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
人类的迁徙是人们生活、繁衍的必然选择,是社会、经济、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的集中表现。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曾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活动,这就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人类发展到21世纪,这三次大的人类迁徙活动经过近三代人以上的历史沉淀,又比较集中地进入了史学家和文化人的视野。人们从怀旧、寻根、挖掘整理史实、文学艺术创作等不同角度纷纷反映这段历史。于是,在2008年,电视剧《闯关东》首先登场,使国人眼球为之一亮,这段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题材形成了强大的轰动效应。紧接着,到了2009年,开年大戏《走西口》在央视最黄金时段热播,又从新的角度重温了这段历史。下南洋题材前几年有过反映,据悉现在已经有人着手拍摄。
笔者是一位走西口者的后裔,即西口外人,曾从祖辈们口濡相传中知晓了不少走西口的故事。电视剧《走西口》的播出,更使我因有种种缘分和情结而倍加关注。因《走西口》出品于山西省,近一个时期,山西人品评《走西口》者居多,又确有诸多真知灼见。演出《走西口》,首先形成山西热,可喜可贺。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走西口到达的目的地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经过几代人的生息繁衍,到目前全区约有2400万人口,据有些学者估算,最少有1000万人属于走西口者的后裔,快占到全区总人口的“半壁江山”。因此,走西口者的后裔品评《走西口》更应在情理之中。西口外人看《走西口》,从而形成内蒙古《走西口》热,是“走者”和“住者”的共同心愿。
一看“闯东”和“走西”
闯关东和走西口,是在相近的一个时期内,人们为求生存而采取的两次较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活动。一个朝东,一个向西,背景相似,经历相近,路径相反,从而人们又有“闯东走西”之说。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长达300多年的时间,山东等地因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约2000多万人为谋求生路,闯陆路即经河北,越山海关到东北;闯水路从山东登州(蓬莱)乘船数日可达辽东,相继踏上关东大地,其中山东人占绝大多数。这次历史罕见、规模巨大的移民现象被称为“闯关东”。从康熙年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300年间,从明长城以南的口里人———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民间老百姓为谋生,跨过晋西北、陕北、雁北的明长城或长城附近所设的诸多关口,到西口外逃荒或移民的大规模迁徙活动,被称为“走西口”。不论是闯关东,还是走西口,都经历的是一条条艰辛之路。闯关东,水路有风浪之险、海盗之害。陆路不仅路遥山阻,且沿途蒙受土匪、土豪、乡霸、酷吏之害。走西口,山西人要过一个重要的塞外关口———杀虎口。但这里土匪盗贼甚多。有民谣云:“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到了口外,戈壁沙漠,严寒风雪,困难重重。所以,闯关东、走西口都历尽艰险,走的是一条条用血水、汗水铺就的谋生之路。
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然而艺术的反映毕竟是有限的。现实生活像“若水三千”,艺术则“只取一瓢饮”而矣。艺术要反映闯关东、走西口这两大历史题材,难度确实是有的,顾此失彼也是难免的,但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有典型性。电视剧《闯关东》讲述的是章丘县朱开山一家闯关东的坎坷命运和悲欢离合的故事。通过他们淘金、伐木、放排、采参、当土匪、被卷入战争等充满离奇色彩与巧合的故事,展示了这个普通山东家庭在白山黑水间、在悲怆的命运中倔强扎根,最终成为一个坚韧的大家族的传奇经历。而电视剧《走西口》,描述了山西人用血泪、坚韧、诚信写就的走西口奋斗历程。该剧讲述的是民国初年,山西祁县年轻书生田青因家庭变故和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走西口的故事。两者的题材均有典型性,而表现手法则有所不同,《闯关东》重离奇巧合,传奇色彩较浓,而《走西口》则循序渐进,前面铺垫的东西多,让人渐入佳境。有位作者在网上撰文,专门就“闯”与“走”二字的不同涵义进行了解析,指出,闯有勇猛和努力拼搏的豪迈之气,走则表现了新婚夫妻无奈别离之凄苦缠绵,一步一回头的哀怨缠绵之气。这种比较确实是有韵味的,但笔者认为,这两大迁徙活动,其艰辛和奋力拼搏的程度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不要因个别词的涵义不同而将两大史实有别。再者,“走南闯北”一词就是敢于四处闯荡、奔波的意思,在这里“走”和“闯”应是同义词。
总之,电视剧《闯关东》与《走西口》在总体把握和艺术处理我国近代两大移民史实活动上是成功的,这从收视率均创新高上也可看出观众的关注度,这也是我国在盛世时期反映兵荒马乱、人们背井离乡年代的两部优秀作品,故而有人将其称为“姊妹篇”是有道理的。至于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鉴于人们是先看《闯关东》,后看《走西口》,因此,笔者的感觉是,《闯》剧有新奇感,而《走》剧是牵动人们寻求新奇感。
二看走西口与《走西口》
电视剧《走西口》是以走西口这段历史为题材,经过艺术加工和创造而形成的艺术作品,因此两者既有密切关系,又有区别。走西口是源,《走》剧是流,从源看流很重要,从流探源也是必要的。口里人到口外谋生走西口,从历史断限上说,上限在康熙年间,下限是1949年,近300年历史。而《走》剧截取的只是从中华民国初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还不到30年,因此从《走》剧看走西口历史只是个小片段。从社会背景来看,走西口是在政府政策相对宽松,“准汉民垦蒙古地”的情况下,人们自发进行的移民活动,从而有别于其它移民活动。人们“走”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农民不得不靠迁徙谋求生存;二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促进了农民的贫困化;三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为走西口者提供了良好的谋生市场。而《走》剧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初年,素有“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的山西祁县,三年一次大灾害后又赶上连续三年大旱,天天有人成为饿殍,民不聊生。于是,男人们背起简单的行囊,听着女人们合着血泪唱的《走西口》踏上了走西口的道路。这二者是互相吻合的。从“走”者的成份来看,在起初走西口时,大部分是“打工仔”,穷苦人居多,但也有匠人、艺人,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一些商人。但从总的情况来看,约有95%是干体力劳动的农民,他们或佃地、或垦荒、或放牧、或受雇从事小手工艺等,地位是低下的,从未听说过富人、地主走西口。而《走》剧人物中,或因贫穷、或因被逼无奈才走西口,这是准确的,即使是富户田耀祖因把家产连同自己的老婆一同输掉了,才无奈之下走西口。然而,到了口外,从所干的行业来看,却都在经商,田青倒商品,梁满囤制皮革,王南瓜开饭馆……没有一人是从事农业的,这在选材上缺乏典型性。历史上,浩浩荡荡的走西口大军,绝大多数是农民,并且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可以说,在内蒙古,土默川平原的开垦、河套灌区的开发、鄂尔多斯由牧区转为半农半牧、或变为农区,走西口者是主力,走西口的人物不能没有农民。再者,到了口外,从生存、生活圈的人群看,《走》剧中极少展现汉族人和蒙古族人之间的交往,这也有些失真。剧中倒是有蒙古族诺颜王子和他的部队,可他代表的却是进步的革命党人。在历史上,走西口的汉族人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首先打交道地对象应是蒙古族人,蒙汉族人在磨合、交流中有了交往,最后得以融合,这样,走西口者才实现了定居。因此,在《走》剧中,不能没有蒙古族牧民和草原文化。从人物的扮演来看,基本上可以,只是主要人物田青有点太新潮。我们可以想见,走西口者在外闯荡,风风火火,朝不保夕,肯定是“满面尘灰烟火色”式的形象,再加上田青遭受了匪劫、入狱等苦难,愁和苦应在脸上显现。《走》剧可能出于塑造坚毅、创业式的人物来考虑,给予田青红光满面、青春焕发式的设计,然而给人的印象是离走西口的现实有点远。
三看“晋文化”与“蒙文化”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晋中大地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辈出,同时在这里曾向外迁徙了众多人口,在当今的寻根热中,到山西问祖者很多,尤其是北方人。因此,晋文化继承了古老的中原文明,是弘扬中华文明的一颗明珠。内蒙古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历史上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居住区。几千年来,这里与中原内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融合持续不断。因此,它既传承了中原文明的优秀成果,又具有本地区各民族的文明成果,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蒙文化。走西口,众多山西人来到内蒙古,不仅为内蒙古增加了人口,而且也带来了山西的文化,因此,它是晋文化对蒙文化的一次冲击,也是晋文化与蒙文化的一次融合。
电视剧《走西口》,是由山西省执导的,从电视剧的诸多方面看,均带着晋文化的浓厚色彩。从《走》剧的结局来看,晋文化的大团圆色彩明显。几个主要人物,主角田青回老家卖掉田家大院后,拿着卖宅子的钱,投身革命去了,豆花回到了老家和淑贞在一起唱《走西口》,梁满囤被吴玉昆杀害,田青把梁的尸体运回家乡与姐姐合葬,只有王南瓜是否留在口外,好象没有交待。这是一个带有光明色彩,即使是有人死了,也魂归故里的大团圆结局。我们说,艺术当然不等于现实生活,但也不应游离了现实生活。在走西口历史中,走者起初是“候鸟式”的春去冬归,可随着“西口外好收成”,后来就开始定居,先是男人走,后来女人也走,直至整家走,整村子走。走到西口外,返回老家的也有,但这是少数,有的则是个别赚了钱的人荣归故里者,而多数走西口者,却成了西口外人,否则,如今内蒙古的走西口者后裔也达不到1000多万。因此,走西口者在西口外谋生、创业、定居是这段历史的主流,艺术表现亦应如此。而晋文化者,在反映类似题材时,多为回归式的大团圆。如《乔家大院》,反映的就是走西口题材,乔家在口外赚了大钱后,回到老家盖起了深宅大院。再如,前两年由山西省等部门创作的京剧《走西口》,讲述清代晋商经营“晋德裕”,发现卖出的胡麻油中掺假的事实后,坚持以诚为本,将以双倍价钱收回的掺假油付之一炬。之后,大胆开拓北疆,在走西口途中货物遭抢、兄弟失散,最后克服各种困难,又回到故里实现了大团圆。
山西的作品带有晋文化的色彩,这本无可非议,属于正常,笔者只是想从另一个角度看差异。《走》剧中,片头曲那古朴、深沉、又激越的歌声十分扣人心弦,听起来很有厚重感。如果我们仔细品味,那里带有明显的晋剧、秦腔等“大戏”的色彩。而《走》剧中的片尾曲,那种缠绵、幽情的风格和《乔家大院》的主题歌很相近。《走》剧中的音乐、歌曲很棒,但如果从西口外人的角度看,内蒙古若拍摄《走》剧,音乐和歌曲非要加上蒙文化的色彩,特别是二人台和漫瀚调,这样才感到惬意。走西口是晋陕冀等地的口里人,即走者,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谋生、居住,成为了西口外人,即住者的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大致结局是,不少口里人成为了口外人。在这个身份的转变过程中,口里人将口里的民间歌舞演唱也带到了口外,和口外的草原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人台等一系列内蒙古民间文化艺术。这是走西口在塞外这片土地上培育起来的独特文化现象,也可称为蒙文化。拍摄走西口,一定要有这些蒙文化的元素,才显得真实。
总之,电视剧《走西口》开播后,各种评论都有,其观点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本文是从西口外人的角度来看的,也不一定完全正确。这里想说的一点是,不论谁拍《走西口》,必须将口里和口外文化完美融合进去才是珍品,也才符合走西口的史实。
(作者:内蒙古乌海市档案史志局)
人类的迁徙是人们生活、繁衍的必然选择,是社会、经济、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的集中表现。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曾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活动,这就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人类发展到21世纪,这三次大的人类迁徙活动经过近三代人以上的历史沉淀,又比较集中地进入了史学家和文化人的视野。人们从怀旧、寻根、挖掘整理史实、文学艺术创作等不同角度纷纷反映这段历史。于是,在2008年,电视剧《闯关东》首先登场,使国人眼球为之一亮,这段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题材形成了强大的轰动效应。紧接着,到了2009年,开年大戏《走西口》在央视最黄金时段热播,又从新的角度重温了这段历史。下南洋题材前几年有过反映,据悉现在已经有人着手拍摄。
笔者是一位走西口者的后裔,即西口外人,曾从祖辈们口濡相传中知晓了不少走西口的故事。电视剧《走西口》的播出,更使我因有种种缘分和情结而倍加关注。因《走西口》出品于山西省,近一个时期,山西人品评《走西口》者居多,又确有诸多真知灼见。演出《走西口》,首先形成山西热,可喜可贺。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走西口到达的目的地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经过几代人的生息繁衍,到目前全区约有2400万人口,据有些学者估算,最少有1000万人属于走西口者的后裔,快占到全区总人口的“半壁江山”。因此,走西口者的后裔品评《走西口》更应在情理之中。西口外人看《走西口》,从而形成内蒙古《走西口》热,是“走者”和“住者”的共同心愿。
一看“闯东”和“走西”
闯关东和走西口,是在相近的一个时期内,人们为求生存而采取的两次较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活动。一个朝东,一个向西,背景相似,经历相近,路径相反,从而人们又有“闯东走西”之说。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长达300多年的时间,山东等地因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约2000多万人为谋求生路,闯陆路即经河北,越山海关到东北;闯水路从山东登州(蓬莱)乘船数日可达辽东,相继踏上关东大地,其中山东人占绝大多数。这次历史罕见、规模巨大的移民现象被称为“闯关东”。从康熙年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300年间,从明长城以南的口里人———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民间老百姓为谋生,跨过晋西北、陕北、雁北的明长城或长城附近所设的诸多关口,到西口外逃荒或移民的大规模迁徙活动,被称为“走西口”。不论是闯关东,还是走西口,都经历的是一条条艰辛之路。闯关东,水路有风浪之险、海盗之害。陆路不仅路遥山阻,且沿途蒙受土匪、土豪、乡霸、酷吏之害。走西口,山西人要过一个重要的塞外关口———杀虎口。但这里土匪盗贼甚多。有民谣云:“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到了口外,戈壁沙漠,严寒风雪,困难重重。所以,闯关东、走西口都历尽艰险,走的是一条条用血水、汗水铺就的谋生之路。
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然而艺术的反映毕竟是有限的。现实生活像“若水三千”,艺术则“只取一瓢饮”而矣。艺术要反映闯关东、走西口这两大历史题材,难度确实是有的,顾此失彼也是难免的,但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有典型性。电视剧《闯关东》讲述的是章丘县朱开山一家闯关东的坎坷命运和悲欢离合的故事。通过他们淘金、伐木、放排、采参、当土匪、被卷入战争等充满离奇色彩与巧合的故事,展示了这个普通山东家庭在白山黑水间、在悲怆的命运中倔强扎根,最终成为一个坚韧的大家族的传奇经历。而电视剧《走西口》,描述了山西人用血泪、坚韧、诚信写就的走西口奋斗历程。该剧讲述的是民国初年,山西祁县年轻书生田青因家庭变故和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走西口的故事。两者的题材均有典型性,而表现手法则有所不同,《闯关东》重离奇巧合,传奇色彩较浓,而《走西口》则循序渐进,前面铺垫的东西多,让人渐入佳境。有位作者在网上撰文,专门就“闯”与“走”二字的不同涵义进行了解析,指出,闯有勇猛和努力拼搏的豪迈之气,走则表现了新婚夫妻无奈别离之凄苦缠绵,一步一回头的哀怨缠绵之气。这种比较确实是有韵味的,但笔者认为,这两大迁徙活动,其艰辛和奋力拼搏的程度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不要因个别词的涵义不同而将两大史实有别。再者,“走南闯北”一词就是敢于四处闯荡、奔波的意思,在这里“走”和“闯”应是同义词。
总之,电视剧《闯关东》与《走西口》在总体把握和艺术处理我国近代两大移民史实活动上是成功的,这从收视率均创新高上也可看出观众的关注度,这也是我国在盛世时期反映兵荒马乱、人们背井离乡年代的两部优秀作品,故而有人将其称为“姊妹篇”是有道理的。至于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鉴于人们是先看《闯关东》,后看《走西口》,因此,笔者的感觉是,《闯》剧有新奇感,而《走》剧是牵动人们寻求新奇感。
二看走西口与《走西口》
电视剧《走西口》是以走西口这段历史为题材,经过艺术加工和创造而形成的艺术作品,因此两者既有密切关系,又有区别。走西口是源,《走》剧是流,从源看流很重要,从流探源也是必要的。口里人到口外谋生走西口,从历史断限上说,上限在康熙年间,下限是1949年,近300年历史。而《走》剧截取的只是从中华民国初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还不到30年,因此从《走》剧看走西口历史只是个小片段。从社会背景来看,走西口是在政府政策相对宽松,“准汉民垦蒙古地”的情况下,人们自发进行的移民活动,从而有别于其它移民活动。人们“走”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农民不得不靠迁徙谋求生存;二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促进了农民的贫困化;三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为走西口者提供了良好的谋生市场。而《走》剧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初年,素有“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的山西祁县,三年一次大灾害后又赶上连续三年大旱,天天有人成为饿殍,民不聊生。于是,男人们背起简单的行囊,听着女人们合着血泪唱的《走西口》踏上了走西口的道路。这二者是互相吻合的。从“走”者的成份来看,在起初走西口时,大部分是“打工仔”,穷苦人居多,但也有匠人、艺人,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一些商人。但从总的情况来看,约有95%是干体力劳动的农民,他们或佃地、或垦荒、或放牧、或受雇从事小手工艺等,地位是低下的,从未听说过富人、地主走西口。而《走》剧人物中,或因贫穷、或因被逼无奈才走西口,这是准确的,即使是富户田耀祖因把家产连同自己的老婆一同输掉了,才无奈之下走西口。然而,到了口外,从所干的行业来看,却都在经商,田青倒商品,梁满囤制皮革,王南瓜开饭馆……没有一人是从事农业的,这在选材上缺乏典型性。历史上,浩浩荡荡的走西口大军,绝大多数是农民,并且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可以说,在内蒙古,土默川平原的开垦、河套灌区的开发、鄂尔多斯由牧区转为半农半牧、或变为农区,走西口者是主力,走西口的人物不能没有农民。再者,到了口外,从生存、生活圈的人群看,《走》剧中极少展现汉族人和蒙古族人之间的交往,这也有些失真。剧中倒是有蒙古族诺颜王子和他的部队,可他代表的却是进步的革命党人。在历史上,走西口的汉族人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首先打交道地对象应是蒙古族人,蒙汉族人在磨合、交流中有了交往,最后得以融合,这样,走西口者才实现了定居。因此,在《走》剧中,不能没有蒙古族牧民和草原文化。从人物的扮演来看,基本上可以,只是主要人物田青有点太新潮。我们可以想见,走西口者在外闯荡,风风火火,朝不保夕,肯定是“满面尘灰烟火色”式的形象,再加上田青遭受了匪劫、入狱等苦难,愁和苦应在脸上显现。《走》剧可能出于塑造坚毅、创业式的人物来考虑,给予田青红光满面、青春焕发式的设计,然而给人的印象是离走西口的现实有点远。
三看“晋文化”与“蒙文化”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晋中大地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辈出,同时在这里曾向外迁徙了众多人口,在当今的寻根热中,到山西问祖者很多,尤其是北方人。因此,晋文化继承了古老的中原文明,是弘扬中华文明的一颗明珠。内蒙古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历史上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居住区。几千年来,这里与中原内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融合持续不断。因此,它既传承了中原文明的优秀成果,又具有本地区各民族的文明成果,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蒙文化。走西口,众多山西人来到内蒙古,不仅为内蒙古增加了人口,而且也带来了山西的文化,因此,它是晋文化对蒙文化的一次冲击,也是晋文化与蒙文化的一次融合。
电视剧《走西口》,是由山西省执导的,从电视剧的诸多方面看,均带着晋文化的浓厚色彩。从《走》剧的结局来看,晋文化的大团圆色彩明显。几个主要人物,主角田青回老家卖掉田家大院后,拿着卖宅子的钱,投身革命去了,豆花回到了老家和淑贞在一起唱《走西口》,梁满囤被吴玉昆杀害,田青把梁的尸体运回家乡与姐姐合葬,只有王南瓜是否留在口外,好象没有交待。这是一个带有光明色彩,即使是有人死了,也魂归故里的大团圆结局。我们说,艺术当然不等于现实生活,但也不应游离了现实生活。在走西口历史中,走者起初是“候鸟式”的春去冬归,可随着“西口外好收成”,后来就开始定居,先是男人走,后来女人也走,直至整家走,整村子走。走到西口外,返回老家的也有,但这是少数,有的则是个别赚了钱的人荣归故里者,而多数走西口者,却成了西口外人,否则,如今内蒙古的走西口者后裔也达不到1000多万。因此,走西口者在西口外谋生、创业、定居是这段历史的主流,艺术表现亦应如此。而晋文化者,在反映类似题材时,多为回归式的大团圆。如《乔家大院》,反映的就是走西口题材,乔家在口外赚了大钱后,回到老家盖起了深宅大院。再如,前两年由山西省等部门创作的京剧《走西口》,讲述清代晋商经营“晋德裕”,发现卖出的胡麻油中掺假的事实后,坚持以诚为本,将以双倍价钱收回的掺假油付之一炬。之后,大胆开拓北疆,在走西口途中货物遭抢、兄弟失散,最后克服各种困难,又回到故里实现了大团圆。
山西的作品带有晋文化的色彩,这本无可非议,属于正常,笔者只是想从另一个角度看差异。《走》剧中,片头曲那古朴、深沉、又激越的歌声十分扣人心弦,听起来很有厚重感。如果我们仔细品味,那里带有明显的晋剧、秦腔等“大戏”的色彩。而《走》剧中的片尾曲,那种缠绵、幽情的风格和《乔家大院》的主题歌很相近。《走》剧中的音乐、歌曲很棒,但如果从西口外人的角度看,内蒙古若拍摄《走》剧,音乐和歌曲非要加上蒙文化的色彩,特别是二人台和漫瀚调,这样才感到惬意。走西口是晋陕冀等地的口里人,即走者,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谋生、居住,成为了西口外人,即住者的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大致结局是,不少口里人成为了口外人。在这个身份的转变过程中,口里人将口里的民间歌舞演唱也带到了口外,和口外的草原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人台等一系列内蒙古民间文化艺术。这是走西口在塞外这片土地上培育起来的独特文化现象,也可称为蒙文化。拍摄走西口,一定要有这些蒙文化的元素,才显得真实。
总之,电视剧《走西口》开播后,各种评论都有,其观点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本文是从西口外人的角度来看的,也不一定完全正确。这里想说的一点是,不论谁拍《走西口》,必须将口里和口外文化完美融合进去才是珍品,也才符合走西口的史实。
(作者:内蒙古乌海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