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夏县司马温公祠前的司马光像  资料图片

中国传统史学演进的过程中，按照史书的体裁和内容，可将史书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类。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确立时期，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荀悦《汉纪》为代表的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和编年体断代史著作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由于班、荀断代史彰显了“尊汉”宗旨，更适合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因此并驾齐驱，“角力争先”，代不乏作，通史著述则显寥寥。直至南朝梁武帝时，命吴均纂辑《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出现了明确以“通史”署名的著作。自此，通史之作“源流渐别”。唐德宗年间，杜佑纂成《通典》，叙述上起黄帝下至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变迁，开制度通史的先例。

编年体通史之例，则创始于北宋司马光。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下迄五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南宋绍兴年间，郑樵撰成《通志》，这是继《史记》后流传下来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唐宋时期的通史撰述在历史编纂学上取得很大成就，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称：“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元马端临仿照杜佑、郑樵之作，又撰成另一部典制体通史——《文献通考》，与《通典》《通志》并称“三通”。明清时期，“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又接续编纂，中国史学形成了通史撰述的优良传统。刘家和先生有《论通史》一文，其中所论，中国的“通史”撰述源自先秦反实质倾向、具有“变通”思想的通史意识。而西方史学中，实则不以“通”名史，其普世史传统是一种实质主义。因此，中国通史撰述中贯通古今的学术思想孕育出的通史精神，为中国所独有，别具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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