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瑞萍

提  要：明末清初学者刘献廷，其学主经世致用，自象维、律历、音韵、山川、水利、财赋、军政、岐黄、释老、戏曲、书法无所不习，于方舆、经史、戏曲等每有独见。故以布衣名动京师及东南，多为大儒所赞，并得邀入京师参修《明史》《大清一统志》等。在方志学上，首倡史志著述纪录经纬等重要概念。因其著述多亡佚，致其卒年在清代即已有争议，后世王欣夫、梁启超、来新夏等人考据多以王源《刘处士墓表》所称康熙三十四年（1695）七月六日卒为准。今翻检其稿颇有矛盾，故就其卒年对旧有诸说再作探讨。

关键词：刘献廷  卒年  学术贡献

明末清初学者刘献廷，因其主张方舆之书宜记经纬度、探究天地之故及音韵学方面诸种创见，被侯仁之称为“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明确赋予地理学以新的内容，指示出进一步发展的新方向”，[1]并被梁启超盛赞“清初有一大学者而其学无传于后者”[2]而得名后世。因其著述虽丰却多亡佚，致其卒年在清代即已有争议、异说纷呈。后世学者虽几乎全部认同王源《刘处士墓表》乙亥（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六日卒说，然笔者翻检刘献廷所著《广阳杂记》《广阳诗集》及其相关墓表、碑传、交游好友文集等文献，该说似与作者诗文内证颇有矛盾。今不揣简陋，略作探讨，以便抛砖引玉求教方家，并廓清前人因循曲解迷雾，便于我们对刘献廷生卒确年的再认知。

一、刘献廷其人概述

刘献廷，字君贤，号继庄，别号广阳子，顺天大兴（今北京）人，祖籍吴中，先祖及父刘矿均为名医。刘献廷，性早慧，喜读书游历。少时展卷每至竞夜不卧，父母禁予膏火，私燃香以继，以此眇一目，又因故折左肱。然性自旷达，博闻多达，抱经济之学而无意仕宦。康熙十三年（1674）至十四年间，吴三桂乱起，隐匿西山，十余载不出，然游历间志在天下，颇留心山川地形诸实务。王源《刘处士墓表》云其为清顺治五年（1648）生：“刘处士，讳献廷，字继庄。别号广阳子。大兴人。生于戊子七月二十六日。……祖□□，父矿，为名医。母张氏、吴氏。相传其先为吴人，曾祖以上俱无考。处士自言如此。”[3]杨宾《刘继庄传》：“继庄者，吴县人也。生于京师，遂为京师人。姓刘氏，名献廷，字君贤。慕庄子之为人，故自号曰继庄。”[4]杨宾《刘继庄传》赞其颇有识见：“吴三桂之乱，有招之者。继庄匿洞西山十余年，然后出。……夫甲寅乙卯之间，继庄能入山不出，要非无识者。”[5]以布衣名动京师海内，与梁溪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康熙二十六年春始，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大清一统志》事。《清史稿》卷506载：“康熙己未，《明史》开局，《历志》为钱塘吴任臣分修，经嘉禾徐善、北平刘献廷、毗陵杨文言，各有增定，最后以属黄宗羲，又以属文鼎，摘其讹误五十余处，以算草、通轨补之，作《明史历志拟稿》一卷。”[6]李塨《王子传》：“三藩平后，竞尚笔墨文学，馆阁徐乾学等招致天下名士，排缵词章，一时如刘继庄以及万斯同、胡渭生、阎若璩辈皆集阙下。”[7]梅文鼎《勿庵历算书记》：“《明史历志》属稿者，简讨钱塘吴志伊，总裁者中丞汤潜庵先生（斌）也。潜庵殇后，史事总属昆山，志稿经嘉禾徐敬可（善）、北平刘继庄（献廷）、昆陵杨道声（文言）诸君子各有增定，最后以属山阴黄梨洲先生（宗羲）。”[8]康熙二十九年（1690），刑部尚书徐乾学、文华殿大学士徐元文因弹劾去官，得旨书局自随，《大清一统志》移局洞庭东山，继庄亦随之离京返吴，与裘琏、王源、姜宸英、胡渭、阎若璩、顾祖禹等先后往参修之。刘坊《万季野先生行状》：“明年(笔者注：1690)，昆山归里，继庄以馆俸之得，抄史馆秘书无算，持归苏之洞庭，将约同志为一代不朽之业。既归吴，不久身殁，其书散失于门人交友处，予与先生扼腕久之。”[9]

刘献廷在音韵学等方面突破时俗，非常注重转益多师，不仅向精通音韵的释者大儒请教，还非常注重对方言和外来语的研究。罗常培赞赏其为：“近三百年来的音韵学家，能够旁考异族语言，比较研究，而想从事于国语统一和方音调查两种运动的，我们当然要首推刘继庄！”[10]钱玄同更是在与语言学家黎锦熙、罗常培的信札中对刘献廷推崇备至，并倡议将刘继庄写作《新韵谱》之年定为“国语运动与方言研究的纪元”[11]。

刘献廷对方舆学多有创见，在方志学史发展历程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第一，刘献廷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工作，并在纂修第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因相关档案散佚、稀见，我们现在难以知晓其在一统志馆中所做的全部工作。但是，根据刘献廷《广阳杂记》中记载：“余在都门为昆山定河南一统志稿，遇古今之沿革迁徙盘错处，每得善长一语，涣然冰释，非此无从问津矣。”[12]可知刘献廷在《大清一统志》第一阶段的纂修工作负责河南一统志统稿。而至该阶段结束时，“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己未……《一统志》第一阶段的纂修工作因徐乾学被弹劾还乡而结束。从前引文陈廷敬《与徐少宗伯论一统志书》可知，在这一阶段，保定府、江西统志稿已经开始纂修。河南一统志稿也已初步完成”[13]。也就是说，第一阶段仅刘献廷负责的河南统志稿全部完成，刘献廷在《大清一统志》该阶段纂修中发挥了主力作用。第二，刘献廷对当时的方志纂修提出批评，并从方志利用的角度对方志编写原则、内容提出开创性意见。他说：“方舆之书所纪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14]他觉得方志一类地理著作，偏于人事方面，对于“经世致用”并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极富创见地主张在方志纂修中开篇就记录经纬，以便探索“天地之故”(地理环境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最终才能切合实用：“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15]章太炎曰：“《读史方舆纪要》之作，继庄周游四方，观察形势，顾景范考索典籍，援古证今，二人联作，乃能成此巨著。此后徐乾学修《一统志》，开馆洞庭山，招继庄纂修。继庄首言郡县宜记经纬度，故《一统志》每府必记北极测地若干度。此事今虽习见，在当时实为创获。”[16]第三，刘献廷著述及思想反映了经世致用学风在清初政治社会生态中的境遇，“会通中西”的治学视野也反映了当时西学东渐对方志纂修，尤其是方舆方面内容编修原则的重要影响，因此，他算得上是研究方志学发展史不可忽视的人物。《现代地理学辞典》称赞其人曰：“特别在地理学方面，认为方舆之书只讲人事是不够的，应当阐述天地之故。他提出了改造方舆之说的系统主张，对一地的经纬度位置、物候变化、地形、气候、水利、物产、方言等重要地理要素在方舆之学中的意义和作用有系统论述，是我国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之一。”[17]

刘献廷治学志趣高远，超越时人，当时即名动朝野，天下闻名。戴名世《蔡瞻岷文集·序》称赞其人其志曰：“余客游四方，与士大夫交游，而求学者于时文之外，求功名于制科之外，颇得数人焉。于浙江则得万君季野，于燕京则得刘君继庄、王君昆绳，于吾同郡则得蔡君瞻岷。”[18]金成栋《题辞》对其博学多闻、述论等身亦颇多钦慕，云：“继庄先生抱经济之学，于时不偶，著书等身。其他无论，即评定《左氏传》诸篇，无微不挟，无隐不窥，吸精洗髓，妙解澜翻，自有左氏以来无此尚论，几成千古缺陷。”[19]惜著述行迹大多不传，学术后继无人，被梁启超称为“谜样的人”。

参考文献：

[1]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序言”，《历史地理学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60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岳麓书社，2010年，第25页。

[3]王源：《刘处士墓表》，刘献廷撰，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57年，第1页。

[4]杨宾：《刘继庄传》，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编：《清文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25册，第691页。

[5]杨宾：《刘继庄传》，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编：《清文海》，第25册，第693页。

[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下册，第2503页。

[7]李塨：《恕谷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2册，第68—69页。

[8]梅文鼎：《勿庵历算书记》，《四库全书》本。

[9]刘坊：《万季野先生行状》，《刘鳌石先生诗文集》卷12，康熙间上杭周维庆鉴翁甫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84册，第707页。

[10]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文字改革出版社编：《刘献廷》，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第20页。

[11]钱玄同：《与黎锦熙、罗常培书》，文字改革出版社编：《刘献廷》，第24页。

[12]刘献廷撰，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广阳杂记》，第197页。

[13]王大文：《文献编纂与“大一统”观念：〈大清一统志〉研究》，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35页。

[14]刘献廷撰，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广阳杂记》，第150页。

[15]刘献廷撰，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广阳杂记》，第150—151页。

[16]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念驰编订：《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下册，第994页。

[17]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8页。

[18]戴名世著，薛恨生标点，何铭校订：《戴南山集·新式标点》卷3，新文化书社，民国22年（1933），第37页。

[19]刘继庄撰，金成栋辑：《左传快评》卷8，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蕉雨闲房刻本。

（待续）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