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广大修志工作者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条宝贵经验：“边修志，边用志。”所谓的“边修志，边用志”，是指各级修志部门和修志工作者在修志实践中，利用已经掌握的历史、现实资料和取得的修志成果，为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提供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服务的工作方法。在新编地方志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并逐步向新层次发展的关键时刻，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以使人们对其进一步加深认识，在实践中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取得更大的修志成果。

“边修志，边用志”，为何要用?

“边修志，边用志”，是各级修志部门和修志工作者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为何要用?

一方面，“边修志，边用志”是修志规律的客观要求。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任何一门学问，都要为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服务。修志工种并不例外。如果有了完整的修志理论，而不用它来指导社会实践，那么这种理论就是空中楼阁；整理、编修出来了大量的方志资料和书籍，而不把它推到社会上，那么这些东西再好也没什么用。因而，修志工作就必须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一基本原理。修志规律告诉我们，盛世盛行修志，修志服务盛世。汉武帝时期、唐太宗时期和清康熙乾隆时期，社会相对进步，为修志创造了条件，而大量涌现的志书也为这些时期的封建统治者留下了天下大治的历史记载。当前，国家进入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历史新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修志事业，我们修志工作者为什么不把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历史画卷加以充分描述和展示，为什么不将厚重的修志成果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呢?修好志的同时用好志，既能有力地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又能更好地促进修志事业的前进和发展。

另一方面，“边修志，边用志”是修志部门自身职责的客观要求。众所周知，“资政、存史、教育”，是志书的基本功能，而这几个方面实际都是讲的“用”。在我们国家，修志基本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修志部门也大都隶属于政府机关。作为修志部门，不仅应当把“修志”作为自身的基本职责和要求，而且也应当把“用志”作为自身的基本职责和要求。只修不用，是不全面、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我国修志工作实际情况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各级修志部门和修志工作都正是这样做的。“边修志，边用志”是一条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把握好，不能有任何偏差。当然，拿修志与用志相比，修志是主要的，起支配作用的，没有修志就无所谓用志；但用志却并非被动的，它与修志紧密联系、相辅相成，能更好地为修志服务。作为修志部门和修志工作者，都要清晰地认识修志与用志的关系，认真负责地履行好自身的基本职责和义务。

同时，“边修志，边用志”又是提高修志工作地位，显现修志工作作为的客观要求。江泽民主席曾经说过：“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这句话，既谈到了修志工作的重要性，又谈到了修志工作的艰难性，可谓一语中的。仔细琢磨这句话，会有许多感慨和体会，而最为主要的一点就是修志工作必须显示作为。修志工作不像确定大政方针、振兴地方经济、搞好安全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之类的事，容易见到直接效果，引起人们的关注，它的效益更多地体现在未来和长远。因此，将修志与用志结合起来，提高地位、显现作为，对于修志部门和修志工作者就显得非常重要，也成为解决修志工作“不容易引起重视”问题的最好方法。在修志实践中，不断地运用所取得的成果，服务领导，服务群众，服务社会，服务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边修志，边用志”，何以为用?

“边修志，边用志”，这句话外延广泛、内涵丰富，其要害在于“用”，而用的范围非常之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各级的修志部门和广大修志工作者都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且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服务。搞改革，搞开放，建设现代化强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国情、社情和地情，而古往今来的各级各类志书，正是国情、社情和地情的最好载体。地方志可以提供比较全面、准确和系统的历史、现实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各地人民政府从实际出发搞好规划，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科学决策，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湖北省志·气候志》编辑室提供的三峡河谷的历史气候资料，成为三峡河谷建成全国柑桔生产基地的重要科学依据。安徽省交通厅公路史志编纂室在编写《安徽古代陆路》过程中，对全省古道、古桥、古渡进行全面调查，发现合(肥)浦(口)公路的部分路段偏离古道，里程、弯道和费用都大为增加；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新建312国道合宁段高等级公路时，有关部门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选用古驿道走向的方案，缩短里程30公里，节约投资1．36亿元。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为科学研究和资源开发提供依据。胡乔木同志说过：“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提供科学的资料。”由于地方志是一种官书，所以它记载的内容基本没有什么人为制造的痕迹。可以这样认为，在各种书籍中留下的可供研究的资料，无论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还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志书中最为完整、准确和详细。对于这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理当进行合理的开采、挖掘和利用。北京天文台曾经从众多的古代志书中，摘录出数百万字的天文学资料，编辑成《中国天文资料汇编》一书。四川省温江县根据志书中“南郭温泉”的记述，反复论证，打出川西平原第一井，填补了成都平原没有温泉的空白。黑龙江省鸡东县领导从县志中查到大理石矿的资源记载，从而及时决策开采，一跃成为全国的百强县。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为防止各类自然灾害提供最直接的地情资料。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在与大自然抗争中，历朝历代的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而这些东西绝大部分都在方志书籍中有记载。翻开历史看，水灾、旱灾、蝗灾、地震、台风等方面的记述不胜枚举；当朝政府如何决策，臣民百姓如何抗灾赈灾，志书中都有详尽阐述。通过查阅方志资料，既可以从中总结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又可以借鉴古人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经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淮河水利委员会组织一批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历经10年时间，编纂完成7卷300多万字的《淮河志》，应用大量具体、翔实的文献资料，全面记述淮河的地理状况、河道变迁、自然灾害、治淮方略，以及流域经济和历史文化状况等，不仅存史，而且对淮河的水利建设发挥出重要的借鉴作用。山东省莒县志办发现政府制定的新城规划区，正好坐落在志书中记载的1668年8．6级地震断裂带上，当即向上级报告并被政府采纳，改变了新城规划。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历史，既是人民群众战天斗地、同大自然搏斗的历史，也是人民群众反抗阶级压迫和异族侵略的革命斗争史；特别是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更是一部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全书。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爱国主义情感依然是维系民族自尊心和发展安定团结太好局面的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在历朝历代的大量志书中，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最为丰厚。通过学志用志，无疑能够使人民群众增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袤土地和秀美山河的眷恋热爱之情，增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关切忧患之情，从而甘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统一和繁荣、富强做出应有的贡献。湖北省侨办利用志书年鉴资料，做好侨乡招商引资工作；从台湾回神农架定居的冯万程老先生，购买多本神农架志，赠送给台湾的亲朋好友，介绍大陆变化，为两岸情感交流架桥。武汉市方志办与有关部门协办《孙中山文物图片展》和《可爱的武汉》展览4期，先后有20万人观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志办利用志书，通过翔实的资料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反映了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进步这一历史规律；自治区有20个县市利用志书开展“知我家乡、爱我家乡”等爱国主义地情教育活动。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为发展旅游事业和繁荣文艺创作服务。在各地的志书资料中，大都记载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这些书籍，无意中就成了当地的一张名片；人们可以拿着这张名片，按图索骥，查找有关资料，进行实地考察。明代的徐霞客在30多年时间，10余万公里的旅游生涯中，随身携带志书作为导游之用，写出了60余万字的名著《徐霞客游记》。成都市通过史料考证，确认鹤鸣山为中国道教之源；利用《彭县志》资料，重修龙兴寺金刚宝座舍利塔，为东南亚最高佛塔。山西省灵石县志办挖掘志书资料，协助县委县政府将太原王氏后裔、灵石四大望族之一的王氏家族住宅建筑群(先后建于清康熙到嘉庆年问)进行全面开发和修复，建成中国民居艺术馆，获得巨大效益。湖北省英山县志办在修志中发现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的墓碑和墓地，之后又相继发现其子孙的墓碑和墓地，填补中华文明史的一项空白。这一重大发现，引起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县委、县政府顺势而为，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大成果，使之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难得契机。

以上所谈仅仅是近年来广大修志工作者“边修志，边用志”的主要方面，事实上，各地还有许多修志用志的典型例子。有的地方利用志书资料确定某项工程的方位和地址。如，在汉江下游的王甫洲水利枢纽选址定位过程中，湖北省《老河口市志》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利用志书中记载的资料，解决边界纠纷，消除各种矛盾。如湖北省黄梅县小池口轮渡码头因权属问题与江西省九江市发生纠纷，黄梅县志办及时出据志书中的有关资料，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还有的利用志书资料落实方针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湖北省大悟县有关部门根据县志提供的资料，为部分统战对象落实政策。可以说，由于志书具有官方特色和权威性、可靠性，因而，其成果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行业业，其渗透、影响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边修志，边用志”，如何去用?

“边修志，边用志”，是各级各地修志部门和修志工作者的基本工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用志与修志又有所区别，它不同于修志那样全部由修志部门和修志工作者来完成，而是由修志部门和修志工作者搜集、整理和筛选出资料，提供给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通过他们的努力来发挥作用。因此，能否用、如何用、用多少、用在哪里等，都取决于使用人的意志。作为修志部门和修志人员的基本职能，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供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全面的资料服务，做到了这点，就算是尽到了最大责任。

各级修志部门应当将“边修志，边用志”列入工作计划和日常安排。在制定本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时，全面考虑、统筹安排。不仅仅是做修志工作的计划和安排，而且应当包括用志工作的计划和安排。一年之内要为领导、为群众、为社会各界提供些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等，要心中有数。每年都要组织撰写一些文章，特别是能够给各个方面以启示，对领导形成决策具有借鉴、参考作用的文章。要使修志部门从纯粹的编书、出书圈子中跳出来，从单纯修志的观念中解脱出来，逐步走到边修志、边用志，既重编著成果，又重理论研究成果和用志效果的正确轨道上来。

各级修志部门应当根据社情、地情的发展和需要，编写相关书籍，撰写调研文章，经常提供有关资料。修志为现实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靠的是成果，靠的是多出质量好的志书。有了成果，就会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承认。方志工作者要不断增强为现实服务的意识，不断开拓为现实服务的领域，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滞后服务为超前服务，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要不断地编写工作简报，报道修志动向和成果，提供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在按计划编写好各类志书、年鉴的同时，尽可能多地编写一些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资料书籍和工具书。根据需要，适时编写水灾、旱灾、蝗灾、地震、台风等有关方面的资料和书籍，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抗灾救灾方面的服务。如湖北省、安徽省志办在特大洪涝灾害发生时，即编纂出大量资料书籍，及时为党政军领导指导抗洪抢险斗争提供服务。

各级修志部门应当配合有关方面，开展丰富多彩的用志活动，既教育人民群众，又展示自身形象。举办修志成果展览，将修志成果展现在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面前，不仅使社会各方面人士受到感染和教育，同时也使修志部门的成果得到各方面的肯定和认可，提高自身的地位。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在全国地方志成果展后不久，亦举办全省20年修志成果展，影响广泛，效果明显。武汉铁路分局史志办公室组建企业方志馆，并在馆内开发志书查阅、网络查询、报刊阅览、图书借阅等项服务，受到干部职工欢迎；方志馆还定期为分局领导提供国内外铁路信息，便于领导了解铁路的全面情况，进行重大决策和工作指导。

总之，志书作为“辅治之书”，历来与政权紧密相关。“资政、存史、教育”，是志书的基本功能，而要发挥这些功能，就必须强调一个“用”字。“边修志，边用志”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作为各级各地的修志部门和修志人员，不仅要把“修志”作为主要的职责，也应当把“用志”作为重要工作。只有真正做到了“边修志，边用志”，修志、用志紧密结合，才能摆正修志部门的位置，显现修志部门的作为，提高修志工作者的威望，将修志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摘自《内蒙古史志》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