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二、刘献廷卒年旧说辨正

刘献廷之生卒行迹，主要见于《清史稿》卷484本传[20]、《清史列传》卷70本传[21]、《碑传集》卷130本传[22]、王源《刘处士墓表》、全祖望《刘继庄传》[23]、杨宾《刘继庄传》[24]、王勤堉《刘继庄先生年谱初稿》[25]、尹耕编《刘继庄的生平及其学术概要》[26]、王汉章《刘继庄年谱初稿》[27]、巨来编《刘继庄先生年谱初稿质疑》[28]、向达《记刘继庄》[29]、陈去病《刘继庄先生传》[30]、《清初学者刘献廷的游历与交友》[31]。

刘献廷卒年之说，与其同时清人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杨宾《刘继庄传》所称45岁说；二是王源《刘处士墓表》所称48岁说；三是全祖望《刘继庄传》称48岁后数年不可考说。现笔者就相关文献资料，对三说加以辨正。

一是杨宾45岁说。杨宾《刘继庄传》原文曰：“久之困，乃归吴。忽食饼未半，鼻柱下垂尺余，跏趺而逝。时年四十有五。”[32]然考究刘继庄自作《郴州除夕》诗云：“四十六年成底事，神锥卓尔立春朝。”《广阳杂记》及其至交好友王源所作墓表，均有大量证据可以否定此说，详见于下文辨正王源48岁说与全祖望不可考说所引资料。

二是王源48岁说。目前学界认定刘献廷卒年主要依据为其平生至交好友王源48岁说。王源，字昆绳，一字或庵，直隶宛平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人。少从宁都魏禧游，晚岁师事颜元。50岁以后，云游四方，客死山阳。与刘继庄同为《明史》纂修而相交，被刘目为平生知己，并托付其为自己死后作传：“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其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33]可见二人不是泛泛之交。且王源更述及其亲自促成刘继庄之子为其奔丧之事，数年后又亲自拜祭其墓，故时人及后世学者多以为其说最为可信。王源所作《刘处士墓表》详细记载了刘献廷逝世及后事处理事宜，其文云：“（刘继庄）年四十有八，卒于吴，岁在乙亥七月六日。……死之日，门弟子哀号擗踊不欲生，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闻之，惊痛欲绝，召其子爕于天津，与友人敛金为位哭之，而使爕奔丧于吴。未几，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铭其圹。己卯（笔者注：1699）正月过吴，始一拜其墓。”[34]

三是全祖望等48岁后数年不可考说。清及后世学者，亦有对王源说有异议者。全祖望《刘继庄传》驳刘献廷生年48岁说：“若其谓继庄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又说:“在壬申以后，则其年多矣!盖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35]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载其曾受潘祖荫之托校辑出版《广阳杂记》，亦以全氏疑问为是，但推究为传写之误：“（五月）廿一日晴。校《广阳杂记》，中一则云‘辛亥余年二十三岁，偕顾小谢初游临安，访李虎文，屈指二十六年矣’。此先生自计其年，而合之已49年，全氏之说实不谬。然昆绳与先生同时，又后先生卒，必不当误，乃传写失耳。”[36]可见全氏等虽有疑惑，但并无确证足以完全推翻王源之说。故王欣夫、梁启超等后人持论，多沿袭王源旧说。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庚辛稿》称：“王源《刘处士墓表》谓继庄生于戊子(顺治五年〈1648〉)七月二十六日〈9月13日〉，年四十八，卒于吴。”[37]梁启超、来新夏等学者亦持此说，并渐为定论。

三、刘献廷卒年诗文内证

在对刘献廷的研究中，有关其家世、生卒年等问题，在刘献廷卒后当时便已经异说纷呈，成为研究刘献廷其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自清至今，专门研究或论及刘献廷者，无虑数十家。然而，由于古今学人在史料占有和文字理解上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迄至今日亦只能遵从其好友王源一家回忆之说。笔者翻检刘献廷留存笔记及诗集，有多处内证与该说矛盾，故结合相关文献，对旧有诸说生卒年尤其是卒年再作检讨。

刘献廷自作《广阳杂记》卷1：“予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饮食起居与吴习，亦自忘其为北产矣。丙辰之秋，大病几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以此知汉高之思丰沛，太公之乐新丰，乃人情之至，非诬也。”《广阳诗集》卷上《庚辰元日二首之二》亦有印证：“十九来东吴，潜心事幽讨。”考刘献廷生于顺治五年，若虚岁23岁则此诗当为康熙九年（1670）作，该年为庚戌年。《广阳诗集》“庚辰”应为“庚戌”。对此，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庚辛稿》辨正曰：“‘八千二百日，过去如飘风’，又云‘余年二十三，孩提早闻道’。以生于戊子推之，二十三岁当为庚戌（笔者注：1670），若庚辰则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距继庄之生前十年，盖出于传写之误。”[38]此处记载称19岁南下至今30年，即为49岁，推翻了杨宾45岁说与王源48岁说。虽然“丙辰”纪年颇为可疑，如按作者所述，庚戌年入吴，已寓居吴下30年。丙辰距庚戌年，不过10年而已，显然与此说不合。作者卒年之前干支近似者，有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康熙三十五年（丙子）。考康熙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间，刘献廷入京参明史馆事，编《明史》和《大清一统志》，后虽辞去，亦滞留京师，至康熙三十年始离京，则戊辰年不符。而作者自述生病此年尚在吴地，则当以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为是。同时，《广阳诗集》之《幽居其二》亦有49岁之言：“已分奇怀与世违，谁知四十九年非。”诗证该年作者尚存世。

笔者以为，考究作者“予十九岁去乡”条，如干支纪年为笔误，“丙辰”为“丙子”，则以作者生戊子年计，该年已49岁。全祖望《刘继庄传》曾颇疑48岁说：“若其谓继庄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载曾受潘祖荫之托校辑出版《广阳杂记》，亦以全氏疑问为是，但推究为传写之误：“（五月）廿一日晴。校《广阳杂记》，中一则云‘余年二十三岁，偕顾小谢初游临安，访李虎文，屈指二十六年矣’。此先生自计其年，而合之已四十九年，全氏之说实不谬。然昆绳与先生同时，又后先生卒，必不当误，乃传写失耳。”二人之失，主要为所见有限，未目睹刘献廷逝世及其诗文之故。

综上资料诗集笔记内证，自生年至虚岁19岁，多条线索形成闭环内证，可以证明刘献廷生年无误。而上段所称引卷1所称“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与之前各条线索推导吻合。如此，则下文所称“丙辰之秋，大病几死”便是特别重要的线索。又因“丙辰”当作“丙子”已论证，并有相似例证可做参考，故丙子秋作者尚未殁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考虑古代交通通讯不便，是否为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岁当日邻里亲友见其大病几死，故赶紧托人带讯误传所致？同时，以笔者所见，有关作者生卒年的各种表述，从理论上应以作者自述为最重要依据。岂有作者在自撰笔记、诗文中多次自称49岁尚存于世，而以好友听闻其人病故便以好友所称为准的道理？故笔者冒昧揣测，王源作《墓表》已距刘继庄离世数年，或记年有误，亦不可知。然刘继庄卒应绝非王源所称乙亥七月六日之理，至迟一二年后应较符合逻辑。

参考文献：

[2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

[21]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

[22]钱仪吉纂：《碑传集》，中华书局，1993年。

[23]刘献廷撰，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广阳杂记》。

[24]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编：《清文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25册，第691—693页。

[25]《方志月刊》8卷9—12期，民国24年南京中国人地学会编印。

[26]《齐大月刊》第2卷第2期，民国21年齐鲁大学编印。

[27]稿本，天津图书馆藏。

[28]《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31期，民国25年5月20日。

[29]《方志月刊》第8卷11—12期，民国24年南京中国人地学会编印。

[30]殷安如、刘颍白编：《陈去病诗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下册。

[31]刘仲华：《清初学者刘献廷的游历与交友》，《唐都学刊》2013年第9期。

[32]杨宾：《刘继庄传》，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编：《清文海》，第25册，第693页。

[33]王源：《刘处士墓表》，刘献廷撰，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广阳杂记》，第2页。

[34]王源：《刘处士墓表》，刘献廷撰，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广阳杂记》，第1页。

[35]全祖望：《刘继庄传》，刘献廷撰，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广阳杂记》，第7页。

[36]叶昌炽著，王立民校点:《缘督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397页。

[37]刘献廷：《广阳诗集》，金人瑞：《沉吟楼诗选（附广阳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册，第165页。

[38]刘献廷：《广阳诗集》，金人瑞：《沉吟楼诗选（附广阳诗集）》，第2册，第165页。

（原载《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