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史记》以纪传体方式通记远古至西汉的历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创立了通史的典范。这里的“通古今之变”蕴涵着三层意涵。

一是在时历古今的体例层面，贯通古今。《史记》的叙述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对华夏民族300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整体考察。

二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通过编纂史料、考证史事，以及前后相联系的历史事件，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变，探讨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论述周朝兴起至秦亡的历史：“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论述了因政失其道带来汤武革、《春秋》创编、陈涉起义、嬴秦灭亡等历史形势变迁。

三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承弊通变”。亦即追溯帝王兴起事迹的本源，考察它的终结，总结历史的经验，以改革时弊。本着这样的撰述意识，司马迁在繁荣的汉武帝时代，看到“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现实，写出了富豪兼并，宗室公卿奢侈无度带来的社会危机。这一精神具有很强的当下意识和借鉴意识，也就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思想层面上基本确立了中国史学的通史传统，为历代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杜佑《通典》将这一思想发展为“酌古通今”，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意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也是这一精神的延续。“通古今之变”可称是中国通史精神的实质，施丁先生因此明确指出：“不通古今之变，则无以言通史！”

转载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