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与断代史编纂应如何推进和创新？探讨这个课题，需要具备一种超越“惯性思维”的智慧。理由很明显，通史和断代史作为两大领域，长期被区分开来对待，以至使人忽视了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实则，既然通史与断代史是最受读者重视的两种史著，那么其著史的要领就绝非互不相干，而是互相贯通、相辅相成。换言之，在治史理念上，在观察史实的视角与要求上，在再现客观历史的方法上，必然有其相通之处。实现对“惯性思维”的超越，我们将通史与断代史编纂二者联系起来考察，能够激发灵感，总结出以下两项有理论价值的命题，以推进新时代的历史编纂工作。

通史的成功撰著有赖于坚实

的断代史研究

通史著作必须依赖对诸多断代做深入的研究，才能讲清楚历史的因果演变，再现历史中珍贵的创造和活跃的生命力。因此，对各个断代做深入的研究是成功的通史撰著的根基。一部通史佳作必定要做到，一要达到上下贯通，能够把握和讲清中国几千年历史演进的大格局、大趋势、大关节。二是研究务必深入，要达到将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主要事件、制度、人物等作具体清晰的记述，并且尽可能生动。

我们可举出被誉为“信史家之极则”（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的《史记》为例证。司马迁《史记》有两大成功。其一，他明确提出并且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非凡目标。《太史公自序》中申明在全书总体上要做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殷本纪》以下各篇本纪的记载，均做到提纲挈领，又通过各篇篇末精彩的议论，揭示出朝代盛衰的原因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如《周本纪》，就被清代学者丁晏称赞为：“煌煌大篇，叙次秩然有条理。”（《史记余论·周本纪》）与本纪相配合，《十二诸侯年表序》等各篇表的序，又精当地概括历史盛衰大势。八书更是通贯记载有史以来各项典章制度。

其二，“通古今之变”又是建立在坚实地对各朝代历史的记述之上，这是《史记》成功的重要奥秘；如果不是这样，对各个时期的历史未达到深刻了解而去写“通史”，那就必然流于空泛，大而化之，这样的著作更谈不上具有特色。以《史记》记载秦的历史的成功经验为例，《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系统记载大事。《秦本纪》详载秦由僻居西方的小国，因历代有作为的君主苦心经营，而成帝业；《秦始皇本纪》则记载秦如何统一六国，深刻地总结秦朝结束六国分立局面的功绩，以及其后因不行仁义而骤亡的历史教训。以此为纲，司马迁又成功地写了多篇人物列传，包括司马穰苴、商君、白起、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蒙恬等，尽力展现有关秦朝多角度、多层面的历史。其中《李斯列传》篇幅最长，内容丰富，司马迁设立此传的目的，即以此与《秦始皇本纪》相配合，完整地写出秦皇朝为何由成功的顶点，经由赵高、秦二世、李斯之手而迅速灭亡。故明儒钟惺中肯地评论说：“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并天下，而于秦亡关目紧要处皆系之《李斯传》。”（《钟伯敬评〈史记〉》）如果将上述司马迁对秦朝历史的翔实记载恰当地加以整合，就能成为一部秦史纲要。司马迁记西汉历史所下功夫犹深，白寿彝先生指出：“《史记》专记汉史者有六十二篇，并记前代及汉代者十一篇。”“《史记》写得最精彩的地方，是在汉史。”（《白寿彝史学论集》，第720页）这些出色的篇章，极具广度和深度地记载了自刘邦立国、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到文景之治、武帝盛世的历史，绘制了有关西汉政治、经济、军事、人物活动、社会情状全方位波澜壮阔的画卷，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记忆。正因为有断代史提供了如此坚实的基础，《史记》这部通史巨著才成为传统史学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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