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及其历史经验

陈艳平

内容提要：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内蒙古中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辟的这一特殊抗日根据地，在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特殊区域局部执政的实践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发展变化过程的浓缩，呈现了党一贯坚持的执政理念。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深入研究和了解党的在不同时期、复杂执政环境下的执政实践，总结执政历史经验，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视角。对新形势下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内蒙古中部，抗战时期这里不仅是党领导下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外族入侵的抗日游击区，还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日本侵略者将大青山地区称为“蒙疆防共隔绝地带”，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正是建立在日本实行伪蒙疆统治的心脏地带；北接蒙古与苏联相通，东南与中共中央所驻的陕甘宁边区相连，西临国民党统治区。在中国共产党最初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之初，日军、伪蒙军、国民党、自卫军或统治、或依仗之前的统治都在这一地区有着各自的优势，就连当地各股土匪也依仗“本土作战”不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放在眼里。抗战过程中，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及其艰苦的环境中，聚合领导抗日力量，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与各种反动势力斗争，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在艰苦曲折的战争过程中，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完成了配合整个中国抗战局势，牵制日军兵力，阻止其西进南下；形成敌后战场，动摇日本的殖民统治，粉碎其“分而治之”的阴谋；保卫陕甘宁边区；打通国际交通线、沟通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系，形成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统一格局等许多重要的战略使命，对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抗战时期 , 党在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复杂的国际、国内、民族、阶级、社会环境中，从政权组织形态、执政理念、施政方式等各方面进行了探索，政权建设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级政权机构，建立和维护根据地内的社会秩序；，通过政权建设实现了在敌后坚持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目标。

一、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抗日政权建设初期的实践

从八路军进入大青山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着手进行政权建设。各级动委会的建立是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抗日政权建设的初期阶段。

1938 年 7 月，第 2 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 简称战动总会 ) 在山西省岢岚组建了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 ( 又称总动委会 ) ，隶属战动总会领导，代行政权职能。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采取统一战线的形式吸收绥察境内各党派、各民族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参加，组建了各级地方战地动员委员会 ( 简称动委会 ) 。各级动委会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广泛动员、组织与武装群众参加抗战。为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为建立抗日政权打下了基础。 1938 年 9 月 21 日，在绥远中部大滩地区建立了武川 3 区动委会。动委会吸收了包括乡邻闾长、有威望的绅商富户、开明地主士绅、农民代表、知识分子、当地驻军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喇嘛代表等各族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经民主选举组成了区动委会，主任郭瀛，龚仁寿、宋克缵、樊宪斌任副主任，下设组织、宣传、分配、武装、总务等部。武 3 区动委会成立后作出两项决定： ( 一 ) 建立各乡村动委会并协助附近各区成立动委会；（二 ) 广泛号召蒙古族同胞参加各级动委会和抗日团体。当时，八路军刚到大青山地区，塞外寒冬已至，区动委会根据部队的急需，数月之内，组织抗日爱国力量征集了一批物资，为八路军初到大青山开展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八路军在大青山地区战争的推进和根据地的发展， 1938 年 10 月，在萨拉齐县巴总窑子村成立了绥西动委会。李维中任主任。当时国民党派往绥远敌占区的督察专员赵励师和张遐民反对成立动委会，双方僵持不下。绥西动委会成立后，接着组建了区乡动委会。 12 月，在武归县的玻璃哈达建立了武归县 8 区动委会，王景堂任主任，李奇任副主任。下设武装部，部长为曹文玉；分配部，部长为郝秀山；总务处，处长为刘永福；区动委会游击队长为任德仲 , 副队长邸旺。在成立区动委会时还特别邀请了国民党武川县政府代表及附近的伪义合乡、义庆乡等乡的乡长参加。国民党武川县县长、“自卫军”第 4 路副总指挥邱明星， 3 路总指挥李正才、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王有功等也参加了成立大会。各方达成协议，划分双方部队征集粮草的范围，不扰害群众，团结抗日。之后，很快建立了 9 个乡动委会，选举产生了乡动委会主任、副主任，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武归县 8 区动委会形成了一个比较健全的抗战动员领导机构，而且初步发挥了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

是年冬，在大青山八路军的游击活动区域各级动委会陆续组建起来。在萨拉齐县 5 区也成立了动委会。下辖武归县、归萨边县、萨武固包边区动委会；在武川大滩一带建立地区性动委会归武陶县动委会及其下属的武 2 区、武 3 区、武 4 区、陶武区、归武区动委会； 1939 年初，在蛮汗山地区首先建立了归凉县动委会，下辖 1 区、 4 区、 5 区动委会，之后建立了绥东动委会，下辖归凉县动委会。各级动委会成立后，依靠蒙汉各族人民群众，广泛开展了各项工作，密切配合部队的游击战争，为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在党的领导下，绥西、绥中、绥南分别成立了地区、县、区 3 级战动总会，代行抗日政权的职能，除了负责部队的物资供给，还领导游击队、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 1939 年 9 月，总动委会改称八路军绥蒙总动委会，王廷弼、武达平先后任主任。

动员、组织武装民众参加抗日斗争是动委会的重要工作。各级动委会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同时，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尽其所能为抗战出力。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大青山地区淳朴的人民群众在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真正为了百姓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就开始纷纷主动参加斗争，并积极向动委会捐献粮食、皮衣和马匹。战动总会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群众有事愿意找战动总会解决，有时发生了民事纠纷，也跑来请战动总会的同志调解。战动总会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 1940 年 10 月李井泉所作的《一年余来的大青山游击战争》中，充分肯定了战动总会的工作。文中指出“察绥边区战地动委会，在领导建立大青山抗日政权与动员群众参加抗战，是起了极大作用。今天动员委员会，已为群众之所热烈拥护领导抗战的组织。动员委员会的同志，完全是同群众打成一片，进行群众工作，建立了各级动员委员会，成为民主的抗日政权参政形式。当着去年的夏季敌进行扫荡时，许多过去绥远省政府派的专员县长都逃跑了，但动员委员会还是坚持自己的工作。为了抗战的利益，为了不消失抗日政权的作用，也不得不接替许多地方行政工作。今天已开始了由上而下，逐步建立游击区抗日政权。这些政权是根据改占区域的特点来建立的。在动员群众参战方面，动员委员会以极大地努力，动员农救、青救，组织了十几个群众抗日游击队，发动群众破坏道路与电线，拆毁土围，封锁消息，进行侦查与通讯；在反围攻中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在敌采用并村政策时，发动群众抵抗与隐藏，使游击战争得到军民的密切配合。在减低敌后群众的负担与保证抗日政府与军队的供给方面，动员委员会在游击区域内，采取首先取消并抵抗日本汉奸政府在游击区的一切捐税与压榨，发动群众反抗土匪的掠夺，因为这不只是工农而同时是富户所不能忍受的痛苦。许多村庄被日寇汉奸土匪之扰害，真是十室九空。经过八路军与动员委员会的配合，肃清土匪与汉奸伪政权的敲诈，使民得安生。取消旧时代的许多苛捐杂税，如羊捐、军捐、灯捐等，减低正税与地亩税。政府与军队供给的保证，则按地亩累进征收与集中救国公粮，因为游击区域的特点，不能封锁粮食之出口，只能规定集中一定公粮而外，允许群众出卖。其他物质的动员，主要是依靠在敌完全统治区的乐捐，而不征收于游击区。这是在敌后适合于动员群众，打破敌人封锁，使军队能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政策。这是察绥边区动员委员会的功绩 ^① 。” 据不完全统计， 1941 年仅武川县群众就支援八路军粮食 8 万石，军马 700 余匹，皮大衣 3000 多件，鞋子 1 万多双 ^② 。基本上保证了绥中部队的军需供应。此外，还筹集了大批经费和物资支援晋西北根据地和陕北的党中央。

动委会在大青山游击区组织起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救国团体，如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救国会、蒙民救国会等，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各区动委会还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到 1939 年底，先后成立了 12 个游击队，使群众抗日斗争发展到有组织的武装斗争阶段。动委会还以山区农村为基地，逐步把工作向城镇和平川发展，组织农民、青年学生、教师、铁路工人、爱国商人参加救国会，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到 1939 年底，绥远敌占区已有农救会员 4000 多人，青救会员 75 人，游击队人数已达 650 多人。组织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斗争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向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

①中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档案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 ( 中册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986 年 10 月第一版， 第 126-127 页。

②《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略》编写组：《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2 页。

二、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抗日政权建设的不断发展

根据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和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指示逐步将动委会过渡到抗日民主政权。

1939 年 12 月，在绥西先后建立武（川）归（绥）县、萨（拉齐）固（阳）县、萨（拉齐）托（克托）县县政府； 1940 年初，在绥中成立了归武县、陶林县；在绥南成立了归（绥）凉（城）县县政府。接着成立了绥西、绥中和绥东专员公署。这样，绥远敌占区第一批地区级和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诞生了。

为了进一步推进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1940 年 8 月，绥远敌占区各族各界各党派抗日力量代表会议在绥西武归县小西梁村召开。这次会议也叫绥察人民代表大会议，通称小西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无党派抗日民主人士代表，有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代表，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抗日部队代表，共计 200 余人。这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次重要会议，标志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会议讨论通过了“绥察施政纲领”，成立了“晋绥第 2 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简称绥察行政办事处，大会推选姚喆为办事处主任，杨植霖为副主任，绥察行政办事处隶属晋西北行政公署领导，行使政权职能。会议还批准成立绥西、绥中、绥南 3 个专员公署和萨拉齐、固阳、武归、陶林、归武、托和清、归凉等 9 个县政权和 20 多个区政权。同时正式撤销了动委会和筹委会。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由动委会时期过渡到了抗日民主政权阶段。这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胜利发展和游击根据地建成的重要标志。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 1941 年 4 月 15 日绥察行政公署正式成立，杨植霖任主任，苏谦益任副主任，隶属晋西北行政公署领导。行署内设民政、财政、秘书、建设、教育、蒙政等处。行署下设民政处，苏谦益兼处长；财政处，赵全璧任处长；秘书处，马南风任处长；建设处，马南风兼处长；教育处，曹振之任处长；蒙政处，贾力更任处长。并成立绥察行署党组，苏谦益任书记，杨植霖、马南风、赵全璧、靳崇智为党组成员。绥察行政公署成立并成为正式的抗日民主政府以后，绥察行政办事处即行撤销。 9 月 1 日，绥察行政公署决定在行署增设军事部，于占彪任部长。各专署和县政府设军事科，以加强各级政府对地方武装工作的领导。 1942 年秋天，绥察行政公署随部队撤到晋西北偏关。 1943 年 1 月，绥察行政公署改为塞北行政公署，杨植霖仍任主任。 1945 年 7 月成立绥蒙政府，乌兰夫任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撤销塞北行署。绥察行署下辖绥西、绥中、绥南、绥东游击区 4 个专员公署。 4 个专员公署之下成立了县、区基层抗日政权。绥西专员公署，专员李维中，副专员王建功，下辖武归、武固和萨拉齐 3 个抗日游击县政府。 9 月 8 日，绥西专署和绥察行署合署办公，杨植霖兼任绥西专员公署专员，绥西工作由行署统一领导。 1942 年冬，又成立了萨武固包边区联合县。绥中专员公署下辖武川县、归武县和陶林县，专员程仲一，财政科长成枫涛，建设科长任建斌，教育科长崔曼村，民政科长张希豪。绥南专员公署下辖归凉县、丰凉县、和林县、托和清县，专员杨国兴。绥东游击区专署，专员杨叶澎。这些县、区抗日民主政府在游击战争中随着战争形势改变，机构、人事变动频繁。在大部分相对稳定的县内，设置了区政府。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县、区抗日民主政府是在游击队掩护下的最基层的抗日政权，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绥察行署的法令、条例、训令、办法等都要经过县、区政府在群众中具体实施。绥西专署下辖 3 个抗日游击县政府：武归县，县长王威，民政科长黄天祥，蒙政科长奇峻山， 2 区区长曹文玉， 3 区区长杨茂， 8 区区长郝秀山， 1 区 ( 边山区 ) 区长奇峻山 ( 兼 ) 、高凤来；武固县，县长王璞；萨拉齐县，县长王经雨； 1942 年秋日寇大“扫荡”以后，成立萨武固包边区联合县，包盛标任县长；武固县和萨拉齐县没有分区，由县政府直接在基层开展工作。绥中专署下辖 3 个县政府：武川县，贾靖芜、李康先后任县长， 1 、 2 联区区长高鸿飞，副区长范建国， 3 区区长郭殿俊，副区长靳洪深， 4 区区长郝喜旺；归武县，申璧全、李容玉先后任县长， 1943 年以后肖新书任县长，下设财粮、民运、敌工等股；陶林县，县长宋克缵， 3 区区长李忠义，副区长高鸿淼、程锦山，陶武边区区长杨文江，陶北区区长郭宝山。绥南专署下辖 4 个县政府：归凉县，周怀瑾、王祥 ( 李化南 ) 、原民 ( 袁克宽 ) 、曾则西、宋克缵先后任县长，邸绍仁、程林彬 ( 程怀璧 ) 、武凤歧、赵子勋 ( 段恒 ) 、苏珍先后任 1 区区长，贾英 ( 乔德和 ) 任 2 区区长，郭济民、李思、张追光、田恩民先后任北 4 区区长，朱德美任南 4 区区长，高屏、杜敏、蔡子萍、袁吉平 ( 康杰平 ) 先后任 5 区区长；丰凉县，鲁平任县长；和林县，安正福任县长；托和清县，杜琏、申敬之任县长。

在绥远敌占区，大部分乡村是被武装的日伪势力所控制，并强迫建立了一套伪乡政权。在伪乡政权里甘心为日伪办事，忠于日寇的乡政人员是极少数的。大多数是仇恨日寇的。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乡政权的工作主要是改造敌伪乡公所，使之成为革命的两面派政权。所谓两面政权，就是在绥远敌占区利用日寇的伪乡政权，以合法的形式为抗日出力办事，即明里应付敌人，暗中帮助我方办事的乡政权。因此，绥远敌占区的农村政权工作，主要任务是变日伪乡政权为革命两面派政权，以破坏和削弱日伪的统治。这是绥远敌占区农村乡政权工作的特殊形式。绥察抗日民主政权以强大的生命力与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蒙疆政权相对峙。绥察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军民针对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封锁以及生产贩卖鸦片的“毒化”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反掠夺、反封锁、反“毒化”斗争。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对付敌人的“扫荡”；袭击征税抢粮的日伪军，截获了大批被掠夺的物质；利用适合游击战争形势的革命“两面派政权”，采取各种形式同敌人进行公开合法的经济斗争，有效地削弱了敌人“以战养战”的力量，基本上解决了我党政军的供给问题，为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此外，绥察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还在争取与瓦解伪军伪政权工作、民族工作、群众工作、妇女工作和民政工作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绥察行署颁布实施了《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制定、颁发了 50 多个法令、训令、条例、办法、通令、布告、决定、指示等。 1941 年 10 月 1 日，绥察行政公署公布的《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绥察行政公署告绥察境内各民族书》、《绥察行政公署关于颁布暂行婚姻条例的布告》等一系列重要法令、文件，包含了具体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其中在施政纲领中明确指出了绥察地区抗日政权的性质，提出了政权工作的任务。“亲密团结绥察境内抗日的各党各派各民族各社会阶层，消除民族隔阂，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绥察，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寇，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战 ^① 。” 《绥察行政公署告绥察境内各民族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满蒙政策”和侵略绥察的罪行，明确了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绥察行政公署关于颁布暂行婚姻条例的布告》中宣布实施的婚姻条例共 23 条，首先第 1 条就明确了“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法律上与男子有同等之权利、义务与自由，如承继产业、参加抗日活动与受教育等”。布告中还禁止买卖婚姻及父母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坚持一夫一妻制度。这在当时绥察地区一直处于封建状态的社会生活是个不小的冲击，许多普通妇女由此得知自身权益是有保障的。在这个婚姻条例中有着明显的抗日特点，“双方之一方因当汉奸而被褫夺公权者；结婚后被限制参加抗日工作，或迫令对方投敌者 ^② ；” 可提出离婚或解除婚约。这些政令使得游击区内因日寇入侵造成的状况混乱的社会生活得以规范。

①中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档案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 ( 历史档案部分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986 年 10 月第一版， 第 265 页。

②中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档案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 ( 历史档案部分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986 年 10 月第一版， 第 270 页。

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最困难时期的政权建设

1941 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侵略者越来越感觉到国力、兵源、军备逐渐窘迫。当时日军参谋部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曾有如下回忆：“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 1941 年内缩减到平均 65 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保有 72 万的兵力，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 1941 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有收缩兵力转入持久体势 ^① 。” 由此可见，虽然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这场不义之战陷入了困境，却妄图依靠加大对中国掠夺和进攻的力度，垂死挣扎，扭转局面。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地处日伪“蒙疆防共特殊区域”中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力量渐渐强大，而日本侵略者要对苏联开战，需要将大青山地区作为“基地”和“仓库”来加强其“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② ”。因此，大青山地区首当其冲需要 “彻底肃正治安”。中国共产党在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游击区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大患。 1941 年，日寇开始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和“施政跃进运动”，规模大、时间长的扫荡更加频繁。日寇采取 “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 “囚笼”、“穿梭式”等等方式，出动步、骑、摩托、汽车、飞机立体作战，想彻底摧毁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消灭八路军和各抗日武装。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基于游击战争的政权，所以有着鲜明的特点。尤其是在日寇疯狂扫荡的时期，充分显示出其高度游击性的特点。各级政府的工作一般都是在游击行动中进行的，也被称为马背政权。

事实上 , 这一时期全国的抗日战争也处于困难时期。进入困难时期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不断调整抗日斗争的具体方式。针对大青山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这一时期的实际形势，中共中央确定了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要长期坚持开展灵活机动的抗日游击战争，完成既定的战略任务。

1942 年 8 月 26 日 ，周士第、甘泗淇再次发出“关于坚持绥中、蛮汗山根据地斗争的指示”。电文中再次强调：“在扫荡期间内，无论绥中、蛮汗山，必须有队伍与党政军干部坚持。”并且在指示中明确提出：“为适合游击环境，机关必须最高度的减缩 ^③ 。” 晋绥军区指示：“绥中、绥南根据地必须坚持，但要采取适合游击环境的隐蔽斗争方式；我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机关必须最高度地缩减；在敌人“扫荡”期内，领导机关可转移至雁北右玉西山一带，待机再回原地。”根据上级指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机关、部队开始分散活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几乎每日转移，有时一日转移几次。一转移就是几十里、上百里，游击在日伪军的据点、碉堡、哨所之间。为了防止日伪突然袭击，经常是白天上山隐蔽，夜间下山吃饭、宿营，天亮前再上山。连续几个月枪不离人，马不卸鞍，和衣而睡，抱枪而眠，一有情况，立即出发。群众用民谣形容：“瘦马烂鞍子，大青山里转弯子。八路军赛如神，白天不动黑夜行。不走大路走小路，看着向西走了东。鬼子进山找不见，夹住尾巴往回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始终在大青山坚持着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从当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留下的文献，可以明显发现，他们不但没有退缩，没有向中央要求过多支持，甚至不刻意提及困难，而且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和昂扬斗志，用智慧、勇气和笃定的信念战胜困难，坚持抗日。然而，只是偶尔文件中的只言片语，今人就不难想象他们当年的艰苦状况。在 1943 年 1 月近 4000 字的《绥察行政公署关于绥远行政干部问题总结提纲》中，仅有如下几句是汇报当时困难情况的：“绥西萨县从 1942 年 2 月至 9 月只住过 18 天房子 ( 自己搭的茅庵 ) ， 7 个半月过露营生活。 2 月至 5 月，吃过 2 顿高梁，吃野菜、饿肚子的事是不断的。干部们都无被无褥，今年冬天想每人缝一个羊皮褥子，冬天没发衣服时，我们的县长将棉花毯子缝成简单衣服穿起。但是学习很严格，学习情绪都很高，白天在山头上学习、写字、做笔记，晚间活动工作 ^④ 。”

在极端困难时期，抗日军民采取了分散隐蔽的斗争方式，党政领导也跟随少数精干武装分散活动，为了能使及时上传下达，归凉县委实行了“会哨”制度。即各区随时派人到约定点和有关人员接头，把上级精神带回去，把下面的情况记录下来然后汇总情况，及时上报。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军队从未离开过蒙汉各族人民，他们抱着党领导下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继续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他们广泛传播抗日军队的政治影响，英勇灵活地抗击日伪军，在游击战争中逐步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党组织，在大青山一带保持了一块基本的依托地区，完成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日寇的战略任务。

从战后翻译的日本侵略者的文件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 1941 年‘关东军特别演习’以后，经研究提出了如下设想：‘为了策应关东军的辅助作战，以驻蒙军两个师团及蒙古军 ( 五个师约为 6000 人 ) 确保正面的据点，通过机动防御以达到持久。此时，以一个旅团维持蒙疆地区的治安，根据情况对乌兰巴托方面采取攻势。’该设想已成为 1942 年度的计划。因此，促进了国境警备，情报收集、作战要地的调查等工作，并预定将原来的野战城堡改为钢骨混凝土的永久城堡。但是，由于 5 号作战的准备，大部分工事没有进展。另外，驻蒙军在制订计划时，是以管区内的共军、西部的重庆第八战区军、北部的外蒙古及苏联军作为敌人，并且考虑到阴山山脉以北的广阔的大草原冬季的严寒等特殊地形和气象条件，这些都是制订计划的重要因素 ^⑤ 。” 日寇文件中提到“管区内的敌人”将“共军”放在首位，可见当时大青山地区的抗日力量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①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第 1 版，第 359 页。

②同上

③中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档案馆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95 页。

④中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档案馆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36 页。

⑤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第 1 版，第 320 页。

四、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

党的基层政权建设，是执政党的永恒命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事关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知往鉴今，共产党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局部执政期间，面对异常复杂的客观环境和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了各种矛盾，在抗日游击根据地内，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党组织、政权机构、军队组织和群众团体。期间的政权建设为了适应不同形势的需要，不断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回顾这一时期的政权建设，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进入改革开放矛盾凸显期的当代社会条件下推进党的政权建设，极具意义和价值。

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初建时期，战动总会发挥了很大作用。战地动委会承载着抗日基层政权的基本职能，建立了各级动员委员会，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战争环境中抗日政权的作用，广泛深入开展群众工作，逐渐成为群众热烈拥护领导抗战的组织。这正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执政能力与人民群众认同的关系的体现。动委会在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时的成功实践，说明党和抗日民主政府是人心所向的。党的执政能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可见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党的执政能力和人民群众的认同是互相促进的。执政能力越强，人民群众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人民群众的认同程度越高，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越能顺利地得到贯彻执行。相反，一个执政党的能力低下，距离人民群众的期望越来越远，失去民心就会动摇执政基础。

随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斗争形势的发展，绥远敌占区各族各界各党派抗日力量参加的“小西梁会议”， 正式撤销了动委会，标志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由动委会时期过渡到了抗日民主政权阶段。参加“小西梁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无党派抗日民主人士代表，有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代表，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抗日部队代表。当时大青山地区的人民从没有权选举自己信任的“官”，从未参与管理政府的大事，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包容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与当时国统区一党专制的垄断政治形成鲜明地对照，是破天荒的伟大创举。各级政权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些对于提高政权的号召力，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十分有益。政权人员构成的广泛的代表性，决定了决策能够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不仅调动了“革命阶级”的积极性，而且有效地激发了曾经是“革命对象”阶级的积极性。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表明，为民执政才是政权建设的深厚基础，同时必须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才能获得最广泛的拥护，才能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可以明显看到，党在局部执政实践中，在牢牢把握民主建政，团结抗日的主导思想前提下，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开展政权建设，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环境、关键时刻组织领导各方力量应对民族危机的强大执政能力。

（工作单位 : 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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