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清帝手敕诏书赐名，川陕总督岳钟琪督工营造，地处贺兰山西麓，阿拉善东部边缘。它的建成，对于清朝时期阿拉善地区动荡局势的最终稳定，带动阿拉善地区经济、宗教、文化的起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卫拉特之一的和硕特部首领鄂其尔图被葛尔丹袭杀，其所遗部众统属于和罗理（即后来的阿拉善旗第一代旗王)，和罗理为避葛尔丹，率部众数千户迁移阿拉善。和罗理部初到阿拉善后，因迫于饥寒，对周边其它部落大肆劫掠，使阿拉善及其周边陷于动荡局面。当时的清政府正集中精力镇压长江以南的三藩叛乱势力，对于阿拉善等西套(即河套以西)地区的动乱则只是采取戒备措施，一面命屯兵甘州的张勇“亲莅驱谴”，一面又命葛尔丹“限日收捕”。而此时的葛尔丹与清政府已是貌合神离，他的心思全在图谋进攻喀尔喀上，对于解决西套问题则采取拖延的态度。这样，阿拉善地区在—段时间内就处于清政府无暇顾及，而葛尔丹又无意插手的状态。直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才腾出手来处理西套问题。康熙皇帝在谕旨中晓谕和罗理：“以尔等抢夺毛(茂)明安及三吴(乌)喇沁之故，本宜谴兵征剿，悉行剪灭。但念鄂齐尔图汗，累世进贡，诚恳格恭，特加吟恤，尔等罪扈，尽皆宽宥”。

康熙二十六年(1686年)和罗理奏清归顺，清廷上谕嘉奖，并划贺兰山以西地方为其牧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葛尔丹叛乱，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清战争，这使得清政府进一步解决西套问题的步骤被打乱，刚刚平静下来的西套地区趋势再次发生了变化。原属于和硕特部落的和罗理、罗布藏滚布欲乘机攻打葛尔丹以复前仇，原属准葛尔部的罕都台吉则乘机发动了反清叛乱。清廷派兵镇压，“罕（憨）都惧，随降，昭宥其罪，仍驻牧阿拉善”。而后，和罗理又因劫掠喀尔喀丹津额尔德尼人财物，被参奏，清廷遂决定将西套厄鲁特各部族内迁归化一带。清政府的这一举措，引起了西套厄鲁特部族的恐慌，和罗理等人均不愿内迁，又怕清军讨伐，所以，都叛逃而去。清廷先是派兵追剿，后来又改为招抚，和罗理在穷困已极的情况下，率部众2 000余人再次降清归顺，清廷也不再提内迁之事，仍赐牧阿拉善。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葛尔丹在昭莫多被清军击败，其军事力量基本被清军所灭，因而使清政府得以致力于对阿拉善地区的整顿。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应理藩院的奏请，同意将和罗理所有壮丁编为佐领，另为一扎萨克，但不同意将和罗理部迁出阿拉善地区，明确指出和罗理“授以贝勒，另为一扎萨克，给予信仰，将其属下人等，分编佐领，住贺兰山。”按康熙旨意，清廷于1697年正式设立“阿拉善和硕特旗”，授扎萨克，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自此，阿拉善地区的和罗理等部“名正言顺”地纳入了清政府的统治之下。由—个乱事不断的动荡地区，成为清政府遏制漠北的前哨阵地。以上可以看出，清政府对阿拉善地区(西套)问题解决颇费了一番周折。1677～1697年的30年间，是阿拉善地区最为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清政府消除边患和割据势力的非常时期。清廷对以阿拉善和硕特部为主的西套蒙古部落的策略主要是以安抚为主，剿抚并用。而以和罗理为主的蒙古部落，受准噶尔部葛尔丹的威胁迁入西套地区，一方面乞求清廷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不愿受清政府的过多约束，这一点从和罗理等部的几次归顺而复叛可以证明。清廷对和罗理的一次次宽宥和授爵封地的丰厚待遇使和罗理等部族归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也是清王朝“以夷制夷”策略成功的一个范例。以阿拉善和硕特旗的设立为标志，清政府把准噶尔部东西南三面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利用阿拉善和硕特蒙古与准噶尔部的世仇来打击准噶尔部。

和罗理死后，其子阿宝继位(1709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阿宝率兵随清军征讨准噶尔，在巴里坤驻军六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护送达赖喇嘛入藏，又在西藏坐镇4年。雍正元年(1723年)又赴青海平息叛乱，获胜后，被雍正皇帝晋封为“多罗郡王”，并授权管辖青海诸多部族。阿宝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雍正七年(1731年)1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外率军平叛坐镇，被清廷所重用，势力也逐步强大。但作为一个游牧部族，牧地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雍正二年(1724年)，也就是阿宝赴青海平叛获胜后的第二年，清廷在青海给阿宝另赐牧地，原属的阿拉善旗的牧地被相应收回。但随着部族的扩大，清廷重新划分的牧地日显狭小，雍正九年(1731年)，阿宝未经清廷同意擅自迁牧到“乌兰木伦及额济纳河”等地，被清廷削去郡王，仍将为贝勒，又把其阿拉善地区原有的牧地赐予阿宝。

在阿宝率部回到阿拉善的头一年，也就是雍正八年(1730年)，定远营建成，从岳钟琪撰写的《定远营记》(现藏于阿拉善盟博物馆)可以看出清政府修建定远营的用意所在。“贺兰山北，乃朔方之屏障，沙漠之咽喉也………”  “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七十二处隘口……”，揭示了贺兰山以北地区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而贺兰山后葡萄泉等处，水甘土肥，引导诸泉，亦可耕种，兼山阴挺生松柏，滩中多产红盐……”揭示了山北一带优越的自然条件，  “奉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爰相地形高下，因山而筑，气势轩昂。设武弁，置屯兵，西接平羌，遥通哈密，巴里坤等处，东接威镇，远连三受降城，两狼山之要地，内外联络，边疆安谧，良由圣漠广远，神威远施。”把修建定远的目的，从军事、政治的角度予以了说明。从《定远营记》的内容可以看出，清政府一则是为“险要尽归内地”，二在于“神威远施”，筑城屯兵，还要引泉垦农，可见清政府是要花力气费心思控制、经营阿拉善地区了。值得回味的是，《定远营记》中的这段话“圣心轸念山后(贺兰山后)一带，切近宁城(宁夏)。特移尼洛特(即额鲁特)郡王阿宝部落于西海(青海)，渡厄尔多斯 (即鄂尔多斯)七佐领于河东”，说明清政府把阿宝移居青海另赐牧地，一则为让其“统领青海诸部(青海厄鲁特与阿拉善西套厄鲁特同出一族)，二则是为清空阿拉善地区各游牧部落，《定远营记》中专门提到的“别命臣通智暨光禄卿臣史在甲督理工务，修浚惠农、昌润两渠，建设新渠，宝丰两县，安插两万于户，耕凿通野”一般，修水利，迁入垦田也未可知。然而，阿宝的擅自迁牧，势必会给边疆地区带来新的不安定的隐患，清政府为防不测，不得不重新考虑阿宝部族的安置问题。

据史载，清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将阿拉善地区再次赐予阿宝为其牧地，同时，念阿宝军功显著，将刚刚建成一年的定远营赐予阿宝居住。这一点很值得推敲。清廷一方面因为阿宝的擅自迁牧而“议罪削爵”削去其郡王头衔；另一方面，又将定远营赐予阿宝，一赏一罚，其本意还是出于清政府一直实行地对僻远少数民族部族的宽宥和安抚策略。由于阿宝的归牧，作为宁夏边外地的阿拉善地区领属关系也就相应变动。作为军事用途的定远营也就相应失去了“设武弁、置屯兵”的必要。清廷将定远营及阿拉善近19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赐予阿宝，一方面较为妥善地安置了阿宝及其部族，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阿宝所辖的军事力量镇守贺兰山以北地区，从而加强了对漠北地区的进一步控制。更为重要的是促成了以阿拉善和硕特部为主的西套蒙古由游牧向定牧的转变。在此之前，阿拉善和硕特旗虽然设立了30余年，但却没有固定的府衙，也没有成型的旗政机构，整个部族还未脱离逐草而居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终究会被取代，但在时间上存在一个早晚问题。定远营的营建和阿宝的入驻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自阿宝开始，阿拉善历代旗王以定远营为中心，着力于旗政和树立王权，使定远营的规模不断扩大，主要体现为：一是设立了王府。据载，阿拉善王府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整个建筑精工细琢，环境幽雅。具有典型的京式四合院风格。自阿宝之后的阿拉善历代王爷皆居于此。二是设立了札萨克衙门，设置了等级森严的官衔制度和各级行政组织。三是建庙宇、修僧房，加强对旗民的精神控制。定远营内的延福寺(始建于雍正十一年，是阿拉善藏传佛教的发源地)，占地面积近8 000平方米，有大小殿堂10多座，殿宇设计精美，体现了蒙藏汉工匠的精湛技艺。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乾隆皇帝亲书赐匾。内设学塾，最多时僧众达500余人。后来，在旗内多处又陆续修建好多属庙，使得藏传佛教在阿拉善地区一度兴盛起来。

起初的定远营，是旗内王公贵族居住地，普通旗民是没有资格入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定远营，在其四周陆续出现了定居居民，其中，从山东等地迁入的汉族给阿拉善地区带来了早期的农业，山西等地的商贾到定远营从事皮毛买卖，使阿拉善与内地交流日益频繁；另外，一些从事手工劳动的蒙汉匠人也陆续到定远营城外开起了作坊，专门从事各种手工劳动。这些早期的商贸活动促动了阿拉善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外来人口的陆续迁入，对阿拉善和硕特部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清政府营建定远营的初衷与阿拉善和硕特旗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若没有阿拉善和硕特旗的移居青海，就不会有后来的定远营。定远营与阿拉善和硕特旗的历史渊源可谓阴错阳差，阿拉善和硕特旗的迁而复归，是清政府控制漠北局势在策略上的改变，从主观上达到了笼络和抚宥的目的，使阿拉善和硕特旗的上层服顺于其统治，并且成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在客观上平息了阿拉善地区的动荡局面，使阿拉善地区由一个游牧民族的休养生息地向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过渡和转变。

　　　　　　　　　　　　　　　　　（作者：内蒙古阿拉善盟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