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5期,有詹跃华同志的《续志体裁创新的几点思考》,其中三是《专志采用“文学笔法”记述,提高志书的可读性》,且编后中有“文中提出的‘文学笔法’尚是语焉未详”。笔者读后认为属于共识,特予应和,且语焉较详。
运用文学笔法撰史修志,古代与近代都大有人在:南朝宋诗人谢灵运和文学家刘义庆,唐代文学家后被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和诗人元缜,宋代文学家又是名志《太平寰宇记》作者的乐史和诗人陆游,元代文学家王恽和方回、袁桶等。
明、清两代修志风大盛,与许多文学家、诗人参与不无关系。如明代文学家杨维祯等18人,清代文学家邵潜等10人,诗人施润章等4人,还有著名戏剧家孔尚任,其代表作《桃花扇》,使众多欣赏者无不为之倾倒,却又是三十六卷《平阳府志》主纂,属志界公认之名著。近代几乎人人皆知的柳亚子,不仅有大量诗作,平生还致力于搜集史料,于1932年7月成立的上海通志馆,是他任馆长,主持纂修25编至少250万字的《上海通志》,还有《上海年鉴》。
约在1953年,某位学者提出文学也是“人学”,于今天也可以说志学也是“人学”,即“以人为本”。因为志书所记内容无一不与人息息相关。
鉴于上述理念,笔者认为在不变志体的前提下,依内容之需,适当采用文学笔法是可取的,如下述几种——
一、纪实文学体。用文学笔法写新闻称报告文学,如时为抗美援朝前线记者的魏巍,于1951年4月1日起草,而后发表于《人民日报》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但修志是记往事,应名纪实文学。如记2003年春夏那场抗击非典型性肺炎攻坚战,当时各新闻媒体称医疗工作者为“当代最可爱的人”,就可仿《谁是最可爱的人》开端写法:
在抗击“非典”的每一天,全县(市)的人都被那些事物感动着;每个人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每个人想把“前线”的一切事物,都告诉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但都是最急于告诉当代与未来的人的,是人们目睹的那些令人流泪的场面,这就是:都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那“白衣战士”是当代最可爱的人。
二、诗、词、联体。古希腊学者卢奇安曾言:“诗歌与历史不但各有其特质,而且共有其规律,历史家的气质不能不有一点诗人的风度。历史正如诗歌一样,是需要运用一些高昂脱俗的调子的,但措辞必须有所节制。”可选一些佼佼者记入有关篇章。如歌颂邓小平的:“如今已经属严冬,当无古代卖炭翁。然而已是小康岁,温暖如春靠邓公。”称赞物价基本稳定的:“商品好比天上星,铺满东西南北中。上下高低什么价,神人他也数不清。牛郎织女和北斗,年年月月亮晶晶。”显然,最后一句是指人人必须的生活日用品。又如反映企业改制职工下岗的,恰似“无可奈何花落去”,重新就业则如“似曾相识燕归来”。无疑能较充分反映职工的心情。再如民俗中有“质变俗”,其中的“噪音竞赛”,是指春节期间竞相燃放爆竹,简直是“无边弹屑潇潇下,不尽炮声滚滚来。”
与诗相似的词,各地皆有一些擅撰者,如仿毛泽东“采桑子”《重阳》的:“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颐乐园中白发扬。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门球场内斗志昂。”记“票友”聚会的“西江月”:“这有四大名旦,那有四大须生,文场武场全具备,响彻小区院中。”关于嘲讽公款吃喝风,如“今夜笑谈声骤,满桌剩肴残酒,试问主持人,却道报销依旧。知否知否?应是吏肥民瘦。”(仿宋词“如梦令”)
对联讲求对仗,是诗的一种特殊形式,各地擅长者多之又多。如金融已成为大市场,便有“千户万户户户都是储户,这行那行行行需要银行。”“民乐乐乐乐乐,农行行行行行。”反映企业在改革中不同命运的,如:“冠生园”违法,株连举国月饼市场;“古金陵”遵纪,益彰全城餐饮同行。“北冰洋”变暖由于春来沪市,“火锅城”转寒因为自有内伤。“狗不理”出自“同仁堂”并无药味,“东塘楼”进入“西沽城”更为香甜。“桂发祥”用新法,合合包装皆美;“十八街”引高技,个个麻花更香。
近些年,因为反腐倡廉已是“热门话题”,所以出现多之又多地对联:“处实处事事事处实处,为廉为联联联为廉为。”“贪生腐败腐生贪,廉增正气正增廉。”“年年月月几乎天天有客临宾馆,大大小小基本官官免费解大馋。”“为官清廉廉生威威震天地,执法严明明养德德兴中华。”“昔日郑板桥两袖清风,仍惧他人怀疑;今朝姜瑞峰胸怀坦荡,唯恐群众骂娘。”“居官清廉褒贬自有百姓议,勤政为国俯仰应得百姓心。”“走出机关听听街谈巷议,深入民宅看看衣食住行。”“政绩莫自夸,百姓自有公论;功过任人评,历史从无私心。”“成克杰成巨贪不克己枉称杰,胡长清胡乱行未长久愧名清。”“今朝临热场醉赏八方谀调,尔后进凉间当闻四面楚歌。”“逢新春弦乐乐管乐乐乐乐俱乐,可揪心鼓乐焉能乐;新世纪彼行行此行行行行都行,唯蛀蠹一行定不行。”1997年香港回归,未几日的《人民日报》,有一个版面刊登各地作者应征联。
三、素描写意散文体。无论自觉不自觉,运用这种笔法于修志者多之又多。如居民生活中的旅游:随着改革以来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生活质量也逐渐提高,日子过得好上加好,外出享旅游福份的多之又多,都感到妙之又妙。有许多老年人到北京看看在那工作的子女,当然要随子女去登长城,游十三陵、进颐和园,不由自言自语:“上过万寿山,死了也不冤。”有些人每到“黄金周”便“过过旅游瘾”。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的到过苏州那园林城市,赏那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真是小巧玲珑,别具特色。还到杭州去赏“西湖十景”,目睹那早已倒掉但已重建的雷峰塔,还有灵隐寺、飞来峰、虎跑泉……2005年10月初,听说游西湖已不必买票,便立即到那去住了6天,日后逢人便讲,夜还到梦乡。也有人到过陕西,去拜谒黄帝陵,游过秦始皇陵和咸阳宫,当然也见过华清池,还特到那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藏身的山洞内,不禁警喜交加,但又哀叹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命运。还有些人到过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有位旅游过多次的年逾古稀者,一向好说数来宝,一次在大街上就数起来:别看我胡子已不少,要说旅游学问都知晓。火车飞机都坐过,还有那“面笛”和小面包儿。这老眼越老越享福,样样美味儿都挺好。要说老来福谁给的,就因为邓小平理论水平高。过回子各家出代表,到名山大川游一遭。当然其中还有我,我给大夥当向导。还有居民家庭使用电话的素描:左手是“移动”,右手是“无绳”,正在“三方会谈”,又飞来一只“小灵通”。正忙得不可开交,门口又有对讲声。
改革以来,人们普遍关注也成“热门话题”的又一种现象是环境问题,因为此也属:聊大天“内容,聊来聊去就能说清问题的根源,切中问题的要害,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改革伊始,一批在城市不许容身的化工企业,却纷纷到这方土地落户。论其经济效益,确属万人同肯;论其对环境之破坏,却又是千夫所指。地面常年缺水的这方土地,部分村仅有一洼积水,几乎全是臭水毒水,无苇无鱼,罕闻蛙歌,绝了荷花。属于水的连锁反应,一些地段地表土壤已经坏死,寸草不生……居民们看着电视节目中常有的各地污染状况报道,不禁联想本地与自家而感慨万端:那粮油果菜肉蛋还能吃吗?那本属少有的难治不治之症,近些年发病率这么高,导致大不幸的家庭这么多!
记许多地方频频发生的矿难,也用素描写意散文体。如写矿主,是“他那心肠比采出的煤还黑!”如写地方领导人,是“他讲‘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不是保护地方,而保护那心比煤还黑的矿主给他的好处。”显然这是切中要害,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
四、直观性民谣体。唐代国史纂修官刘知已在其《史通·言语》中有:“童竖之谣,时俗之谚,城者之讴,舆人之诵”等,恰恰反映事物的体质素美,即动态美、意境美、简洁美、结构美、含蓄美、幽默美等。其作用主要是克服套话连篇之弊。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先进文化的前进,这类语言便应时而生。如将改革前的20世纪70年代与近些年进行比较,居民生活水平便有两段“四不论”顺口溜:“不论武大武二郎,穿衣买布一般长;不论干活弱和壮,口粮都是八九两;不论老少多少口,三间小屋就算有;不论出门远和近,有辆‘飞鸽’就算趁。”“不论男女老和少,都有穿戴许多套;不论收入多和少,都能吃好和吃饱;不论走到哪个村,多数住宅大又新;不论道路窄和宽,汽车摩托如梭穿。”
改革伊始,农业为先,即推行“大包干”,仅两三年,不仅解决了全国城乡温饱问题,还出现城市人也羡慕的“万元户”。但不久工商业也大发展,而且收入分配途径多元化,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万元户”不但不再被羡慕,他们自己也在自嘲:“一万是笨蛋,十万刚会干,百万算能人,千万才好汉。”可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而且已进入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于是又有:“少数好汉阔气,多数笨蛋憋气,好汉无度狂气,笨蛋会起杀气。”人们看着电视剧,有的说“这格格儿不如今天那模特儿,今天的阔少远超这太子。”“当年地主不如当今贫农,当今富翁胜过当今总统。”无疑,这都是人们对收入与生活消费水平大有提高,但差距之大又觉不好承受有直观作用的民谣。
凡在变革力度较大,社会相对开放,经济相对发展的阶段,新的矛盾也较突出。在当代,新旧体制虽在新陈代谢,但尚多并存,经济成分结构与管理模式,以及人们的就业途径与物质所得日益多样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当然发生一些摩擦冲突。故有的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在建立之中,社会还未能把各种事物都纳入规范轨道,对一些钻改革空子的失范行为,尚难有效制止。所以,人们在过上总体小康生活同时,心理上又有种种困惑不解,甚至焦虑激愤。但社会也给了人们抒发闲情逸致的自由,于是众多顺口溜广为流传。
如上是能够正视而言,但还要敢于触及。如嘲讽腐败的:“猫和老鼠一条炕,一觉睡到大天亮,又一块进那桑拿浴,天天都有风流事。”“你造假,我装傻,便宜就归咱们俩。他们来查你甭怕,自有我去说句话。”“贪污的都是管钱的,受贿的都是有权的。”“孩子孩子你快长,趁你爸爸当着长。要是你爸爸下了台,你这辈子算白来!”
另外,同样道理,写方志论文属于历史发展变化轨迹的内容,也可用纪实文学笔法。如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状况,就应首先展示历史上不和谐的轨迹,使之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构建和谐社会的步履贯通。如:
回首我国历史,基本没有和谐阶段。春秋时期虽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说,然当时生产力非常低下,物质十分贫乏,实际是户无可存之物,路也无遗可拾。其后数千年中,总是兵荒马乱,灾异频仍,无较长和谐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不是外战就是内斗,还常二者并行。虽原因与其前有本质的不同,但仍无一个和谐岁月。
50年代,外面忙战,里面忙反。中、美、苏三大国在朝鲜半岛较量,西藏平叛、海峡空战、金门炮战。批《武训传》、批胡风集团,反小脚女人、反右、反右倾,里边夹着一个被称“社会主义大民主”但充满“火药味”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60年代初,近3000万人被饿死,紧接着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那三年又十年的内战,红卫兵运动、破四旧、打砸抢、军管、夺权,期间那“文攻武卫”,实际是动了军火的大武斗,使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一块和谐地方。
70年代,是大批判的年代,批陈、批林和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赞秦始皇与吕后、批周公、批邓。期间还有“红色恐怖”氛围中的“全面专政”。天灾与人祸总是形影不离:河南大水灾、唐山大地震,三位开国无勋竟在一年之内先后去世,期间当然有“天安门事件”。但形势骤变,正当10年来一直与和谐对着干的四个人得意洋洋,试图执掌最高权力的时候,却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北京外的一个地方,里三外一被抓起来!然而末几,又出现“两个凡是”,使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希望产生速茫。但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坚持改革的力量与“两个凡是”派的政治摊牌,决定了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和谐的命运,使人萌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力量。
总之,修志在志体不变的前提下,在某些内容的记述上采用文学笔法,正是与时俱进,也正是修志这一先进文化在前进的表现。数年前,已有同仁在所发论文中,提出志书应是资料性、著述性与艺术性三者的统一,可谓恰好结论。
摘自《内蒙古史志》2006年第1期
《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5期,有詹跃华同志的《续志体裁创新的几点思考》,其中三是《专志采用“文学笔法”记述,提高志书的可读性》,且编后中有“文中提出的‘文学笔法’尚是语焉未详”。笔者读后认为属于共识,特予应和,且语焉较详。
运用文学笔法撰史修志,古代与近代都大有人在:南朝宋诗人谢灵运和文学家刘义庆,唐代文学家后被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和诗人元缜,宋代文学家又是名志《太平寰宇记》作者的乐史和诗人陆游,元代文学家王恽和方回、袁桶等。
明、清两代修志风大盛,与许多文学家、诗人参与不无关系。如明代文学家杨维祯等18人,清代文学家邵潜等10人,诗人施润章等4人,还有著名戏剧家孔尚任,其代表作《桃花扇》,使众多欣赏者无不为之倾倒,却又是三十六卷《平阳府志》主纂,属志界公认之名著。近代几乎人人皆知的柳亚子,不仅有大量诗作,平生还致力于搜集史料,于1932年7月成立的上海通志馆,是他任馆长,主持纂修25编至少250万字的《上海通志》,还有《上海年鉴》。
约在1953年,某位学者提出文学也是“人学”,于今天也可以说志学也是“人学”,即“以人为本”。因为志书所记内容无一不与人息息相关。
鉴于上述理念,笔者认为在不变志体的前提下,依内容之需,适当采用文学笔法是可取的,如下述几种——
一、纪实文学体。用文学笔法写新闻称报告文学,如时为抗美援朝前线记者的魏巍,于1951年4月1日起草,而后发表于《人民日报》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但修志是记往事,应名纪实文学。如记2003年春夏那场抗击非典型性肺炎攻坚战,当时各新闻媒体称医疗工作者为“当代最可爱的人”,就可仿《谁是最可爱的人》开端写法:
在抗击“非典”的每一天,全县(市)的人都被那些事物感动着;每个人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每个人想把“前线”的一切事物,都告诉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但都是最急于告诉当代与未来的人的,是人们目睹的那些令人流泪的场面,这就是:都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那“白衣战士”是当代最可爱的人。
二、诗、词、联体。古希腊学者卢奇安曾言:“诗歌与历史不但各有其特质,而且共有其规律,历史家的气质不能不有一点诗人的风度。历史正如诗歌一样,是需要运用一些高昂脱俗的调子的,但措辞必须有所节制。”可选一些佼佼者记入有关篇章。如歌颂邓小平的:“如今已经属严冬,当无古代卖炭翁。然而已是小康岁,温暖如春靠邓公。”称赞物价基本稳定的:“商品好比天上星,铺满东西南北中。上下高低什么价,神人他也数不清。牛郎织女和北斗,年年月月亮晶晶。”显然,最后一句是指人人必须的生活日用品。又如反映企业改制职工下岗的,恰似“无可奈何花落去”,重新就业则如“似曾相识燕归来”。无疑能较充分反映职工的心情。再如民俗中有“质变俗”,其中的“噪音竞赛”,是指春节期间竞相燃放爆竹,简直是“无边弹屑潇潇下,不尽炮声滚滚来。”
与诗相似的词,各地皆有一些擅撰者,如仿毛泽东“采桑子”《重阳》的:“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颐乐园中白发扬。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门球场内斗志昂。”记“票友”聚会的“西江月”:“这有四大名旦,那有四大须生,文场武场全具备,响彻小区院中。”关于嘲讽公款吃喝风,如“今夜笑谈声骤,满桌剩肴残酒,试问主持人,却道报销依旧。知否知否?应是吏肥民瘦。”(仿宋词“如梦令”)
对联讲求对仗,是诗的一种特殊形式,各地擅长者多之又多。如金融已成为大市场,便有“千户万户户户都是储户,这行那行行行需要银行。”“民乐乐乐乐乐,农行行行行行。”反映企业在改革中不同命运的,如:“冠生园”违法,株连举国月饼市场;“古金陵”遵纪,益彰全城餐饮同行。“北冰洋”变暖由于春来沪市,“火锅城”转寒因为自有内伤。“狗不理”出自“同仁堂”并无药味,“东塘楼”进入“西沽城”更为香甜。“桂发祥”用新法,合合包装皆美;“十八街”引高技,个个麻花更香。
近些年,因为反腐倡廉已是“热门话题”,所以出现多之又多地对联:“处实处事事事处实处,为廉为联联联为廉为。”“贪生腐败腐生贪,廉增正气正增廉。”“年年月月几乎天天有客临宾馆,大大小小基本官官免费解大馋。”“为官清廉廉生威威震天地,执法严明明养德德兴中华。”“昔日郑板桥两袖清风,仍惧他人怀疑;今朝姜瑞峰胸怀坦荡,唯恐群众骂娘。”“居官清廉褒贬自有百姓议,勤政为国俯仰应得百姓心。”“走出机关听听街谈巷议,深入民宅看看衣食住行。”“政绩莫自夸,百姓自有公论;功过任人评,历史从无私心。”“成克杰成巨贪不克己枉称杰,胡长清胡乱行未长久愧名清。”“今朝临热场醉赏八方谀调,尔后进凉间当闻四面楚歌。”“逢新春弦乐乐管乐乐乐乐俱乐,可揪心鼓乐焉能乐;新世纪彼行行此行行行行都行,唯蛀蠹一行定不行。”1997年香港回归,未几日的《人民日报》,有一个版面刊登各地作者应征联。
三、素描写意散文体。无论自觉不自觉,运用这种笔法于修志者多之又多。如居民生活中的旅游:随着改革以来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生活质量也逐渐提高,日子过得好上加好,外出享旅游福份的多之又多,都感到妙之又妙。有许多老年人到北京看看在那工作的子女,当然要随子女去登长城,游十三陵、进颐和园,不由自言自语:“上过万寿山,死了也不冤。”有些人每到“黄金周”便“过过旅游瘾”。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的到过苏州那园林城市,赏那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真是小巧玲珑,别具特色。还到杭州去赏“西湖十景”,目睹那早已倒掉但已重建的雷峰塔,还有灵隐寺、飞来峰、虎跑泉……2005年10月初,听说游西湖已不必买票,便立即到那去住了6天,日后逢人便讲,夜还到梦乡。也有人到过陕西,去拜谒黄帝陵,游过秦始皇陵和咸阳宫,当然也见过华清池,还特到那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藏身的山洞内,不禁警喜交加,但又哀叹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命运。还有些人到过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有位旅游过多次的年逾古稀者,一向好说数来宝,一次在大街上就数起来:别看我胡子已不少,要说旅游学问都知晓。火车飞机都坐过,还有那“面笛”和小面包儿。这老眼越老越享福,样样美味儿都挺好。要说老来福谁给的,就因为邓小平理论水平高。过回子各家出代表,到名山大川游一遭。当然其中还有我,我给大夥当向导。还有居民家庭使用电话的素描:左手是“移动”,右手是“无绳”,正在“三方会谈”,又飞来一只“小灵通”。正忙得不可开交,门口又有对讲声。
改革以来,人们普遍关注也成“热门话题”的又一种现象是环境问题,因为此也属:聊大天“内容,聊来聊去就能说清问题的根源,切中问题的要害,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改革伊始,一批在城市不许容身的化工企业,却纷纷到这方土地落户。论其经济效益,确属万人同肯;论其对环境之破坏,却又是千夫所指。地面常年缺水的这方土地,部分村仅有一洼积水,几乎全是臭水毒水,无苇无鱼,罕闻蛙歌,绝了荷花。属于水的连锁反应,一些地段地表土壤已经坏死,寸草不生……居民们看着电视节目中常有的各地污染状况报道,不禁联想本地与自家而感慨万端:那粮油果菜肉蛋还能吃吗?那本属少有的难治不治之症,近些年发病率这么高,导致大不幸的家庭这么多!
记许多地方频频发生的矿难,也用素描写意散文体。如写矿主,是“他那心肠比采出的煤还黑!”如写地方领导人,是“他讲‘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不是保护地方,而保护那心比煤还黑的矿主给他的好处。”显然这是切中要害,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
四、直观性民谣体。唐代国史纂修官刘知已在其《史通·言语》中有:“童竖之谣,时俗之谚,城者之讴,舆人之诵”等,恰恰反映事物的体质素美,即动态美、意境美、简洁美、结构美、含蓄美、幽默美等。其作用主要是克服套话连篇之弊。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先进文化的前进,这类语言便应时而生。如将改革前的20世纪70年代与近些年进行比较,居民生活水平便有两段“四不论”顺口溜:“不论武大武二郎,穿衣买布一般长;不论干活弱和壮,口粮都是八九两;不论老少多少口,三间小屋就算有;不论出门远和近,有辆‘飞鸽’就算趁。”“不论男女老和少,都有穿戴许多套;不论收入多和少,都能吃好和吃饱;不论走到哪个村,多数住宅大又新;不论道路窄和宽,汽车摩托如梭穿。”
改革伊始,农业为先,即推行“大包干”,仅两三年,不仅解决了全国城乡温饱问题,还出现城市人也羡慕的“万元户”。但不久工商业也大发展,而且收入分配途径多元化,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万元户”不但不再被羡慕,他们自己也在自嘲:“一万是笨蛋,十万刚会干,百万算能人,千万才好汉。”可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而且已进入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于是又有:“少数好汉阔气,多数笨蛋憋气,好汉无度狂气,笨蛋会起杀气。”人们看着电视剧,有的说“这格格儿不如今天那模特儿,今天的阔少远超这太子。”“当年地主不如当今贫农,当今富翁胜过当今总统。”无疑,这都是人们对收入与生活消费水平大有提高,但差距之大又觉不好承受有直观作用的民谣。
凡在变革力度较大,社会相对开放,经济相对发展的阶段,新的矛盾也较突出。在当代,新旧体制虽在新陈代谢,但尚多并存,经济成分结构与管理模式,以及人们的就业途径与物质所得日益多样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当然发生一些摩擦冲突。故有的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在建立之中,社会还未能把各种事物都纳入规范轨道,对一些钻改革空子的失范行为,尚难有效制止。所以,人们在过上总体小康生活同时,心理上又有种种困惑不解,甚至焦虑激愤。但社会也给了人们抒发闲情逸致的自由,于是众多顺口溜广为流传。
如上是能够正视而言,但还要敢于触及。如嘲讽腐败的:“猫和老鼠一条炕,一觉睡到大天亮,又一块进那桑拿浴,天天都有风流事。”“你造假,我装傻,便宜就归咱们俩。他们来查你甭怕,自有我去说句话。”“贪污的都是管钱的,受贿的都是有权的。”“孩子孩子你快长,趁你爸爸当着长。要是你爸爸下了台,你这辈子算白来!”
另外,同样道理,写方志论文属于历史发展变化轨迹的内容,也可用纪实文学笔法。如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状况,就应首先展示历史上不和谐的轨迹,使之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构建和谐社会的步履贯通。如:
回首我国历史,基本没有和谐阶段。春秋时期虽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说,然当时生产力非常低下,物质十分贫乏,实际是户无可存之物,路也无遗可拾。其后数千年中,总是兵荒马乱,灾异频仍,无较长和谐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不是外战就是内斗,还常二者并行。虽原因与其前有本质的不同,但仍无一个和谐岁月。
50年代,外面忙战,里面忙反。中、美、苏三大国在朝鲜半岛较量,西藏平叛、海峡空战、金门炮战。批《武训传》、批胡风集团,反小脚女人、反右、反右倾,里边夹着一个被称“社会主义大民主”但充满“火药味”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60年代初,近3000万人被饿死,紧接着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那三年又十年的内战,红卫兵运动、破四旧、打砸抢、军管、夺权,期间那“文攻武卫”,实际是动了军火的大武斗,使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一块和谐地方。
70年代,是大批判的年代,批陈、批林和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赞秦始皇与吕后、批周公、批邓。期间还有“红色恐怖”氛围中的“全面专政”。天灾与人祸总是形影不离:河南大水灾、唐山大地震,三位开国无勋竟在一年之内先后去世,期间当然有“天安门事件”。但形势骤变,正当10年来一直与和谐对着干的四个人得意洋洋,试图执掌最高权力的时候,却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北京外的一个地方,里三外一被抓起来!然而末几,又出现“两个凡是”,使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希望产生速茫。但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坚持改革的力量与“两个凡是”派的政治摊牌,决定了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和谐的命运,使人萌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力量。
总之,修志在志体不变的前提下,在某些内容的记述上采用文学笔法,正是与时俱进,也正是修志这一先进文化在前进的表现。数年前,已有同仁在所发论文中,提出志书应是资料性、著述性与艺术性三者的统一,可谓恰好结论。
摘自《内蒙古史志》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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