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所著《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书中对多伦诺尔的表述还有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多伦诺尔的铜器制造业是比较发达的，制作的佛像尤为有名，产品主要销往蒙古、青海和西藏地区。可是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书中却批驳道：“多伦诺尔的佛像从丘克的中国之行以来就在欧洲人中享有盛名。可是这一名气未必符合实际，因为它是由蒙古人传出来的。”……“以博学和熟读经书自居的喇嘛虽然至今说多伦诺尔制造的佛像比其它地方出产的佛像都好…镀金牢固、尺寸准确……，但这多半是照着多伦诺尔匠人的话说的。”（①335页）。在上面这段文字的字里行间已经真实流露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内心的傲慢以及对蒙古人、对喇嘛、对多伦诺尔匠人的轻蔑和不信任。其实，多伦诺尔的佛像制造业名扬四方，从康熙年间起，历经二百年长盛不衰，既不是蒙古人传出去的，也不是喇嘛们随便说出来的，更不是匠人们自己吹出来的，而是多伦诺尔匠人是用自己的实力创造的。光绪三十三年出版的《蒙古志》中称：“多伦诺尔铸造铜器‘工艺精，为世所称道’。”匈牙利学者卢米尔吉斯在他的论著中谈到“最著名的制作青铜神像的中心有拉萨、扎什伦布和内蒙古的多伦诺尔。这些传世的青铜像就是从这些地方运到西藏的。”（④248 页）杨溥在《察哈尔之多伦调查记》中说：“六月一日（1932年，即日本侵略者侵占多伦的前一年），赴市肆参观佛像制造技术。佛像为此邑名产，大至旬丈，小至盈寸，均能范铜铸造。余历观数厂，存像均甚多，仪容微妙，衣纹挺劲古致，极有美术价值。国人于造像本甚擅长，今似仅存此多伦数十作家。询之场中，谓近因外蒙欧化，佛像不甚销行，学徒逐见减少，常此不能转变，业此者恐将不复支持。佛教文化，仅存于大漠中者，亦将随时势而灭绝矣。”（④30页）这些才是对多伦诺尔铜像制造技术的客观和历史的评价及其兴衰的表述。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还说：“┄┄钟楼后街的佛像作坊兼店铺实际只有两家：一家是兴隆瑞，蒙古人称之为海桑岱；另一家是多伦诺尔最早的，在蒙古最有名气的阿希尤铜匠铺。长盛街有┄┄。在多伦诺尔，制作佛像的作坊共有七家，但现在仍然营业的只有六家。这么几家作坊显然是太少了，不足以使多伦诺尔在这个行业中居于首位。”（①335页）。当时多伦诺尔的铜器作坊不是7家，而是17 家。复和永、裕和永、兴隆瑞、大成裕四家大铜器作坊，每家至少有工匠二百人以上，复和永在清代最盛时期曾拥有五百多工匠，裕和永有300多工匠。裕和永曾为西藏制造出高10米，重15 吨以上的大型佛像。（④156页）。从上可知，多伦诺尔的铜器制造业在清代规模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质量的确是上乘，在当时的市场上极具竞争力。因此，受到西藏、青海、蒙古各方僧俗称道青睐，订单不断。就是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多伦铜器制造业已经衰落，但那时多伦一年还能制造出大小、形态不同的140尊铜佛销往各地（④23页）。汇宗寺、善因寺的几千尊大小佛像大多数也是多伦诺尔匠人制造的，就是明证。到1933年，多伦铜器制造业已经破败，但还有13 家铜器作坊（④47页）。这时，裕和永已经迁往外蒙古。兴隆瑞的年营业额由1929年的11万5千元，到1933年降至仅1万元。大成裕年营业额也由1929年的8万元，到1933年降至仅2万元。其他几家已经倒闭。开业者也已经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④47-54页）在194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多伦时，大成裕作坊还为巴尔虎旗那木果尔寺铸造出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名为时轮金刚城的铜法器(②226页)。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是那样关注多伦诺尔的铜器制造业，在商店里连断头钉（见①284页）都看得那么清楚、仔细。一定也会实地参观了多伦诺尔铜器作坊，那种从设计、制模、配料、冶炼、铸（锻）造、雕琢、镀金各个工序，几百名工匠紧张、忙碌生产、细心操作、红火的壮观场面，却只字不提。不知他出于什么心态才说出上面歪曲事实的话来。

他对买卖城的街市状况的描述则多是以蔑视的目光寻找不足加以渲染和任意夸张，如他在书中说“简直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多伦诺尔的街道和巷子更脏更乱的地方……贯穿全城的东盛街，集中了至少有三百家最下等的小铺子。旧衣服、旧鞋和旧靴、断头钉、三条腿的桌子、破破烂烂的橱柜箱笼……总之，各种各样的破烂货都汇集在这条街上，等着那些和他们同样贫穷肮脏的人来买。”（①284页）。清朝年间，在多伦诺尔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旅蒙商人，他们不带家眷，因此城内普通居民极少（④155页）。《口北三厅志》记载：“多伦淖尔皆铺民聚集，以贸易为事，务本（农业）者寡，好利尚斗，颇称难治”。（④154页）这些商人，不管是在城区内设有固定店铺、货栈以在当地批发、零售为主的座商或到内、外蒙地区进行贸易的行商，都是直接或间接进行旅蒙贸易的，销售对象是蒙古王公贵族和普通牧民以及当地的喇嘛，这些人是根本不要破烂旧货的。旧货虽然价钱便宜，利润空间大，但买家不多，没有市场，货卖不出去，也是赚不了钱的。再者，那时多伦诺尔商贸发达，人口多，房屋紧缺，店铺房租很贵，一个普通店铺至少需要是四间房，仅房租一项，每年就需至少要交二三十两白银，加上其它开销，成本很高，多数商家是不会做这种赔本的旧货买卖。当时，东盛街是多伦诺尔繁华的街道之一，商家云集，店铺林立。可以说多伦诺尔在商业经营的行业中，什么百货、粮食、绸缎、布匹、药品、糖果、烟草、茶叶、糕点、酒类、金银铁铜制品、珠宝玉器、瓷器、宗教用品、木器、鞋帽等在东盛街都有店铺设立，实际上经营旧货的商店并不多，不知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为什么以偏盖全说出这样不符合事实的话来。日本学者乌居龙藏博士在1908年（即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访问多伦后15年）所著《蒙古旅行》说：“在多伦诺尔城，店铺一家接着一家。用大石铺设的道路，由于过去长期的踩踏，现在已经凹凸不平，行车也困难，通过店铺门前的街道也只能容人们慢慢行走。多伦城的店铺主要是贩卖喇嘛僧和蒙古人所喜爱的佛像以及其他日用品。特别是佛像制造最发达，有的大店铺开设着专门的制造工场。作为北京以外的喇嘛佛像制造地，应该说要数多伦诺尔和库仑最发达。卖给蒙古人的物品有他们常用来喝奶茶的铜制茶碗以及衣橱、桶、靴和蒙古人常用的其他一切用品。除此之外蒙古妇女发饰、耳饰等的制造也较发达。在此地毛皮店非常多，贩卖的各种皮毛，价格比其他地区要便宜。旅店业也很兴盛，有汉人住宿达到旅舍和蒙古人住宿的旅店的区别。”日本学者乌居龙藏对多伦诺尔街市的表述则比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平实、客观得多。（④99—100页）。对此，我应该有点发言权的。因为我家就居住在东盛大街的中段娘娘庙斜对面的大院内，直到1951年迁出。我家是那时多伦诺尔极少的普通居民之一，因此可以说我家祖居多伦诺尔。我祖母活了一百多岁，记忆力极好。小时候，祖母经常对我讲讲我家的情况，多伦过去的情况，也讲附近商家的情况。多伦诺尔的商人尤以燕商（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商人）和晋商（山西商人）为多，但也有一些山东商人。（④156页）。我家祖籍山东半岛荣成夏家潭，祖辈在乾隆年间就陆续有人到多伦诺尔闯荡谋生，因为赚钱容易，后来我太祖父夏歧在道光年间也到多伦诺尔谋生，并很快成家立业，站住了脚根。他是个高级厨师，早年读过书，不仅厨艺高超，而且办事精明、果断，很有经济头脑。那时他在多伦诺尔边做厨师边从老家贩运些海参、鱿鱼、干贝、虾仁、鹿角菜、紫菜等海产品在市场上批发销售，因为厨师工作和生意都做得不错,赚了不少钱,逐渐有了一定的积累。后来他看到城市商贸发达、人口剧增、房屋紧缺，就产生了投资房产的想法。于是就倾其所有，又从老家筹集了一部分资金置办了房产共有一百多间房屋，分在两处。一处在义和街（即现在通称的皮房街）北端路东有五十多间房屋，院落很大，全部长期租给资本雄厚的山西人开了天顺店，是一家牲畜客栈（④50页）。另一处在东盛大街中段的娘娘庙斜对面，也是五十多间房屋。大院内房屋，我家住了十间，其它房屋是一个临街的店铺有六间房屋和院内三十多间房屋。在大门口右侧临街三间门脸和后院的三间住房是租给了河北人江连波和江连顺兄弟开的鑫华鞋庄，主要批发、售卖各种鞋帽。早年他们不带家眷，后来江连顺回老家了，江连波才把妻子从老家接来，生有一女一子，其女江秀枝至今仍在多伦。江连波为人正直、热心，毛笔字写的很好，经常帮助别人写牌匾，有时刻字工人请他写字模。大院内另外三十间房屋，其中有十几间房屋租给了一家河北人开的制毡作坊。另外十几间房屋也租给了河北人，开了一个白皮生产作坊。那时出租房屋，收入不错。多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东盛大街仍然是多伦最繁华的街道，我家大门口的右侧是鑫华鞋庄，其右侧是天津人贾龙图的爷爷贾兆鹏在清代开的一家叫春发成的钱庄，民国期间钱庄开办不下去了，就改成了烟袋店，仍叫春发成。店铺前挑了根一米多长锡合金的大烟袋，下面系有红穗子，招徕顾客。贾兆鹏老人，微胖，白发银须，面目慈祥，待人和气。小时候我有时到它们店铺玻璃柜台前，看那些铜烟锅，玉烟嘴，鼻烟壶，玉手镯，红、黄、蓝、绿各色、各式串珠，项链，宝石，煞是好看,也不卖旧货。在烟袋店的右侧是一家银匠炉，和石桥相对，建在排水的涵洞上，这是多伦诺尔城区中部的一个重要的泄洪通道，它可以把兴盛街、福盛等街道排水渠汇集的洪水通过石桥涵洞经义和街等排水渠排往城外，银匠炉主要制作银锁、银手镯、等饰品，没有旧货。银匠炉右侧是一家河北冀之等人合伙开的木匠铺。木匠铺的右侧是回民杨三把祖辈开的顺和隆铁匠铺，由于经营有方，生意兴隆，买卖越做越大，不仅把铁匠铺变成了小五金商店，他家还养了一支骆驼队。那时，多伦诺尔进行旅蒙贸易的运输工具只有牛车和骆驼。作旅蒙贸易运输是既能赚大钱又是风险很大的行当。实际上，杨三把，他的本名叫杨春棠，到了杨三把这辈人，他在家排行老三，在杨家要数杨三把最能干。这时，由于他家养的骆驼增加到了二十一只。为了提高运输效能，保证托运货物来往的连续性，他把骆驼分成三把，每把是七只，三把驼队从多伦诺尔到蒙古地区来往循环运输。因此人们便戏称杨春棠为杨三把。到多伦第二次解放时杨三把还有一把骆驼，承揽从多伦到张家口的运输业务。这里我要讲述一个我父亲和杨三把骆驼队的故事：我父亲叫夏子衡，是小学教师，多年在会馆小学工作。由于我父亲工作认真负责，教学有方，多才多艺，善弹琴吹笛，深得学生们的爱戴，培养了不少人才，像程团九、卫芳格、李德生、马瑞林、张树汉、张荣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家移居张家口后，他们还多次到家看望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父亲因眼睛视力大降，遂弃教从商，做小宗商贸工作。主要是在多伦收购赤芍，经过晒干、加工，然后装入木箱，再在木箱上喷上《多伦衡记赤芍》字样。箱装赤芍多委托梁树轩开的汽车运到张家口，再在张家口经火车托运到天津，卖给天津的药材商人，这些商人再经海运销往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回来时，我父亲多在张家口进货，一般是多伦需要的生活用品，如布匹、砖茶、香烟和糖块等┄┄。那时，从多伦到张家口一带土匪很多，专门抢劫生活用品和旅客的财物。而杨三把的骆驼队有一套信息系统和躲避土匪的措施、办法。所以我父亲就委托杨三把的骆驼队从张家口运回货物。有一次我父亲在张家口把货物交给杨三把的骆驼队后，自己乘汽车回多伦途中遭遇土匪，汽车上的货物和旅客的钱财被土匪洗劫一空，有的人为护财，挨了打受了伤，我父亲的货物不在汽车上，损失不大，但仍然受到了惊吓。回到多伦，父亲坐卧不安，担心骆驼队上的货物安全，所幸，杨三把的骆驼队经过迂回路线机智成功地躲过了这一劫。由于父亲意识到这种生意的风险太大，从此就不作这种业务了。我家大门口左侧，在娘娘庙戏楼的右侧是河北人刘西庆兄弟开的店铺，有三大间门脸和后院三间住房，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刘西庆会蒙语，有牛车，他们既在店铺作零售、批发买卖，也走草地，他们到蒙古族牧区作买卖，携带牧民所需要的各种商品，而破烂旧货是绝对不行的。刘西庆的女儿刘金枝现仍在多伦。在娘娘庙戏楼的左侧，有一间门脸，是北京人姚永安的父亲开的烟袋店，也经营烟锅、烟嘴和玉器等，规模不大，但他父亲是有名的从事金手饰加工的高级匠人，过去主要在铜匠作坊做技工，专门从事佛像的镀金工作，自己也加工金手饰。其左侧是德泰魁糕点铺，前面是三间门面卖货，后面是作坊，制作糕点。德泰魁糕点铺的左侧是一家姓李的山西人开的叫同义泉的制卖白酒的烧锅。同义泉地对面是祥發號绸缎庄。我家大门口对面，娘娘庙的左侧是裕兴成杂货铺，有三间门脸，后院有三间库房，主要零售、批发红、白糖、冰糖和各种块糖，兼营调料和红枣、核桃、花生仁等干果，老板是山西人，叫李炳奎，个子很高，人们就叫他李大个，人很精明，善于经营，买卖不错。毛笔字写得很好，会炒菜，为人爽快，热心，厚道。单身在此和一个山西同伙郭守龙及一个徒弟一起开店，做买卖,亦不是旧货店。记得，我家大门斜对面有一个很大的院落，叫万庆泉的醋酱房，是山西人开的，院内有一口井，有生产制作醋、酱油、酱、各种酱菜和饴糖的房屋二十多间，前院很大，可放车马，后院有住房，能让大客户住宿。附近只有一家估衣铺,是卖旧衣服的。在东盛大街我家附近的店铺中，如上面所说的春發成、顺和隆、裕興成、德泰魁和祥發號这些店铺都是家族世代传承或者是东家聘用掌柜世代传承的老店铺，是根本不卖破烂旧货的。（②392-395页）。因此，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说东盛大街的所有的三百多家商户都是卖破烂旧货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他还说：“……城里所有通行车辆的道路都深深地陷在黄土地里，就像一条条土沟。……一到多雨的季节，这些通车的大沟里就满是污泥浊水，有的街道甚至都不能通行。”（①331-332页）。实际情况是，在乾隆年间，多伦诺尔城，它的主要街道如长胜街、福盛街、兴隆街、长惠街和东盛街都是用长约三尺，宽二尺，厚一尺的青石条铺路，路面平整、光洁。石路两边筑有排水沟，全部用方石砌筑，有明、暗沟之分。暗沟上覆盖石板或松木檩，掩土夯实。而且整个城市有着完整的排水系统，不会发生泥泞不堪的情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道路改造，修建成沥青路为止。（③164-165页）。我家就住在东盛街，对这条青石路太熟悉了。正如我在童年的回忆中写到：“如果在雨水充沛的季节，当细雨濛濛连绵不断，一个人撑着雨伞，行走在多伦城内铺满青石条的大路上，雨水会顺着路边石条砌成的排水渠缓缓流走，你脚步的快慢节奏会随着石条宽窄的缝隙，有规律和谐呼应着，不停地向前移动，这会引起你的无限的遐想，你仿佛正置身于江南的某个古老的小镇，在雨天的石板路上轻盈漫步，因为在北疆城镇是很难看到用石条铺成坚实、平坦的路面的。”这才是多伦诺尔主要街道路的真实写照。由于泄洪系统比较通畅，即便是土路，在常年雨季也不会积水，根本不存在不能通行的情况。也只有雨水多的年份，雨量极为集中的时候，在非主要街道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可能是因为没有仔细考察，误把非主要街道的排水沟当成车马压出的土沟了。他第二次到多伦诺尔的时间是公历5月3 日至23日，这还不是雨季。多伦诺尔气候属半干旱向半湿润过渡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仅为389.4毫米，集中在6 、7 、8三个月，占年降水量的三分之二。因此“多雨季节…污泥浊水…有的街道甚至都不能通行。”是不符合事实的。

书中说“多伦诺尔不生产烧酒，……因此多伦诺尔人往往都要喝从张家口运来白酒，……这种酒的总输入量为五六十万斤。”(①341页)说多伦诺尔不产白酒是不对的。早在康熙年间多伦诺尔即有黄酒酿造作坊，到了道光、光绪年间已有白酒生产，当地人称作烧锅，只是还没有独立出来，那时由于多伦诺尔粮食充足，粮价便宜，有许多粮店便兼营白酒酿造，如“兴隆泉”、（④54页）“聚锦店”、“义和店”（②234页）等，初期白酒酿造作坊规模不大，产量很少，年产约有一万余斤。由于不能满足旅蒙市场需求，缺口很大，因此，大批白酒是需要从张家口等地方运输过来。

总之，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对多伦诺尔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对街市状况微词颇多，没有一点好感，总体印象不好。与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百般挑剔不同，此后日本人剑虹生和乌居龙藏也先后到多伦诺尔进行考察，并多有好感。日本学者乌居龙藏博士在1908年考察了多伦诺尔。如前所述，在其所著《蒙古旅行》中，对多伦诺尔街市的评述则平实、客观、公正得多。1907年夏天，剑虹生也曾考察了多伦诺尔，他在《多伦诺尔记》关于街市的商贸情况中特别写到：“┄┄其他有四五所洋行（即外国人设立的商贸结构）。最古老者为英商之‘新泰兴’，于四十年前来此，从事收买羊毛┄┄”接着他还从地缘角度赞赏了这座城市的商贸活动并为没有日本人参与感到遗憾：“要之，当地之商业，不拘僻远，其比较为完备，就中如杂货多输入德意志品，以其价廉，为土人所喜用，日本人尚未着眼于此地，甚遗憾也。”（④8 页）。日本学者乌居龙藏、剑虹生和俄国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对多伦诺尔街市的评价相比，褒贬不一，是很自然的事，这和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方法有关。但为什么悬殊如此之大！似有天壤之别，使人难以琢磨。假若你细读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所写有关街市的内容，慢慢品味，就会发现：他的话不只是以偏盖全，有的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有的简直就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就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个别西方记者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政治偏见报道新中国的有些事情的那种手法，如出一辙，其意欲何为？令人费解。

在俄国人和日本人考察多伦诺尔后不久，多伦诺尔不仅有了英国的新泰兴洋行、庆昌和洋行，美国的美丰洋行、德成洋行，又增加了日本的三井洋行、怡和洋行。（④159页）。这些洋行几乎垄断了多伦诺尔的绒毛、细皮市场，他们从中赚取了高额利润，严重地打击了旅蒙民族工商业户。但这里惟独没有见到俄国洋行的影子，为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多伦诺尔不但收集政治、经济情报，而且对军事情报也极为关注。对多伦诺尔驻军的体制、数量、兵种、武器装备、休假制度和营地状况作了详尽的描述，当时在多伦诺尔有驻军总数不足2000人。（①333-334页）。耐人寻味的是，1911年11月28日（宣统三年）外蒙古封建上层在沙俄策划下宣布外蒙古独立。1913年9月12日（民国2年），玛克萨尔扎布指挥8000名被沙俄武装起来的外蒙古军队，进攻多伦诺尔城区，察东镇守使王怀庆率国民军陆军第一镇官兵3000名与其激战两昼夜，国民军在老百姓的大力支援下英勇作战，以少胜多，外蒙入侵者大败，仓皇逃窜。（②672-673页）。这前后仅仅过了二十年，这两件事中间到底有没有点因果关系，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不能不让人深思。

参考文献

①《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 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本

②多伦县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0年版

③多伦文物古迹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

④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任月海编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6

（作者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五号院一楼6门7号）

《蒙古及蒙古人》书中关于多伦诺尔表叙的错误与失实之处（续）

夏钟馨

在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所著《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书中对多伦诺尔的表述还有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多伦诺尔的铜器制造业是比较发达的，制作的佛像尤为有名，产品主要销往蒙古、青海和西藏地区。可是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书中却批驳道：“多伦诺尔的佛像从丘克的中国之行以来就在欧洲人中享有盛名。可是这一名气未必符合实际，因为它是由蒙古人传出来的。”……“以博学和熟读经书自居的喇嘛虽然至今说多伦诺尔制造的佛像比其它地方出产的佛像都好…镀金牢固、尺寸准确……，但这多半是照着多伦诺尔匠人的话说的。”（①335页）。在上面这段文字的字里行间已经真实流露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内心的傲慢以及对蒙古人、对喇嘛、对多伦诺尔匠人的轻蔑和不信任。其实，多伦诺尔的佛像制造业名扬四方，从康熙年间起，历经二百年长盛不衰，既不是蒙古人传出去的，也不是喇嘛们随便说出来的，更不是匠人们自己吹出来的，而是多伦诺尔匠人是用自己的实力创造的。光绪三十三年出版的《蒙古志》中称：“多伦诺尔铸造铜器‘工艺精，为世所称道’。”匈牙利学者卢米尔吉斯在他的论著中谈到“最著名的制作青铜神像的中心有拉萨、扎什伦布和内蒙古的多伦诺尔。这些传世的青铜像就是从这些地方运到西藏的。”（④248 页）杨溥在《察哈尔之多伦调查记》中说：“六月一日（1932年，即日本侵略者侵占多伦的前一年），赴市肆参观佛像制造技术。佛像为此邑名产，大至旬丈，小至盈寸，均能范铜铸造。余历观数厂，存像均甚多，仪容微妙，衣纹挺劲古致，极有美术价值。国人于造像本甚擅长，今似仅存此多伦数十作家。询之场中，谓近因外蒙欧化，佛像不甚销行，学徒逐见减少，常此不能转变，业此者恐将不复支持。佛教文化，仅存于大漠中者，亦将随时势而灭绝矣。”（④30页）这些才是对多伦诺尔铜像制造技术的客观和历史的评价及其兴衰的表述。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还说：“┄┄钟楼后街的佛像作坊兼店铺实际只有两家：一家是兴隆瑞，蒙古人称之为海桑岱；另一家是多伦诺尔最早的，在蒙古最有名气的阿希尤铜匠铺。长盛街有┄┄。在多伦诺尔，制作佛像的作坊共有七家，但现在仍然营业的只有六家。这么几家作坊显然是太少了，不足以使多伦诺尔在这个行业中居于首位。”（①335页）。当时多伦诺尔的铜器作坊不是7家，而是17 家。复和永、裕和永、兴隆瑞、大成裕四家大铜器作坊，每家至少有工匠二百人以上，复和永在清代最盛时期曾拥有五百多工匠，裕和永有300多工匠。裕和永曾为西藏制造出高10米，重15 吨以上的大型佛像。（④156页）。从上可知，多伦诺尔的铜器制造业在清代规模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质量的确是上乘，在当时的市场上极具竞争力。因此，受到西藏、青海、蒙古各方僧俗称道青睐，订单不断。就是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多伦铜器制造业已经衰落，但那时多伦一年还能制造出大小、形态不同的140尊铜佛销往各地（④23页）。汇宗寺、善因寺的几千尊大小佛像大多数也是多伦诺尔匠人制造的，就是明证。到1933年，多伦铜器制造业已经破败，但还有13 家铜器作坊（④47页）。这时，裕和永已经迁往外蒙古。兴隆瑞的年营业额由1929年的11万5千元，到1933年降至仅1万元。大成裕年营业额也由1929年的8万元，到1933年降至仅2万元。其他几家已经倒闭。开业者也已经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④47-54页）在194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多伦时，大成裕作坊还为巴尔虎旗那木果尔寺铸造出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名为时轮金刚城的铜法器(②226页)。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是那样关注多伦诺尔的铜器制造业，在商店里连断头钉（见①284页）都看得那么清楚、仔细。一定也会实地参观了多伦诺尔铜器作坊，那种从设计、制模、配料、冶炼、铸（锻）造、雕琢、镀金各个工序，几百名工匠紧张、忙碌生产、细心操作、红火的壮观场面，却只字不提。不知他出于什么心态才说出上面歪曲事实的话来。

他对买卖城的街市状况的描述则多是以蔑视的目光寻找不足加以渲染和任意夸张，如他在书中说“简直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多伦诺尔的街道和巷子更脏更乱的地方……贯穿全城的东盛街，集中了至少有三百家最下等的小铺子。旧衣服、旧鞋和旧靴、断头钉、三条腿的桌子、破破烂烂的橱柜箱笼……总之，各种各样的破烂货都汇集在这条街上，等着那些和他们同样贫穷肮脏的人来买。”（①284页）。清朝年间，在多伦诺尔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旅蒙商人，他们不带家眷，因此城内普通居民极少（④155页）。《口北三厅志》记载：“多伦淖尔皆铺民聚集，以贸易为事，务本（农业）者寡，好利尚斗，颇称难治”。（④154页）这些商人，不管是在城区内设有固定店铺、货栈以在当地批发、零售为主的座商或到内、外蒙地区进行贸易的行商，都是直接或间接进行旅蒙贸易的，销售对象是蒙古王公贵族和普通牧民以及当地的喇嘛，这些人是根本不要破烂旧货的。旧货虽然价钱便宜，利润空间大，但买家不多，没有市场，货卖不出去，也是赚不了钱的。再者，那时多伦诺尔商贸发达，人口多，房屋紧缺，店铺房租很贵，一个普通店铺至少需要是四间房，仅房租一项，每年就需至少要交二三十两白银，加上其它开销，成本很高，多数商家是不会做这种赔本的旧货买卖。当时，东盛街是多伦诺尔繁华的街道之一，商家云集，店铺林立。可以说多伦诺尔在商业经营的行业中，什么百货、粮食、绸缎、布匹、药品、糖果、烟草、茶叶、糕点、酒类、金银铁铜制品、珠宝玉器、瓷器、宗教用品、木器、鞋帽等在东盛街都有店铺设立，实际上经营旧货的商店并不多，不知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为什么以偏盖全说出这样不符合事实的话来。日本学者乌居龙藏博士在1908年（即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访问多伦后15年）所著《蒙古旅行》说：“在多伦诺尔城，店铺一家接着一家。用大石铺设的道路，由于过去长期的踩踏，现在已经凹凸不平，行车也困难，通过店铺门前的街道也只能容人们慢慢行走。多伦城的店铺主要是贩卖喇嘛僧和蒙古人所喜爱的佛像以及其他日用品。特别是佛像制造最发达，有的大店铺开设着专门的制造工场。作为北京以外的喇嘛佛像制造地，应该说要数多伦诺尔和库仑最发达。卖给蒙古人的物品有他们常用来喝奶茶的铜制茶碗以及衣橱、桶、靴和蒙古人常用的其他一切用品。除此之外蒙古妇女发饰、耳饰等的制造也较发达。在此地毛皮店非常多，贩卖的各种皮毛，价格比其他地区要便宜。旅店业也很兴盛，有汉人住宿达到旅舍和蒙古人住宿的旅店的区别。”日本学者乌居龙藏对多伦诺尔街市的表述则比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平实、客观得多。（④99—100页）。对此，我应该有点发言权的。因为我家就居住在东盛大街的中段娘娘庙斜对面的大院内，直到1951年迁出。我家是那时多伦诺尔极少的普通居民之一，因此可以说我家祖居多伦诺尔。我祖母活了一百多岁，记忆力极好。小时候，祖母经常对我讲讲我家的情况，多伦过去的情况，也讲附近商家的情况。多伦诺尔的商人尤以燕商（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商人）和晋商（山西商人）为多，但也有一些山东商人。（④156页）。我家祖籍山东半岛荣成夏家潭，祖辈在乾隆年间就陆续有人到多伦诺尔闯荡谋生，因为赚钱容易，后来我太祖父夏歧在道光年间也到多伦诺尔谋生，并很快成家立业，站住了脚根。他是个高级厨师，早年读过书，不仅厨艺高超，而且办事精明、果断，很有经济头脑。那时他在多伦诺尔边做厨师边从老家贩运些海参、鱿鱼、干贝、虾仁、鹿角菜、紫菜等海产品在市场上批发销售，因为厨师工作和生意都做得不错,赚了不少钱,逐渐有了一定的积累。后来他看到城市商贸发达、人口剧增、房屋紧缺，就产生了投资房产的想法。于是就倾其所有，又从老家筹集了一部分资金置办了房产共有一百多间房屋，分在两处。一处在义和街（即现在通称的皮房街）北端路东有五十多间房屋，院落很大，全部长期租给资本雄厚的山西人开了天顺店，是一家牲畜客栈（④50页）。另一处在东盛大街中段的娘娘庙斜对面，也是五十多间房屋。大院内房屋，我家住了十间，其它房屋是一个临街的店铺有六间房屋和院内三十多间房屋。在大门口右侧临街三间门脸和后院的三间住房是租给了河北人江连波和江连顺兄弟开的鑫华鞋庄，主要批发、售卖各种鞋帽。早年他们不带家眷，后来江连顺回老家了，江连波才把妻子从老家接来，生有一女一子，其女江秀枝至今仍在多伦。江连波为人正直、热心，毛笔字写的很好，经常帮助别人写牌匾，有时刻字工人请他写字模。大院内另外三十间房屋，其中有十几间房屋租给了一家河北人开的制毡作坊。另外十几间房屋也租给了河北人，开了一个白皮生产作坊。那时出租房屋，收入不错。多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东盛大街仍然是多伦最繁华的街道，我家大门口的右侧是鑫华鞋庄，其右侧是天津人贾龙图的爷爷贾兆鹏在清代开的一家叫春发成的钱庄，民国期间钱庄开办不下去了，就改成了烟袋店，仍叫春发成。店铺前挑了根一米多长锡合金的大烟袋，下面系有红穗子，招徕顾客。贾兆鹏老人，微胖，白发银须，面目慈祥，待人和气。小时候我有时到它们店铺玻璃柜台前，看那些铜烟锅，玉烟嘴，鼻烟壶，玉手镯，红、黄、蓝、绿各色、各式串珠，项链，宝石，煞是好看,也不卖旧货。在烟袋店的右侧是一家银匠炉，和石桥相对，建在排水的涵洞上，这是多伦诺尔城区中部的一个重要的泄洪通道，它可以把兴盛街、福盛等街道排水渠汇集的洪水通过石桥涵洞经义和街等排水渠排往城外，银匠炉主要制作银锁、银手镯、等饰品，没有旧货。银匠炉右侧是一家河北冀之等人合伙开的木匠铺。木匠铺的右侧是回民杨三把祖辈开的顺和隆铁匠铺，由于经营有方，生意兴隆，买卖越做越大，不仅把铁匠铺变成了小五金商店，他家还养了一支骆驼队。那时，多伦诺尔进行旅蒙贸易的运输工具只有牛车和骆驼。作旅蒙贸易运输是既能赚大钱又是风险很大的行当。实际上，杨三把，他的本名叫杨春棠，到了杨三把这辈人，他在家排行老三，在杨家要数杨三把最能干。这时，由于他家养的骆驼增加到了二十一只。为了提高运输效能，保证托运货物来往的连续性，他把骆驼分成三把，每把是七只，三把驼队从多伦诺尔到蒙古地区来往循环运输。因此人们便戏称杨春棠为杨三把。到多伦第二次解放时杨三把还有一把骆驼，承揽从多伦到张家口的运输业务。这里我要讲述一个我父亲和杨三把骆驼队的故事：我父亲叫夏子衡，是小学教师，多年在会馆小学工作。由于我父亲工作认真负责，教学有方，多才多艺，善弹琴吹笛，深得学生们的爱戴，培养了不少人才，像程团九、卫芳格、李德生、马瑞林、张树汉、张荣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家移居张家口后，他们还多次到家看望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父亲因眼睛视力大降，遂弃教从商，做小宗商贸工作。主要是在多伦收购赤芍，经过晒干、加工，然后装入木箱，再在木箱上喷上《多伦衡记赤芍》字样。箱装赤芍多委托梁树轩开的汽车运到张家口，再在张家口经火车托运到天津，卖给天津的药材商人，这些商人再经海运销往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回来时，我父亲多在张家口进货，一般是多伦需要的生活用品，如布匹、砖茶、香烟和糖块等┄┄。那时，从多伦到张家口一带土匪很多，专门抢劫生活用品和旅客的财物。而杨三把的骆驼队有一套信息系统和躲避土匪的措施、办法。所以我父亲就委托杨三把的骆驼队从张家口运回货物。有一次我父亲在张家口把货物交给杨三把的骆驼队后，自己乘汽车回多伦途中遭遇土匪，汽车上的货物和旅客的钱财被土匪洗劫一空，有的人为护财，挨了打受了伤，我父亲的货物不在汽车上，损失不大，但仍然受到了惊吓。回到多伦，父亲坐卧不安，担心骆驼队上的货物安全，所幸，杨三把的骆驼队经过迂回路线机智成功地躲过了这一劫。由于父亲意识到这种生意的风险太大，从此就不作这种业务了。我家大门口左侧，在娘娘庙戏楼的右侧是河北人刘西庆兄弟开的店铺，有三大间门脸和后院三间住房，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刘西庆会蒙语，有牛车，他们既在店铺作零售、批发买卖，也走草地，他们到蒙古族牧区作买卖，携带牧民所需要的各种商品，而破烂旧货是绝对不行的。刘西庆的女儿刘金枝现仍在多伦。在娘娘庙戏楼的左侧，有一间门脸，是北京人姚永安的父亲开的烟袋店，也经营烟锅、烟嘴和玉器等，规模不大，但他父亲是有名的从事金手饰加工的高级匠人，过去主要在铜匠作坊做技工，专门从事佛像的镀金工作，自己也加工金手饰。其左侧是德泰魁糕点铺，前面是三间门面卖货，后面是作坊，制作糕点。德泰魁糕点铺的左侧是一家姓李的山西人开的叫同义泉的制卖白酒的烧锅。同义泉地对面是祥發號绸缎庄。我家大门口对面，娘娘庙的左侧是裕兴成杂货铺，有三间门脸，后院有三间库房，主要零售、批发红、白糖、冰糖和各种块糖，兼营调料和红枣、核桃、花生仁等干果，老板是山西人，叫李炳奎，个子很高，人们就叫他李大个，人很精明，善于经营，买卖不错。毛笔字写得很好，会炒菜，为人爽快，热心，厚道。单身在此和一个山西同伙郭守龙及一个徒弟一起开店，做买卖,亦不是旧货店。记得，我家大门斜对面有一个很大的院落，叫万庆泉的醋酱房，是山西人开的，院内有一口井，有生产制作醋、酱油、酱、各种酱菜和饴糖的房屋二十多间，前院很大，可放车马，后院有住房，能让大客户住宿。附近只有一家估衣铺,是卖旧衣服的。在东盛大街我家附近的店铺中，如上面所说的春發成、顺和隆、裕興成、德泰魁和祥發號这些店铺都是家族世代传承或者是东家聘用掌柜世代传承的老店铺，是根本不卖破烂旧货的。（②392-395页）。因此，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说东盛大街的所有的三百多家商户都是卖破烂旧货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他还说：“……城里所有通行车辆的道路都深深地陷在黄土地里，就像一条条土沟。……一到多雨的季节，这些通车的大沟里就满是污泥浊水，有的街道甚至都不能通行。”（①331-332页）。实际情况是，在乾隆年间，多伦诺尔城，它的主要街道如长胜街、福盛街、兴隆街、长惠街和东盛街都是用长约三尺，宽二尺，厚一尺的青石条铺路，路面平整、光洁。石路两边筑有排水沟，全部用方石砌筑，有明、暗沟之分。暗沟上覆盖石板或松木檩，掩土夯实。而且整个城市有着完整的排水系统，不会发生泥泞不堪的情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道路改造，修建成沥青路为止。（③164-165页）。我家就住在东盛街，对这条青石路太熟悉了。正如我在童年的回忆中写到：“如果在雨水充沛的季节，当细雨濛濛连绵不断，一个人撑着雨伞，行走在多伦城内铺满青石条的大路上，雨水会顺着路边石条砌成的排水渠缓缓流走，你脚步的快慢节奏会随着石条宽窄的缝隙，有规律和谐呼应着，不停地向前移动，这会引起你的无限的遐想，你仿佛正置身于江南的某个古老的小镇，在雨天的石板路上轻盈漫步，因为在北疆城镇是很难看到用石条铺成坚实、平坦的路面的。”这才是多伦诺尔主要街道路的真实写照。由于泄洪系统比较通畅，即便是土路，在常年雨季也不会积水，根本不存在不能通行的情况。也只有雨水多的年份，雨量极为集中的时候，在非主要街道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可能是因为没有仔细考察，误把非主要街道的排水沟当成车马压出的土沟了。他第二次到多伦诺尔的时间是公历5月3 日至23日，这还不是雨季。多伦诺尔气候属半干旱向半湿润过渡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仅为389.4毫米，集中在6 、7 、8三个月，占年降水量的三分之二。因此“多雨季节…污泥浊水…有的街道甚至都不能通行。”是不符合事实的。

书中说“多伦诺尔不生产烧酒，……因此多伦诺尔人往往都要喝从张家口运来白酒，……这种酒的总输入量为五六十万斤。”(①341页)说多伦诺尔不产白酒是不对的。早在康熙年间多伦诺尔即有黄酒酿造作坊，到了道光、光绪年间已有白酒生产，当地人称作烧锅，只是还没有独立出来，那时由于多伦诺尔粮食充足，粮价便宜，有许多粮店便兼营白酒酿造，如“兴隆泉”、（④54页）“聚锦店”、“义和店”（②234页）等，初期白酒酿造作坊规模不大，产量很少，年产约有一万余斤。由于不能满足旅蒙市场需求，缺口很大，因此，大批白酒是需要从张家口等地方运输过来。

总之，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对多伦诺尔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对街市状况微词颇多，没有一点好感，总体印象不好。与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百般挑剔不同，此后日本人剑虹生和乌居龙藏也先后到多伦诺尔进行考察，并多有好感。日本学者乌居龙藏博士在1908年考察了多伦诺尔。如前所述，在其所著《蒙古旅行》中，对多伦诺尔街市的评述则平实、客观、公正得多。1907年夏天，剑虹生也曾考察了多伦诺尔，他在《多伦诺尔记》关于街市的商贸情况中特别写到：“┄┄其他有四五所洋行（即外国人设立的商贸结构）。最古老者为英商之‘新泰兴’，于四十年前来此，从事收买羊毛┄┄”接着他还从地缘角度赞赏了这座城市的商贸活动并为没有日本人参与感到遗憾：“要之，当地之商业，不拘僻远，其比较为完备，就中如杂货多输入德意志品，以其价廉，为土人所喜用，日本人尚未着眼于此地，甚遗憾也。”（④8 页）。日本学者乌居龙藏、剑虹生和俄国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对多伦诺尔街市的评价相比，褒贬不一，是很自然的事，这和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方法有关。但为什么悬殊如此之大！似有天壤之别，使人难以琢磨。假若你细读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所写有关街市的内容，慢慢品味，就会发现：他的话不只是以偏盖全，有的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有的简直就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就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个别西方记者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政治偏见报道新中国的有些事情的那种手法，如出一辙，其意欲何为？令人费解。

在俄国人和日本人考察多伦诺尔后不久，多伦诺尔不仅有了英国的新泰兴洋行、庆昌和洋行，美国的美丰洋行、德成洋行，又增加了日本的三井洋行、怡和洋行。（④159页）。这些洋行几乎垄断了多伦诺尔的绒毛、细皮市场，他们从中赚取了高额利润，严重地打击了旅蒙民族工商业户。但这里惟独没有见到俄国洋行的影子，为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多伦诺尔不但收集政治、经济情报，而且对军事情报也极为关注。对多伦诺尔驻军的体制、数量、兵种、武器装备、休假制度和营地状况作了详尽的描述，当时在多伦诺尔有驻军总数不足2000人。（①333-334页）。耐人寻味的是，1911年11月28日（宣统三年）外蒙古封建上层在沙俄策划下宣布外蒙古独立。1913年9月12日（民国2年），玛克萨尔扎布指挥8000名被沙俄武装起来的外蒙古军队，进攻多伦诺尔城区，察东镇守使王怀庆率国民军陆军第一镇官兵3000名与其激战两昼夜，国民军在老百姓的大力支援下英勇作战，以少胜多，外蒙入侵者大败，仓皇逃窜。（②672-673页）。这前后仅仅过了二十年，这两件事中间到底有没有点因果关系，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不能不让人深思。

参考文献

①《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 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本

②多伦县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0年版

③多伦文物古迹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

④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任月海编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6

（作者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五号院一楼6门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