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底，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派王若飞、吉合、潘恩普从莫斯科回国。 8月初，王若飞等人在乌兰巴托拜见了共产国际驻外蒙古代表切尔诺莫切克，研究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回国后的工作任务、工作方式，组成了中共西北特委，王若飞任书记(一说特派员) ，吉合任军事部长，潘恩普为委员。9月间，他们分两路回国。王若飞、吉合为一路，由在外蒙古学习的中共党员朱实夫担任交通员，准备经归绥、包头到宁夏；另一路为共产国际驻内蒙古代表奥其洛夫、潘恩普和担任交通员的巴达玛，准备由外蒙古科布多入境，经阿拉善旗定远营到宁夏。10月，王若飞等人回到国内，经归绥来到包头。王若飞化名黄敬斋，以旅蒙商人的身份住在包头泰安客栈，吉合住在中行街绥西宾馆。经朱实夫联络，王若飞、吉合见到了在包头一带开展工作的乌兰夫、李森和云三德胜等人。10月中旬，吉合过黄河联系陕北红军，王若飞在乌兰夫的协助下，亲赴五原一带进行社会调查。1931年11月21日晚，王若飞准备启程前往宁夏会合其他特委人员，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2月他被转押归绥 “绥远第一模范监狱”，在狱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1936年7月转押太原陆军监狱；1937年5月被党组织营救获释。从1931年10月到1936年7月近五年间，王若飞在内蒙古领导和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即便在身陷囹圄后，他仍然利用一切时机条件努力开展革命工作，表现出彻底的革命情怀和崇高的理想追求。

一、归国后立即开展革命

从 1931年10月到11月，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王若飞以包头为中心，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指出内蒙古革命运动的重点和发展方向，具体指导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革命运动。 中共西北特委一行人归国后，取道包头的王若飞等人和中共西蒙工委取得联系。王若飞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要注意抓武装斗争、共产国际关于要注意吸收和培养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的指示。他要求乌兰夫做好民族工作，开展群众运动，发动武装斗争。乌兰夫向王若飞汇报了中共西蒙工委开展工作的情况，得到王若飞的肯定。为了进一步推动绥远地区的斗争，王若飞提出在内蒙古组建党的外围组织 “平民革命党”，乌兰夫对该主张表示赞同。乌兰夫按照王若飞的指示，着手开辟经由百灵庙前往乌兰巴托的国际秘密交通线，担负国内同外蒙古和苏联之间的联络任务。

他们共同研究发动蒙古民族解放运动，部署内蒙古的革命斗争。一是抓武装建设。王若飞对长期以来掩护革命者的土默特旗蒙古族地方武装 “老一团”表示了极大地关注，表达了以“老一团”为基础组建蒙古族革命武装的意向。此后，乌兰夫对军运工作高度重视，派共产党员加入蒙政会保安队，几次前往百灵庙，为抗日武装暴动做了准备工作。二是考察了解民情政向。乌兰夫派李森护送王若飞到后套五原一带，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王若飞召开座谈会，了解绥西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三是组织发动群众斗争。王若飞在包头附近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动抗捐税反锅厘税的斗争。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武装斗争，加强民族工作，他还准备前往宁夏和陕北苏区。四是组建内蒙古平民革命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内蒙民族政纲的精神，王若飞还亲自起草了《内蒙古平民革命党宣言》，指导发动内蒙古的民族解放运动。宣言号召蒙古族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反对重税盘剥等。他们还准备将这些文件付印，由中共地下党员和农会会员在包头街头和广大农村中秘密散发。按照约定，乌兰夫以“陈云章”化名交给王若飞《工作的情形》报告和《告全旗蒙民书》。中共西蒙工委的赵诚、云三德胜、奇新民等积极开展工作，在归绥到包头之间的察素齐、萨拉齐农村和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五原以及“老一团”等地方军队中，建立了内蒙古平民革命党支部。在乌兰夫的安排下，王若飞在包头绥西宾馆以请客为名，与在包头周边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骨干二十余人见了面，调查了解各地工作进展情况，激励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

（二）积极筹划推进内蒙古在内的西北地区革命工作。 迅速恢复和扩大党的组织，将绥远地区的农民运动和民族工作开展起来，并将晋、绥、宁、甘、陕一带的革命力量连成一片，开展土地革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一项重要工作。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西北特委 “以发展并组织西北的革命运动，尤其以民族运动为中心”的指示要求，王若飞、吉合等中共西北特委同志在包头期间，立足内蒙古，放眼西北，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他们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反帝反国民党军阀的总方针下，依照党的民族政策相关原则，发动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西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领导农民进行反帝反国民党军阀和地主的压迫剥削，逐步实行土地革命；以宁夏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逐步建立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并建立与国际联系的路线。按照原定计划，在对西蒙工委和相关工作作出安排布置后，王若飞准备动身前往宁夏，买好了马和路上用的物品。11月21日晚，乌兰夫和王若飞商定第二天上午启程。但不幸的是，启程前一晚王若飞在包头泰安客栈被捕。

在乌兰夫的全力协助和精心安排下，吉合由奇子俊的警卫员奇新民相伴，赴陕北与红 24军联系，到甘肃、宁夏了解情况并打探潘恩普等人的消息。吉合到达宁夏后，和刘志丹的部队接上了关系，等待与王若飞等人会合。不久得知奥其洛夫在阿拉善旗遇难、潘恩普被捕、巴达玛几经周折到达伊克昭盟乌审旗的确切消息。1932年3月，吉合方从宁夏辗转返回包头。

中共西北特委两路人员未及到达宁夏会合计划即被破坏，但特委筹划的革命工作并未止步。返回包头后，吉合获悉王若飞被捕，遂转移到土默川农村，与李森、奇新民等取得联系，并以种牛痘先生的身份在农村活动。不久，曾涌泉奉派参加西北特委，得知王若飞被捕，便留在绥远与吉合等就地开展工作，以卖布、袜等小商品为掩护，活动在土默川一带。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乌兰夫、朱实夫赴张家口与中共河北前委联络，开展军运和发展武装，策动“老一团”等蒙古族地方武装参加同盟军。当德王在百灵庙鼓噪发动蒙古自治运动时，西蒙工委又将工作重点转向开展蒙古民族团结抗日上。

二、入狱后坚持开展革命的工作

从 1931年被捕到1936年转押山西，王若飞人身自由虽然被限制，但他以监狱为战场，以文笔作刀枪，铁窗阻挡不住他继续宣传革命，传播进步思想。

1931年11月21日夜晚，十几个警察、宪兵闯入泰安客栈搜查王若飞。为了保护同志，在万分危急时刻，王若飞将7页写在麻纸上的文件塞进嘴中嚼咽，被宪兵卡住喉管掏出。被审讯时，王若飞严守党的秘密并用8张麻纸列举了蒋介石祸国殃民的14条罪状，吓得敌人心惊肉跳。敌人采用假枪毙的卑劣手法也未能使王若飞屈服。国民党包头当局于12月将其押解至归绥“绥远第一模范监狱”。1934年4月23日，绥远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王若飞有期徒刑十年。

极其艰苦的狱中生活，难以磨灭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王若飞曾在写给亲人的书信中据实相告： “居狱中久，气血渐衰，皮肉虚浮，偶尔擦破，常至溃烂”“人间地狱，信非虚语”。然而，在同一封信里，他谈及狱中心志却是另一番豪情万丈：“以为弟居此环境中，将如何哀伤痛苦，其实不然。一息尚存，终当努力奋斗。现实所受之苦难，早在预计之中，为工作过程所难免，决不值什么伤痛也。”忠贞坚定跃然纸上，斗争决心一目了然。据营救他的同志回忆，监狱档案中曾有记载：黄犯敬斋是个大共产党员，在包头被捕的时候，销毁罪证，拒绝招供；在绥远狱中，傅主席优礼相待，黄犯毫无悔过之心，常常煽动政治犯，高唱国际歌，进行赤化宣传。在长达5年7个月的牢狱生活中，王若飞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词中的庄严承诺，真正做到了“对党忠诚”。

（一）集结进步力量，领导开展狱中斗争。 在狱中，当王若飞得知杨一帆、王建功、苏谦益、杨植霖等都属于 “政治犯”时，便很快用不同方式和他们分别取得了联系。从此，以王若飞为中心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狱中与敌人展开了勇敢的抗争。

积极发动和领导难友们为改善生存条件进行斗争。 “绥远第一模范监狱”实乃人间地狱。狱方完全不顾犯人死活，非人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使犯人有时一月死亡上百人。狱方还有名目繁多的规章，用极其毒辣的刑罚迫害犯人，中共党员杨一帆就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在身染重病、生命重危之际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勉励难友们：天总是要亮的，鸟总是要唱的，日寇逼进华北，国民党出卖河山，拯救中国的重任，全在我们这些人的肩头，请转告同志们，要坚强地度过这最黑暗而又艰难的时期，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曙光中迎着胜利高歌猛进。目睹这一切，为了改善现状，争取生存权，王若飞发动和组织难友们与监狱当局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一面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和抗议，一面设法与外界联系，揭露监狱内的黑暗，争得社会的同情。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难友们的团结抗争下，监狱当局被迫答应改善待遇，提高伙食标准，不随意惩罚犯人。

在斗争中，王若飞还十分注意提高难友们的理论水平与思想觉悟，以适应各种情况下的斗争。他经常分析预测敌人可能采取的卑劣手段，提醒那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要注意隐蔽，尽可能避免与他直接接触，以防加重案情。他说： “你们和我不一样，我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公开地宣扬共产主义；而你们只是嫌疑犯，讲话、行动要慎重些”。他还经常教育那些性情急躁的难友要讲究斗争策略，不可一触即发。王若飞凭借对敌斗争的智慧和经验，有效地保护了一批革命同志。

坚持研究思考，宣传鼓动革命。为了革命事业，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王若飞在狱中坚持写作。在难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他解决了没有笔和墨的困难。他把笔截成香烟的长度，在麻纸、手纸、烟盒上写作，时常警惕狱吏的监视。就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王若飞完成了约 2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中国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大革命是怎样失败的》《五卅惨案的经过》《什么是凯马尔主义》《中共简史》《评阎锡山的物产证券制》《给傅作义的抗日意见书》《周易辩证法》《咸同年间贵州缠回暴动的经过》等文章。另外，他还根据狱中党组织的活动以及党员的要求，结合中国革命的形势，写了一部分短文在狱中传阅，像《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战略意义》《怎样开展红色游击战争》《怎样建立支部》《什么是共产党员的正确态度》等。他常提醒狱中的共产党员要坚定党的立场和共产主义信念，从被捕那一天起，就要准备随时牺牲自己，以视死如归的意志保护组织和同志。这些文章和言论给予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狱中斗争的信心，为他们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若飞曾对苏谦益等人说过，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你们判刑二年半，转瞬之间就会出去的。我手头还有些书，有文学的，也有社会科学的。你们不妨借此机会，多读点书，多学点理论，以备将来有文可行，有武可用。从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苏联拉比托斯的《政治经济学》、法国塔尔海玛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狄慈根的《新唯物主义认识论》、刘大白的《旧诗新话》以及《世界史纲》《纲鉴易知录》等进步书籍被狱中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广为传阅。

启发群众觉悟，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王若飞刚到 “绥远第一模范监狱”时，被作为共产党要犯实行特别管理，甚至连放风晒太阳都不允许。在王若飞的据理力争下，不仅获得了放风的时间，而且有了每月6元钱的生活费。王若飞充分利用晒太阳的机会接触了解难友，对他们的家庭、民族、生活、思想直至他们的罪名等情况都做了深入的了解，让他们了解国民党当局颠倒是非、欺压人民、草菅人命的黑暗统治，鼓励他们同反动派作斗争。他说：我们所在的监狱是整个社会这座大监狱的缩影，认识了这里的各种人，也就认识了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认识了整个社会。他认为这些难友中绝大部分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压迫的人，只要耐心教育和争取他们，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待他们觉醒后就是一股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力量。他经常用仅有的6元生活费以各种渠道给难友们买食品、药物，购买报纸给大家分析时事战局。每当放风时，难友们总要围着听他讲革命的道理。一位叫王书田的青年在狱中做送水杂役，在王若飞的教育引导下成为“政治犯”们的交通员，经常在他们之间传递信息。

王若飞的举动引起了监狱当局的警觉，他们安插犯人与王若飞同住，以便监视和控制。一位叫王三毛的蒙古族青年被恶霸欺负得家破人亡，他变得古怪而冷酷。狱方认为王三毛没有文化、鲁莽而又有很深的民族成见，绝不会被王若飞 “赤化”，把他与王若飞同牢拘禁。在王若飞兄弟般的关怀、教育和帮助下，这位原本纯朴、憨厚的蒙古族青年开始读书了。王若飞用《三民主义》作教材，沙土地为纸，筷子当笔进行“教学”，一年以后，王三毛不仅读完了《三民主义》，而且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经王若飞的谆谆教诲，王三毛终于由一个只懂个人恩仇的青年变成了一名共产党员。王三毛利用在狱中做杂工的机会，秘密为狱中革命者传递信息。出狱后，王三毛参加革命武装，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二）心系国家安危，致书傅作义陈情抗战。 王若飞的才华和胆略，就连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也难掩赏识。傅作义曾请王若飞作过一次长谈，表示只要答应在绥远作事，就可以无条件释放他。王若飞拒绝了。他要求傅作义按照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开放群众运动，反蒋抗日。王若飞为了争取傅作义同情我党主张，曾给他写了许多信。现存中央档案馆的《致绥远傅主席书》，是 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从同监难友处得悉日军进攻山海关的消息后写的，全文长达二万五千字。这封信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中日双方的特点，抗日战争的方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实际上是一篇具有相当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策略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华章。

信中首先针对蒋介石自欺欺人宣扬日本侵略的目标是苏联，企图把战火引向苏联的卖国投降政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而取得之东三省必将企图永久占领，日本从其帝国主义的国策出发，必将继续攻取热河，进窥华北。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坚决抵抗，做好全面对日绝交、宣战的准备。信中针对有人认为日本强、中国弱，对战争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详细地对中日双方的国力作了对比，提出了持久战的作战方针，预告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王若飞在信中希望傅作义站在中华民族革命战争立场上，给他以实际参加战争的机会，让他的热血能洒在这个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或赴前线作战，或赴东三省、热河组织义勇军。语言恳切沉痛，直击国事要害，使傅作义深受感动。之后不久，为了促使傅作义早日站到人民立场上，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王若飞又给傅作义写了封 “论进步”的信。信中明确指出：一个人是否站在人民一边，是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如能发动人民就能胜利，否则就必然失败。我们希望傅作义主席，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和我们共产党人共同奋斗。

对王若飞在内蒙古组织领导开展革命活动，乌兰夫曾给予高度概括： “若飞同志虽然在内蒙古工作的时间很短，但他对内蒙民族工作的开展，对军队工作、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结合，指出了方向，影响是深远的。他对绥远地区党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 中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委员会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贺雪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