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与断代史并非对立

历史纷繁复杂，史书编纂不可能是一种体例与模式，即使纪传体史书撰写也不应固守单一范式，通史与断代不可偏废。

民国时期，张舜徽撰《史通平议》，评刘知幾论《汉书》，曰：“知幾斯语，但就《汉书》中纪、传言之耳！若夫十志所叙，贯通古今，何尝专明一代！后之断代为书者，述及典章制度，靡不溯厥来源，穷搜远绍。良以因革损益，非综述不能明。以此见断代为书之穷，而通史之体，究不可废。”

当代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慧眼博识，撰《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他直接求问班固，探寻其撰书宗旨，由《汉书·叙传》所记班固自己的话，揭明《汉书》的通史精神。班固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综括汉代历史，且又不局限于汉代，牢笼天地，博及古今，并不像刘知幾所说的“究西都之首末……包举一代”。刘家和先生按照班固的话，精读《汉书》，考察班固如何以“罗万象，贯古今”的气势撰著西汉一代之史，深入开掘《汉书》“八表”“十志”所蕴涵的通史精神。班固撰《汉书》，是如何把通史精神贯彻其中的呢？班氏本人并没有说明，我们无法得到当事人的“口供”，只能根据事物之理“定谳”了。

刘家和先生借用了郭象的一句话，直击班固心灵。《庄子·天运第十四》记老子与子贡论三皇五帝之治不同。郭象注曰：“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刘家和先生将这句话解释为“通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班固撰著《汉书》，正是本乎“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把时代精神与通史精神结合起来，使《汉书》成为“中国历史和史学的连续性传统”中的重要链环。从形式上看，《汉书》是一部断代史，从其内容和精神上看，又是整个中国通史中前后连接、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符合《汉书》的实际，也是班固撰史的初心期许。

《汉书》之微言大义经刘家和先生这样的表发，又启发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通史与断代史并非对立物，都是记述历史的形式，只是时间段限不同，其精神是一致的。通史“通古今之变”，断代史“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其目的都在于“通变”。通史将古今贯通，观察历史变化；断代史专就某时代，考察其变化及前后沿承关系。“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变通久”是通史与断代史编纂的共同追求。

无论是刘知幾还是郑樵都昧于斯理，并未真正体悟到司马迁、班固撰著史书的初心，过分注重编纂形式，亦可曰为“史法”，而忽视了《史记》《汉书》所蕴涵的精神，所以才各持一端，凭借己意“编织”断代史、通史“套路”，迷惑、网彀学人。后世学人往往受他们的影响，依通史、断代站边列队，将通史与断代史对立起来。刘家和先生读《汉书》，首先看看班固怎么说，再去看看刘知幾怎么说，外人后人说终究不如本人说。他由班固本人说得见其著述之初心，进而窥得《汉书》之精神，既破除了刘知幾设下的“圈套”，又破除了郑樵对《汉书》的猜度。其实郑樵也有冤屈，他读《汉书》，不读班固而读刘知幾，上了《史通》的“当”。自刘家和先生鸿文出世，刘知幾布下的千年迷雾，一朝被扫落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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