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变”出发撰写史书

既然我们明白了通史与断代史的关系及其“通变”的道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历史是有灵魂、有精神的，正是精神与灵魂赋予了历史生命。因此，我们说历史是活的，不是死的。无论写通史还是撰断代史，通变求理是历史不竭的活力源泉。古代史家如此，当今史家也应如此。

第二，通史“通古今之变”，须依朝代递兴或将历史分成不同时期，逐代逐段梳理考察，然后再会通起来，归纳、总结古今变化及兴衰成败之理，求得历史发展中的某些规律。通史编纂离不开断代史研究，因为通史的体系与内容框架都是在融贯断代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没有断代史在资料、内容与学术等方面的积累，就很难编写出高水平的通史。通史是断代史的集成、总结与升华。

第三，断代史撰写，求一代之变，须秉持通史精神与时代精神。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揭示时代精神主要依靠对这一时代的历史特征的总结，然而就某一时代的历史总结，须作前后比较，才能有较准确地把握。这就要求史家在写断代史时，必须有宏观的视野，具备通史的训练与素养，能够做到由博通而专约，厚积薄发。其撰写的断代史，才能真正达到“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

第四，思想、学术、文化、制度、名物等为历史学基本内涵，这些内容多具沿承性而通贯古今。思想意识的进步引导制度、名物等方面的变化。如秦汉至明清，各代均依据天象规划宫城，由于古人对天象的认识不断进步，宫城布置各代均有变化。如果只看到宫城的变化，而看不到宫城背后制度和思想意识的进步与完善，就很难通古今之变，也无法把握某一朝代的变化。

这就告诉我们，不管是治通史，还是做断代史研究，思想、学术、制度等方面的基础应当具备，这样才有可能达到“穷变通久”的境界。所谓“考古不考三代以下”“书不读汉以后”，只能是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我曾经常听到一些学者论清朝皇帝“御门听政”沿承明代，殊不知“听政于路寝”在汉代就已经形成制度了。冯友兰强调治清学须通汉学，其实汉学、唐代之学、宋学都必须通，才能弄明白清学，这就又回到郭象那句注言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通史与断代史是“通变”的两种不同的历史编纂形式，通史会通古今而求变，断代史承古会今而求变。编纂通史或断代史，二者要相互观照，而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应根据“通变”的要求，把握二者的主次轻重，循道各有张弛，方能编纂出成功的史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转载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