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乾隆整饬江南民间陋习的效果及评价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此时，我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晚期。一方面，与封建社会伴生的奢侈、赌博等民间陋俗不断显露并迅速蔓延开来，腐蚀着大清帝国的社会根基；另一方面，清代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存在着僭越封建礼制的行为和现象，这些僭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礼崩乐坏”，折射出人们对封建礼制束缚的反抗。

    虽然乾隆朝一直采用多样的政策来整饬民间陋俗，但由于乾隆自身就是某些社会陋俗的领军人物，因而，他的整顿政策时松时紧，不能整齐划一，更不能慎终如始。这样，封建官僚们就抱定一种观望的态度，对各项整顿政策也没有着力贯彻执行。同时，民间陋俗自身的特点也给乾隆对江南的整饬带来很大的困难。民间陋俗在民间习俗范畴之内，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是经过人们世代的传袭、遵循而逐渐形成的，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是人为力量可以轻易改变的；有些民间陋俗更是封建制度自身难以遏制的弊端，如赌博，迷信等，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存在于封建社会的每一个朝代之中，发展到清代，更是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只要封建制度存在，这些社会陋俗就会存在，是不会脱离封建制度而单独消亡的。

    （一）乾隆朝整饬江南民间陋俗的效果

    1.乾隆对江南民间奢侈之风的整饬收效甚微

　　对于江南地区的奢侈风的整饬，乾隆帝一直采取怀柔政策，他认为如果强行对江南奢华之风进行限制，一时是不能奏效的，即使用法律手段严行禁止，也不是短时可以改观的，只会让胥吏乘机勒索、讹诈。因此，他不主张用法律手段强行禁止，而是以“诚心训谕，渐以岁月，自应边善，而不自知”，[93]认为随时教导并使之潜移默化是整饬江南奢侈风气的最好办法。对于江南地方官吏提出严行整饬江南奢侈之风的种种建议，乾隆均认为迂阔而不可行，只是一味的命地方官员勤加劝导，化民成俗。

　　清代的奢侈风气积弊已深，不是仅凭地方官员的劝谕就可以返奢还淳的，同时，乾隆本人的生活也是极尽奢侈。他在位期间，曾大规模修缮了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花费甚巨，又先后六次下江南，名为体察民情，实为游山玩水，他南巡所过州县的地方官、商贾、百姓为了取悦于他，都煞费苦心，极尽铺张之能事。在乾隆帝第五次南巡时，江南人于岸上摆放大桃一枚，“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94]扬州的盐商为了向乾隆献媚，更是争炫奇巧，当乾隆帝巡幸扬州时，盐商提前数月在扬州北城外择荒地数百亩，仿杭州之西湖风景，建筑亭台园榭，以供御览。为填补其中缺少一池的缺憾，两淮八大盐商之一的汪太太，“独出数万金，夜集工匠，赶造三仙池一方。池夜成而翌日驾至，高宗大赞赏，赐珍物”。[95]乾隆六次南巡，给江南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他自身生活方式的极尽奢侈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对江南奢侈之风整饬手段无力。可以说，乾隆整饬江南奢侈之风的重点在下不在上，也就是在于整饬平民中的奢侈之风，而非官僚贵族和富室的奢侈之风，其目的只是要平民遵守封建礼制，回归淳朴，安心作封建礼制束缚下的顺民。由于乾隆整饬江南奢侈之风的原意并不是要肃清全社会的奢侈之风，而只是想整顿平民百姓的奢侈生活，基于这种原因，他的整饬政策不能做到整齐划一，难以上下一致贯通。

　　江南在乾隆之后的几朝，奢侈之风依旧，甚至超过了乾隆时期。道光、同治年间，随着欧洲文化的传入，江南的服饰更加奢华和求新求变，当时上海的男子“衣尚宽博，眼镜咸用墨晶，袴襱镶黑缎数重”。[96]光绪朝时，江南社会风俗更为奢侈，“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乃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97]不仅富室、官僚家的纨绔子弟如此，商贾、平民也争相效仿，竞相奢靡。一些下等的贫民也流入奢侈，“其下等社会之人，类皆身无完衣，而饮酒食肉口衔卷烟者，相望于道……近乡农民，辄以所种蔬菜售之租界，所入较丰，亦染奢靡之习”。[98]江南的丧葬、嫁娶仍尚奢靡，“婚嫁丧葬，专尚外观”。[99]从道光、同治、光绪等朝江南社会的奢侈之风日甚一日可以看出，乾隆朝对江南奢侈之风的整饬效果甚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乾隆本人的奢侈习气导致他对奢侈陋俗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影响了他在整饬江南奢侈之风时的出发点和政策，使其整饬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是我国的封建社会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至清代的康乾盛世之后，颓势难挽，奢侈之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封建礼制的冲击和反抗，是封建制度衰微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它将随着封建制度的日渐衰亡而日显猖獗，不是可以简单改变的。江南乃至全国奢靡之风的一发不可收拾，与清代乾隆中衰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2.乾隆整饬江南民间迷信和秘密教门的效果

　　乾隆在对江南民间迷信的整饬上所采取的手段是多样的。对于民间普通的鬼神迷信，他主张使用劝谕的怀柔政策，通过地方官吏的诚心训导，使百姓迷途知返；而对于有“悖逆”性质的“邪教”则是残酷镇压，决不留情。但江南人对鬼神敬畏甚深，地方官员的劝导并没能取得乾隆预期的效果，终其整个乾隆朝至清末，江南民间崇信鬼神的陋俗一直存在，并有日渐加深的趋势。降及光绪年间，江南人对信鬼的崇信比乾隆年间有过之而无不及，“崇祠所祠者，浮屠、老子之属，列屋树墉”，[100]民间私建祠庙颇多，“计百里之地，荒涂孤村，祠庙必村，诵夜暯壤相错，而声闻者，盖半于居人之墟”。[101]每逢神诞，仍要大规模的迎神赛会，规模之大，几乎“易人世于幽冥”。乾隆时江南人葬信风水的陋俗至同治年间依然如故，为寻风水宝地不惜花费巨资，“尝有求一山而奔驰终岁，购一地而破产中人，寻龙指穴，锢惑若狂，贤智者在所不免”。[102]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看出乾隆朝对江南民间迷信的整饬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以至于在其后的几朝，江南地区崇鬼信神的陋俗依然如故，甚至超过乾隆朝。究其原因，主要是民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民俗文化与民众结合，根基深厚，即便是采用暴力破除，也只是暂时的销声匿迹，时局一变，不论良俗、陋俗都会出现反弹。这可由举世皆知的“文革破四旧”佐证。

　　虽然乾隆一再加强对秘密教门的惩治力度，但秘密教门并没有因他的疯狂镇压而消亡，它们改变了活动方式，或是转为地下活动，或是更换教名，并不断有新的教门出现，而且这些秘密教门的反抗意识也随着清廷的镇压而日益增强。从乾隆后期开始，不仅在江南，全国各地都不断有秘密教门的暴动。嘉庆二十年（1815年），活跃于安徽、江苏、江西等省的收圆教在方荣升的领导下，计划暴动，最终以失败告终；道光年间，则有活跃于川陕一带的斋教，后又称金丹教，不断以武装起义的方式反抗清政府的压迫。嘉道年间秘密教门的频繁活动反映了乾隆年间对江南乃至全国的秘密教门的镇压、惩治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由于地方官吏在稽查、整治秘密教门时，为了自己的升迁往往乘机勒索，反而加剧了清政府与秘密教门的冲突，致使秘密教门在乾隆以后的几朝发展势头更为猛烈，达到一发而难以收拾的地步。

　　3.乾隆整饬江南赌博之风所取得的成效

　　清前期禁赌措施严苛，立法周密，取得了一定成效，至乾隆朝中期，大清帝国开始由盛而衰，世俗江河日下，清政府整饬民间陋俗的各项措施无力，使得各种民间陋俗发展猖獗，难于遏制。在这样的大形势下，乾隆在江南的禁赌并未能取得很好的成效，清代江南的赌博之风随着封建社会的颓败之势而日显猖獗。江南人在原有赌博基础之上，又创出许多新的赌博方式，最有代表性的是麻将。据今人杨萌深据理推测，麻将这种赌博方式大约始创于道光或咸丰年间，最先出现在太平军中。据徐珂的《清稗类钞·赌博类》记载：麻将“始于浙之宁波，其后不胫而走，遂遍南北”。麻将出现后，不仅风靡于江南，全国各地都盛行一时。还有从西洋传入的博戏形式———扑克，由于江南地区通商口岸较多，扑克最早也是为江南人所接受。开始时这种新的赌博方式只在达官贵人间流行，至宣统年间，因其赌博形式简便易行，民间也流行起来。自乾隆中后期起，赌博之风吹遍江南各地，尤为甚者，江南的地方军队中也公然聚赌。嘉庆时，一些军官竟开局设赌，甚至有营兵因赌博而持刀杀人，这使嘉庆帝深感忧虑，他感慨军营士气的日渐低下，竟有不孝者，“设局聚赌，稍有睚眦，即逞忿持刀相向，以至将国家养赡衣食之资，尽成荡废”，[103]足见当时江南赌博陋习之猖獗和皇帝对于禁赌的无能为力。

　　4.乾隆对江南游惰之风的整饬效果

    乾隆对江南的游惰之风的整饬依然以劝谕为主，着令江南地方各级官吏着力对所管辖区域的游惰之民进行劝导，使其回归到务本的正常生活轨道上，不要终日游荡，无所事事，成为闾阎之虫。但乾隆的劝谕没有收到很大成效，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江南地处南方，四季如春，自然风光秀美，每到不同的节气，则有不同名目的游玩活动，如正月“行春”，六月赏荷花，九月登高等等；其次，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商品经济大大发展，尤其在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最为发达，在经济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很自然的就会追求一些休闲娱乐活动，从而放松一下身心以缓解多年劳作之苦；最后一点是乾隆自身的原因，乾隆本身喜爱游览，在位期间曾六次下江南，名为体察民情，但游山玩水的成分较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于他自身的原因，乾隆对江南民间的游风整饬比较放纵，只是着令地方官吏勤加劝导，并未严令禁止。基于以上几点原因，乾隆对江南游惰之风的整饬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直至清末光绪年间，江南的游惰之风更为盛行，“自豪宗以及贱隶，靡不日游于茶坊、酒航间，挟倡优，纵博弈，罗山列海，醉月歌花。”[104]这些游惰之人终日流连于茶坊、酒肆、妓院、梨园和赌场，挥霍金钱，不务本业。还有一些纨绔子弟，“目不知书，乃盛其供具，遨游山水，以效士人放达之风”，[105]古来封建社会条件下，注重力农，士农工商各务本业，乡居地著，俗尚节俭，勤劳务实，游冶者却与此种传统社会风气格格不入，无怪当时的世人评价他们这种行为是“沐猴而冠”，足见当时世人对游惰之人的不齿和痛恨。

    （二）对乾隆整饬江南民间陋习的评价

    封建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礼制紧密结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遗余力的制定、奉行着烦琐的封建礼制，并以此来控制社会生活。这些封建礼制严格的规范着百姓的衣食住行、嫁娶丧葬、人际交往和精神生活。到了封建社会末期———明清时期，这些封建礼制逐渐被打破，尤其是在江南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多有越礼僭制的行为,这主要是江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使越礼僭制成为可能。这些越礼僭制的行为严重冲击着封建礼制，被统治者视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而加以限制。

　　乾隆时所整饬的江南民间陋俗主要有奢侈之风、鬼神迷信、赌博以及游惰之风。鉴于这几种社会陋习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不同，乾隆帝所采取的整饬办法也不尽相同。

　　对于江南地区违背了封建礼制的奢侈之风、封建鬼神迷信和不事本业的游惰之风，虽然乾隆在其谕旨和他在位期间编修的《大清通礼》中一再三令五申地强调要严行禁止，要使江南民归本位，但事实上，他对于这些民间陋习的整饬政策一直十分宽松，始终采取以地方官吏劝导为主的整饬办法，并未使用过严苛的手段。对于江南民间用度的奢侈习气，乾隆出于维护封建礼制的目的，曾多次晓谕地方官吏要劝导，使之回归淳朴，但在实际上，他并不反对这种习气，尤其是富室的奢侈行为，这不仅是因他本人喜爱奢侈的生活，主要是他认为江南的奢侈风气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所致，不须严令禁止，“地方有富民遇冥祭等事，即用度较丰，小民亦淂资，其余沥以事生养必令美越之俗，如果华侈太甚，地方有司自应随时教导，使之潜移默化。”[106]封建迷信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乾隆作为封建统治者也不能免俗，尽管他下谕旨开释江南百姓对鬼神的敬锢，而事实上，作为天子、帝王，他崇天、崇地、崇神是自然的事。他对所谓正统的宗教也极为崇信，象历代封建王朝的帝王一样，他需要借天命来统治，需要神灵庇佑，也需要佛教、道教等宗教来维护其封建政权的统治。他所饬禁的是民间有违礼制的一些怪力乱神的迷信和祭祀，对那些借鬼神崇信为名的秘密教门更为用心刻忌，因为秘密教门多数是以反抗清政府的统治为目的，为清统治者所痛恨，因此，乾隆对秘密教门的镇压是毫不留情的。

　　赌博是一种为人们深恶痛绝的社会陋习，在乾隆时，赌博之风不仅盛行于江南，而且风靡全国。因赌博引起的打架、杀人等社会流弊日益严重，危害大清帝国的统治秩序，使统治者将其归为民间恶习之源头，采用律例结合的严厉手段严行饬禁。禁赌不止乾隆一朝出现，历朝历代对于赌博都有不同程度和规模的禁止，只是乾隆时期江南赌风过于猖獗，禁赌的规模也较大。尽管乾隆运用了较为严苛的手段饬禁江南赌风，但在大清整体的颓势下，他无法清除颓势下日渐猖獗的民间恶习，所以，江南的赌风并没有在他的饬禁下销声匿迹，反而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

　　乾隆在江南整饬的游惰之风包括两中不同性质的游惰，一种是以观光风景为目的旅游，一种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游惰。但乾隆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游惰混淆在一起，统一整饬，足见他整饬所谓的江南民间陋俗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看待和划分民间习俗的。他不仅将正当的旅游等同于游惰，即便是土地贫瘠地区百姓为了讨生活而外出卖艺也被视为游惰，这样也就注定了他整饬游惰的无效或失败。

　　四、余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乾隆所要整饬的江南民间陋俗是违反封建礼制和危害到其统治秩序的社会习俗，其中有些习俗在今天看来并非是社会陋俗。乾隆期望通过对这些僭越封建礼制的民间陋俗的整饬，使江南百姓乃至全国百姓都回归本位，安于所谓的本分，当其封建帝国中的顺民。但自乾隆中期，大清帝国已经开始了其衰败的历程，封建专制朝政的败落导致社会控制的削弱，此时的乾隆在大趋势的影响下，不得不放松了传统礼法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对各种社会陋俗的整饬也于有意或无意间有所放松，使得这些民间陋俗在清代盛极而衰的过程中发展、漫涣，而清政府政治上的日益腐朽又促进了这些民间陋俗日渐猖獗。

　　乾隆中期是清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江南民间陋俗象退潮中的浪花一样反映了当时社会统治的中衰。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民间陋俗历代皆有，在所谓盛世、治世时更有异样的表现，如“文景之治”、“太康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徽宗之世”、“万历之世”，皆无例外。而乾隆身处康乾盛世的转折之时，见微知著，力图消除社会风俗中的弊端，对民间陋俗有所整饬，其用心是良苦的。但醉心于“十全武功”的乾隆，置身社会发展的矛盾中，他的精明是有限的，整饬的措施更是有限的，因为正是他在位时期引发并加剧了清代的政治腐败。说道奢侈，他本人就是奢侈的带头人，只不过有礼制的维护、皇权灵光的庇护，不与民间陋俗划等号而已。清代皇帝自乾隆起，放肆地追求生活上的淫乐。乾隆自诩“以躬行节俭为天下先”，[107]但实际上，他却是个奢侈、酷爱游玩的皇帝。他借口巡视河工，先后六次到南方游玩，地方官争先恐后地为他营造行宫，供应食品和贡献礼物，如两江总督尹继善因为接待有“功”，而留任高位四次，如此奢华的接待费用都是搜刮于民间的。他以大讲排场、酷爱宝玩而著称于史。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了典礼时奏乐，造金编钟一套，16件，共重13500多两黄金，折合当时米价，可买二千多万斤大米，可供5万人吃一年。有这样的皇帝，也就有与其习气相投的臣下，乾隆的宠臣和珅与福康安在生活上都是极为奢华的，不少臣下口口声声要匡正民俗、限制奢侈，这不过是给自己盖上遮羞布，玩贼喊捉贼地把戏，事实是皇帝淫乐，臣下也淫乐，而他们的淫乐似乎都有礼制等级的保护。

　　尽管如此说，笔者也还要强调指出，当时乾隆对江南民间陋俗整饬还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他对陋俗的某些看法，对陋俗整饬的某些措施，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教化工作也有启发、借鉴意义，就这一点而言，乾隆也是一个有思想见地、颇想作为的皇帝。他风流务实，有度有筹，是促成康乾盛世功业有所作为的精明帝王。加之民俗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具有社会性、时代性、地方性、群众性，更具有传统文化中的深层次性。发扬良俗，改变陋俗在任何时代都是极为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因势利导。乾隆帝为做到这一点，坚持以“诚心训谕，渐以岁月，自应边善，而不自知”的方式整饬江南民间陋习，乃至全国的民俗，可以说，其想法虽近于理想化，但其指导思想的立足点是对的，因为“善化”总比“暴力制裁”要好，尤其是对事涉千万民众的民俗。

　　注释：

　　[93]《大清十朝圣训·清高宗圣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卷二百六十一，乾隆元年六月。

　　[94]徐珂，《清稗类钞·巡幸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册。

　　[95]徐珂，《清稗类钞·豪奢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册。

　　[96]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册。

　　[97]（清）梁悦著，莫祥之修，季念治、沈鍠纂，（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十六卷?疆域志?风气》，清光绪元年（1875年）修，稿本，卷一。

　　[98][99]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册。

　　[100][101]（清）梁悦著，莫祥之修，季念治、沈鍠纂，（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十六卷?疆域志?风气》，清光绪元年（1875年）修，稿本，卷一。

　　[102]（清）佚名编，《江苏省例》，刻本，江苏书局印制，同治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103]《清仁宗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二二四，嘉庆十三年。

　　[104][105]（清）梁悦著，莫祥之修，季念治、沈鍠纂，（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十六卷?疆域志?风气》，清光绪元年（1875年）修，稿本，卷一。

　　[106]《清雍正至乾隆年条奏》，清雍正十三年至乾隆57年上谕及奏奉，乾隆十六年，第11册。

　　[107]王先谦，《东华录》，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乾隆四十五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月。

                       （作者：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