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记载地理情况的著作,最古的就是《禹贡》和《山海经》。
《禹贡》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尚书》中的一篇,《尚书》是古代的史料汇编,里面所收均为古代帝王的重要政治文件,有可能是当时的史官所作。据古代史籍记载,系孔子所删订。后世的志书,不少是仿自《禹贡》。宋代以前,已经有人主张《禹贡》为史官所著,或是史官“略加删润,叙结成书”的。这与地方志书起源于“史”的说法,也是一致的。
《山海经》,现存十八卷,分为《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该书内容多涉及山川地理,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和《隋书-经籍志》等将其归入地理书的范畴。宋代一些全国区域志编撰者述及修撰缘起,往往提及《山海经》。主张方志为地理书说者,以之于《禹贡》并提为方志渊源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记载地理情况的著作,最古的就是《禹贡》和《山海经》。
《禹贡》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尚书》中的一篇,《尚书》是古代的史料汇编,里面所收均为古代帝王的重要政治文件,有可能是当时的史官所作。据古代史籍记载,系孔子所删订。后世的志书,不少是仿自《禹贡》。宋代以前,已经有人主张《禹贡》为史官所著,或是史官“略加删润,叙结成书”的。这与地方志书起源于“史”的说法,也是一致的。
《山海经》,现存十八卷,分为《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该书内容多涉及山川地理,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和《隋书-经籍志》等将其归入地理书的范畴。宋代一些全国区域志编撰者述及修撰缘起,往往提及《山海经》。主张方志为地理书说者,以之于《禹贡》并提为方志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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