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坐落在山水环绕、草木丰美的土默川平原上，背靠大青山，南临大黑河、小黑河。在西南约八十公里处是滔滔滚滚驰名世界的黄河，它从西来，向南去，在这个平原的一角奏着洪流九曲中的塞外一曲，使呼和浩特的山川形势更加壮观。可是在科学技术极其不发达的旧中国，虽然呼和浩特地理环境优越，人民群众却无法利用，往往守着黄河、大黑河、小黑河，还要尝食旱灾的苦果。有时，由于阴雨连绵，造成河水泛滥，使人民群众饱受水患的危害。另外，风灾、雹灾、霜灾、虫灾、疾病、兵荒匪乱加上苛捐杂税等种种天灾人祸，使呼和浩特广大群众熬过了天灾，熬不过人祸，躲过了人祸，又躲不过天灾，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常常处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民国18年呼和浩特的灾荒就反映了这种情景。

据《绥远通志稿》载：民国元年8月，阴雨使黑河水涨出岸，使得沿黑河坐落的24个村庄全部被淹。民国5年的春天，一场大风把白天吹得不见天日，呼和浩特一带村庄里，农具被掀上天，碌碡被刮出几里外，牛、羊群被吹得找不回家，损失不可胜计。民国6年9月，发于东三省的黑死病（鼠疫），经过北京，传入呼和浩特。这种病传染快、发病急，很快从城里蔓延到乡村。到11月仍不下雪，天气冷一阵热一阵，更利于病菌繁殖、扩散。因此，这年年底竟使火车无法运行，呼和浩特的交通一度断绝。这场病灾一直到民国7年3月才熄灭。惨状前所未有，“往往全家仅余幼儿一人，亲友不敢收容，听其冻饿而死。死者尸体纵横，穷乡僻壤，有延至数月，尚未掩埋者”。

民国15年春夏，“全境苦旱，田稼多枯”，同时又出现了战乱。战事在奉系、直系、晋系等军阀组成的军阀联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之间展开。起因是由于南方的国民政府在1926年7月誓师北伐，北方的国民军在遥相呼应，军阀联军怕受到前后夹攻，就在这年8月份倾泻全部力量压迫驻守北京南口一带的国民军。国民军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被迫于8月中旬从南口西撤，十万败军路过呼和浩特，退到包头以西的五原一带。随后，晋军进入呼和浩特，到11月下旬，奉军又取代晋军。这些军队“称兵构衅之时，又复到处搜刮……粮秣供给之烦，车驼征集之众，财务损失之多，为从来所未有”。这年，在旱灾、兵灾的祸害下“遂成饥馑之岁”。

 民国16年，“民以无力备种，春耕大半停辍，夏复大旱，下种之田，秋收无望，又成饥年”。可是绥远都统衙门不仅不体恤民情，反而通过丈地等手段，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3月28日清晨，在中共绥远工委的组织和领导下，几千市民、学生和工人在呼和浩特旧城南的孤魂滩，开“难民大会”，并进行游行示威。这就是呼和浩特历史上有名的“孤魂滩事件”。

 民国17年春夏大风，旱情不减，农田又颗粒无收。“中产已沦为赤贫，能自给者一村百无一二”，“逃亡鬻卖者踵相接焉”。这幅悲惨的画面已经给民国18年罩上了一层阴影。

除了上述灾荒，呼和浩特一带的匪灾也是令人闻而生栗的。民国初年后有号称龙虎五大山的匪首，即：陈得胜（号虎臣）、张耀（号飞龙）、小金子（名金宝山），赵半吊（名青山）、郭秃子（名春山）、徐文标（号松山）、戴海源（号茂山）组成为害。这些土匪，活动规模大。他们攻城破县，杀人放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他们还用“请财神”的办法勒索钱财，导致许多人家家败人亡。小股土匪三五成群，数不胜数，尤其遇上灾年，更是遍地皆匪。这些小股土匪大多昼伏夜出，干些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勾当。《绥远通志稿》就民国十五年的匪患有清楚的记载：“天久未雨，各县大旱，民心惶惶，各处无赖辈，三五成群，持棍行劫，名曰不浪队，明火抢劫，遍地皆是”。到了民国18年，土匪的活动就更频繁猖獗了。

由于民国15年起灾荒连年，有些绥远地方人士不忍做壁上观，组织了群众救济团体。随后，绥远省政府也成立了赈务机构。但是灾情大，灾民多，赈灾物品少，另外有些负责赈灾的官吏贪污中饱，这就使赈灾活动有其名而无其实。民国十八年的灾荒事实更可以告诉我们：在旧中国的灾荒年景里，赈务机构根本解决不了广大人民群众冻饿交并的问题，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主要支柱只能是草根、树皮、逃荒、要饭。

《绥远通志稿》记载，民国18年1月14日上午，“归绥、托克托、清水河各县同时地震，以归属毕克齐镇受灾较重，……附近百里内，摆度甚大，为时约五分钟始止。次日又震，连续二十余次”。这次地震的震中虽然不在呼和浩特，可是已经给呼和浩特带来了不祥的开端。果真，从春天到夏天，顺应了民国十五年以来的气候，滴水未落。农民入地的籽种甚至是“以子易粟”换来的，可长出的苗却因为干旱大部分枯死了。就在农民们感到收获无望时，民国18年8月1日（阴历五月）却意外地“得雨尺余”。农民们赶紧抓住这一时机补种庄稼，又是苗刚长出来，就发起了汪洋大水。结果农民的希望全让大水卷走了。这次大水是呼和浩特历史上两次较大的水灾之一。民国十八年绥远建设厅档案中，归绥县县长张锡馀在绥远建设厅的水灾情况报告中说：“8月1日夜，天降淫雨，彻夜不止，山洪暴涨……”。托县等地向绥远建设厅报告8月2日的水情说：“……平地皆水，民间墙倒屋塌，黑河又暴涨三尺余，一片汪洋，全成泽国”。大雨连下了五日夜，雨大引起山洪暴发、黄河决口，大、小黑河暴涨。因为呼和浩特地势北高南低，山洪暴发，山水就顺着呼和浩特的哈拉沁、红山口、坝口子、乌素图四条洪沟直接冲进呼和浩特。呼和浩特的水灾之大可想而知。

水灾给呼和浩特造成巨大损失。归绥县长张锡馀在发水的第一天，即8月2日，就归绥县政府附近的情况，向绥远建设厅发了份快电：“山洪暴涨，河水澎湃，职府后马维林家被水冲毁正房六间，马棚三间，损失什物甚多。又民人王同锁菜园地七，八亩亦被淹没。上年小西街西口所修大木桥，桥下之柱冲涮欹斜，甲子桥东头全行溃决。职府房屋墙壁坍塌十处”。接着，归绥市公安局长卜兆瑞也向绥远建设厅写来报告，说：“窃查近日以来，阴雨连绵，山水爆发，职局前草桥，钧厅旁甲子桥，均经冲毁……兹复查育婴堂西原有浅河一道，每逢夏雨，山水多并此河下流，因水小势缓，沿岸居民向未蒙受何等损失，此次大雨滂沱，连绵四昼夜，山水洪涛，势甚猛烈，致将西岸居民的田地、树木、房屋先后被水淹没或冲塌……”。大水还把呼和浩特新城东城墙冲毁丈余。呼和浩特南部农村在发水时，由于“归绥南境黑河合流改道，沿岸数十村，举目汪洋，尽入水中，田禾荡空，月余水退，腴田变为砂砾……村民无所栖止，少入城乞食”。呼和浩特西部农村的水灾情况，有当时归绥县西区所属铁帽村村主任杜发，将本村被水祸害的情况向绥远建设厅做了较为详细的汇报，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一斑。杜发的汇报说：“不幸于六月间（阴历），淫雨连绵，洪水爆发，不但将田禾尽为淹没，房屋亦相塌倒。真正福无双至，祸不单来，旱灾已去，水患复来，各处沟水暨黑河水已到，民村举在一处，将旧有之坝全行刮毁，洪水一直进村，无法阻挡，将村内各户住宅十刮九户……”。

水灾刚过去，中秋前后，又连续数日刮起大风，气温骤降，霜冻过早降临，一都分幸免于水的田禾，终于没有躲过风摧霜冻，致使呼和浩特在这年颗粒无收。

11月间，正值天寒地冻，龙虎五大山的魁首陈得胜聚集了五、六百匪徒，在归绥、萨县一带任意抢掠。人民群众本来在天灾之下已经奄奄待毙，又不得不为逃避土匪而在冰天雪地里奔波，结果，“冻毙者极多”。

年底照例是讨债收税的关口，地主讨债自不必说，仅绥远省政府就通过种种苛捐杂税，向无衣无食的人民征收4 254 000千元。这笔钱一没有用来赈济灾民，二没有用来建设城市、发展乡村生产，而是拿出3 992 000千余元用在军费开支上，占整个税收的90%以上。

民国18年呼和浩特的灾荒，一是承继了民国15年以来的旱灾，把呼和浩特的旱情推到高峰；二是旱灾以外还有地震、水灾、风灾、霜灾、匪灾等，一桩接一桩，从年初一直到年底，三是灾情重。立秋前发的大水，毁房毁地，甚至把呼和浩特周围十几个县都变成了一片汪洋，致使全年颗粒无收。因此，民国18年的灾荒是呼和浩特历史上罕见的。     

灾荒期间，呼和浩特的群众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从民国十五年成“饥馑之岁”，乡村饥民有能力有办法的就纷纷往城里跑，这些饥民大多是投亲靠友，后来，灾荒连年，不仅本县饥民，就连外县也往往全村或联合数村进入呼和浩特城内，人多到把街巷都堵塞的地步。绥远赈务会对灾荒以来呼和浩特的灾民人数做了统计：

民国16年，归绥县灾民总数83 127口。

民国17年，归绥县灾民总数104 723口。

民国18年，归绥县灾民总数106 710口。

灾民人数年年有增无减。逃到城里的灾民境况并好不到哪里。呼和浩特城内的奸商不放过任何渔利的机会，他们趁机哄抬粮价，民国17年的粮价已涨到小米斗价三元五、六角，面粉每斤在二角以上（银元计算）。民国18年粮价又涨到小米斗价四元以上，白面每斤三角以上。灾民们别说没钱，就是有点钱，面对这高昂的粮价，也只有望粮兴叹了。灾年里，不仅粮食价高，就连沙蓬草，绵蓬草也贵到每石五元。所以，就是以草为生，对于城市饥民也是非常困难的。既然买不起粮，吃不起草，乞讨为生，又遍地灾民，根本没有要饭的地方。这样，逼得许多灾民不得不鬻妻鬻子，以求生路。因此，民国18年的人贩子就发了财。据《绥远通志稿》载，仅山西的人贩子，半年就“鬻出妇女三千余，男女小孩千余”，使得平绥道上东行的客车，每天都有牵衣顿足的哭声。不是夫妻离散，就是父子相别，令人惨不忍睹。

乡村灾民的生活同样非常艰难。开始，乡民们依靠麻籽、油渣、糠秕度日，渐渐吃完了，就有各村妇女带头，呼儿结伴，千百成群，到原野山谷间，剥柳皮、剜草根，捡食地里一切能充饥的东西，到后来，“煮草为食者人皆誉为上富”。一位家住黄合少的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说：“那年开春，家家就断了粮。我妈领着我到地里挖上年没挖净的山药，那些山药经过一冬一春的雪浸风吹，一个个变得黑紫烂旦。我妈拿个破草帽壳，她拾上点，我就要过来，磕磕山药上的土就吃，饿得真啥也不顾了。我妈一晌午捡了五六帽壳壳，拿回家碾成面面，多对些水熬稀糊糊吃。糊糊熬开了，我着急地揭锅盖，那烂山药熬出来的气味，冲得我呕吐了一阵。家里还没钱买盐，一家人就那么寡吃，反正能填住点肚子就行。熬过了春天，地上长起苦菜、沙蓬，日子还好将就些。可是到了秋天，一场大水把庄稼全给冲了。我们家实在没办法生活，就把我卖了。那年我们村七八岁，十几岁的娃娃多卖出去了。大人们想的是，卖出去总能有口饭，比在家干饿着强”。黄合少的例子还不算特别典型。为了活命，捕麻雀、捉野鼠、割死人身上肉吃的比比皆是，甚至上吊自杀或服毒自杀被视为很平常的事。更不堪设想的是还有人吃人的事情。当时流传着“外甥不敢登舅舅家的门”的顺口溜，意思是外甥到了舅舅家，不是卖掉就会被吃掉，有去无回。

（呼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