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刘氏统治者鉴于秦法峻役重激起民变的教训，以黄老之术治国，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天下晏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天下大治的局面，即“文景之治”。刘氏宗族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著书立说，撰成了宏篇巨制《淮南子》一书。淮南王及其门客总结了秦亡汉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将老庄的学说作了系统化的阐释和发挥。《淮南子》第一卷“原道训”，就是阐释老子关于道的概念，几乎包括了老庄思想的所有内容，并有所发挥，比如作者提出“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的观点，卓有见地；作者对“无为”的理解是：“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很有价值。在第九卷“主术训”中作者直接引用了老子的语言：“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作者对君主“有为”的危害予以严历的批判：“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得而无让；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然，号令不行；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从反面论证了老子“我无欲，我无事，我好静，我无为”的治国理念。老子之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维系了几千年，乱世多而治世少，历代帝王无不在失道寡助的怪圈中挣扎，懂得无为之道者，汉文帝、唐太宗、康熙大帝数人而已。

汉高祖时谋士陆贾，总结秦亡汉兴经验教训，著文十二篇，集成一书，名曰《新语》。这本书是汉初帝王的教科书，对后世影响深远。陆贾是儒生，他把老庄无为而治、敬天法地的思想与孔孟仁义立国、圣贤为治的思想熔为一炉，提出一套适合统治者需要的政治理论，不仅深得刘邦赏识，也为后世帝王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陆贾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者乃有为也。…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此后不久的“文景之治”，既是陆贾宽简政治理论的成功实践，更是奉行无为而治思想的成功范例。

东汉名士仲长统著《昌言》，其政治主张以儒家思想为本，立身处世则以道家思想为指归。他认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豺狼当道，有识之士难以立朝。仲长统理想破灭，便选择退隐，“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他为自己设计的生活是“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为表明心志，他作了一首四言诗：“大道虽夷，见机者寡。任意无非，适意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判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与仲长统同时的大学者王充，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王充看不起死守章句、不知义理的腐儒，对举世奉若神明的儒家经典提出许多质疑。当时的儒学已被神秘化，阴阳五行、谶纬灾异之说盛行。儒生们认为，自然灾害、气象异常，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王充坚决反对这种无稽之谈，指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论衡·谴告篇》）在《自然篇》中，王充以问答的形式进一步讨论了有为与无为的问题：“问曰：人生于天地，天地无为，人秉天性者，亦当无为，而有为何也？曰：至德纯渥之人，秉天气多，故能则天，自然无为。秉气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类圣贤，故有为也。天地为炉，造化为工，秉气不一，安能皆贤？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为而物自成。”

魏晋时期，谋士应运而生，儒学颇遭冷落。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下，士人把目光转向老庄，以谈玄为荣耀，以放达为高明，玄学之风蔚然兴起。“晋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何晏立论虽高，却言行不一。他喜好老庄只是赶时髦以沽名钓誉，实际上是个贪图富贵的人。魏明帝因为他为人浮华，不予重用。直到惠帝即位，曹爽辅政，何晏才进入权力中心，成为曹爽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这伙人上台后，不理朝政，纵情声色，搞得朝野失望，被司马懿父子用计谋一举消灭。与何晏类似的还有王衍。他出身贵族，是名士王戎的从子。此人生得风姿俊雅，甚得王戎器重，因而声名鹊起。史传说他早年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凭借崇高的声望，王衍平步青云，位至宰辅。他不以国事为念，只想保全富贵。军阀石勒起兵进攻洛阳，王衍不得已率众迎敌，晋军不战自溃，王衍被石勒数其罪而杀之。

这个时期崇尚老庄的名士还有阮籍、嵇康、刘伶。他们生逢乱世，既无法实现抱负，又不屑与势利之徒为伍，于是佯狂避世，借酒浇愁。阮籍的醉酒是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嵇康醉酒是发泄心中的不满，刘伶醉酒是慰藉精神的空虚。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蔑视礼法，淡泊名利，崇尚自由，张扬个性。阮籍写了一首咏怀诗，很有代表性：“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人中出，复说道义方。委屈周旋仪，姿态愁我肠”。稍后的陶渊明和他们有所不同，他是一位温和的遁世者。他身上既有兼济天下、独善其身的中国文人情结，又有远离红尘、寄情山水的隐士襟怀。陶渊明淡泊名利，躬耕自养，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典范。受老庄思想影响，陶渊明对生死、荣辱、得失、穷通等人生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有了透彻的理解，他辞官务农，在生产劳动中体验生命的意义，在与劳动人民的平等交往中感受人性之美，在亲近山水中领略自然之美。用实践批判了儒家“学也禄在其中，耕也馁在其中”的价值观念和“君子、小人”的等级观念。其思想境界远远高出封建士大夫的群体意识。他的恬淡自适发自内心，他的善良率性不加修饰，他的热爱自然心有灵犀，他的诗文吟咏妙韵天成。这一切构成陶渊明独一无二的隐士形象和难以企及的人格魅力。他用生命诠释并升华了庄子的世界，否定了儒家的某些偏见，为后世树立了个性鲜明的士人形象，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葛洪是两晋时期一位特殊人物。他博学多才，兼收并蓄，既精儒学，又修道术；胸怀经济天下之志，身处蓬门陋巷之中，所著《抱朴子》一书，内容驳杂，其中关于儒道两家的优劣得失的分析，颇有见地。“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谈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浇散，何独重仲尼而轻老氏乎？是玩华藻于木末，而不知所生之有本也。…且夫养性者，道之余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非独养生之一事也。”《抱朴子·塞难》葛洪认为，上古事简政疏，无为而治，是历史的必然，后来的法令滋彰，礼乐兴起，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对儒道两家弟子舍本逐末的做法的批评，也一语中的，发人深思。在今天看来，儒道两家的学说各有千秋，可以互补。儒家以孝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能够移风易俗，有利于人与人的和谐；道家尊道贵德的理念，能够发明理性，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思想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葛洪还对儒道墨法（春秋时的四大显学）作了一番评价：“或问儒道之先后。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儒者博而寡要，老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不可遍循；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抱朴子·明本》）葛洪对于空谈性命的玄学不以为然：“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可得而论，难得而行也。”（抱朴子·用刑）显然，葛洪前面推崇的是老庄，后面批判的是所谓祖述老庄的何晏、王衍之流。当然也包括老子“小国寡民”的极端思想。南朝梁武帝佞佛，北魏亦崇佛，因此，南北朝时期佛学盛而儒学衰，释氏谈空，老氏贵虚，两位圣人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士大夫便将二教相提并论，称为“佛老”。此后儒释道三教互相渗透，使中国的愚民之术更加精致而富有欺骗性，黄老之学逐渐式微。至赵宋时代，程朱理学兴起，宋儒用天理取代天道，以自然现象附会封建伦理，君主专制与纲常名教被神化为天理，老子的思想光芒被宋儒散布的精神迷雾所掩盖，士大夫如苏辙、王安石，也对老子提出批评。在宋儒道学大盛的同时，朱熹也把儒学引入了死胡同。明清以来中国思想界万马齐喑，一潭死水，儒学已成了束缚思想、扼杀人性的桎梏。“五·四”运动之后，孔子和老子受到严厉的批判，“暴力革命”的理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让我们感到理论的困惑与思想的贫乏；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迫使我们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近些年的“国学热”与此不无关系。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老子在沉寂了几千年之后，而今在西方发达国家备受推崇。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地经典名著中，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是《圣经》，紧随其后的是《道德经》。五千字的《道德经》成为有史以来译成外文版本最多、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经典。美国前总统里根十分推崇老子的天道说，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重温老子的天道思想，纠正世人对自然的无知与狂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启蒙，也是我们研究老子的意义所在。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调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