝撰《通史》以来，这类史书“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史通》卷1《六家》）《汉书》叙事严谨，文赡事详，故而学者寻讨易为其功。《汉书》因有这样的优点而成为后来史家的楷模。东汉末年，荀悦将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改为编年体断代史《汉纪》。《汉纪》“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颇受欢迎。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断代史成为历史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刘知幾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并认为“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史通》卷2《二体》）。刘知幾偏爱断代史，将眼光局限在班、荀二体上，不能预见史学表现形式的发展，故而认为“后来作者，不出二途”。但他所说的“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则是对唐初以前史学发展的总结。杨翼骧指出，断代史适合中国历史王朝兴亡变化的特点，且断代史搜集材料较方便，故而《汉书》之后，断代史不断出现（《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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