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之义大矣哉

南宋史学家郑樵主张“会通”，他在《通志总序》中写道：“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下，然后八荒无壅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提出，“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同天下之文”，这样才“能极古今之变”，强调了汇总天下文献，会集历史资料并作长时段的贯通之意。

“会通之义”也体现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及其贯通性的动态变化。郑樵认为孔子“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所说的就是历史发展的“相因”之意。他批评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失去了史书编纂的“会通之道”。他指出“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而修，故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因而损益失当，造成一帝数纪，一人数传，世世作《天文志》，世世序《五行传》的烦琐文字。截断历史，还会造成“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礼乐自为更张”，无法弄清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和政治主张的变迁。这一思想也被此后的另一位撰写典章制度通史的学者马端临所继承，他在《文献通考》中主张“会通因仍之道”。

转载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