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徐徐地驶入北京站，87人组成的呼伦贝尔盟(简称呼盟)工商界参观团，此时每个人的心情都难以平静。1960年8月下旬，国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能有机会进京参观学习；况且团内多数人从来未去过北京，这怎能不让人激动呢!

人们可能会诧异发问：那个特殊的年代，内蒙古工商联呼盟办事处征得呼盟盟委同意，为什么要组织由旗市工商联主委、副主委、常执委、合作商店主任及工商联家属委主任等组成的那样庞大的队伍进京？他们此行为了什么？

缘起

事情还得从50年代呼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说起。

提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们马上会想到1956年，其实呼盟海拉尔、扎兰屯等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初步改造1952年已拉开了帷幕。1953~1955年，逐步深入、合理限制私营工商业者投机行为，支持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经营行为，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对其实行以加工订货、经代销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改造，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全行业公私合营奠定了基础。

1956年1月，呼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在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清产核资、定股定息的前提下，继而做好合营后私营工商业者人事安排。清产核资，核定全盟公私合营企业股金2 603 313元，年定息130166元(其中旅蒙商私股9 407元，年定息470元)。对城市私营商业，采取合作商店、小组形式进行改造；不适宜合营、合作商店的，转为国营经、代销店；对私营工业、手工业，采取合作企业形式改造；个体手工业，组成了生产合作社、组；小商小贩，转为国营摊贩或推销员。公私合营全盟实行定股、定息私营工商业187户、1 201人，其中资本家385人；共安排私方人员250人。2月8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过后，全盟城乡私营商业2 354户、4 020人中，1 654户、3 265人参加了改造，分别占总数70．26％、80．10％；私营工业75户、596人中，70户、590人参加了公私合营，分别占总数95．98％、98．99％；手工业1 600户、3 087人中，1 334户、2 763人参加了改造，分别占总数83．38％、89．50％；小商小贩全部参加了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者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不是无代价的收回，而是实行购买政策。对以大旅蒙商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合营后，没有剥夺其政治权利，而是本着“量才使用、适当照顾”原则，安排了他们的工作职务。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呼盟盟委、工商联办事处党组，积极引导合营、合作企业原私方人员投入自身改造。1958年大跃进热潮中，调动工商业者全力以赴支援大炼钢铁和大办农业。1959年，调动全盟大批工商业者投身增产节约运动；组织业者下放农村、牧区劳动。在对原私营工商业者改造教育和调动服务中，按党中央精神，盟委、盟工商联办事处党组要求合营后原私方人员，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听、跟、走”成了工商业者的思想原则和行动口号，广大工商业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调动服务。

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1957年，全盟开展反右派斗争。1958年，又掀起了“以钢为纲”大办钢铁、大办化工、大办机械、大办交通群众性大跃进高潮；农村、牧区伴随公社化运动不断升级，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大放高产“卫星”，举行“千厂旗、百厂乡”大会战；加之呼盟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遭到水灾、冻灾、旱灾侵袭，全盟经济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原私营工商业者中一部分人，产生了对党的政策怀疑、半信半疑，甚至疑多信少。针对全盟工商界中普遍存在的这种思想状况，呼盟盟委、工商联办事处党组研究，果断决定组成工商界参观团去北京参观学习，以此端正工商业者思想，坚定“听、跟、走”信念。

见闻

呼盟工商界参观团到北京后，受到了全国工商联（简称全联）和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热情接待。

到北京的第二天，全联主要领导陈叔通、胡子昂、罗淑章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并针对参观团此行的目的，亲切和大家一起座谈、交流。胡子昂主席说：“‘听、跟、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信疑参半。他们来北京一趟不容易，要到处多看看、多听听……”座谈讨论中，全联领导与大家畅所欲言，解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让大家对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刻认识。

参观团在北京期间，在全联和北京市委的安排下，参观了北京十大建筑、首都钢铁公司以及石景山、十三陵、官厅水库、八达岭、故宫等名胜古迹。北京市人民政府指定首都汽车公司为参观团安排了两台大客车、一辆小轿车，每天只收130元钱。上午参观，下午座谈讨论。参观过程中，所到之处欢迎热烈。

在参观人民大会堂、北京车站、民族文化宫、工业展览馆、军事博物馆时，工作人员都给团员做了现场讲解或操作表演。参观工业展览馆时，工作人员做了石油钻井、地质堪探、花布织机、灯心绒剪切机等模拟操作表演。尤其是参观首都钢铁公司时，公司党委书记亲自接见。他首先表示了对呼盟工商界朋友的欢迎；接着介绍了首钢组织领导和生产经营管理；重点介绍了首钢流水作业和技术改造的发展变化。

参观团上午参观了首钢生产情况，现场察看了有缝钢管的焊接、铁皮制造工艺等遥控作业过程。下午，在首钢精心安排下，参观了焦炭出炉、息灭、运输等自动化流水作业。看到炼焦炉象火车箱似的挂在空中，焦炭自动推出，运输大车在底下接装，把一箱箱火红的焦炭运出，上边自动浇水。大家惊叹不已。接着乘兴又观看了炼钢炉自动化出钢水：通红通红的铁水流到运输翻斗车上，注满后，翻斗车把钢水运输到铸锭间只是一翻，钢水就流入了铸锭槽，变成了钢锭。这令大家为之振奋，同时感到无比自豪，须知当时首钢的钢锭生产已进入了世界领先行列。

参观团在首钢参观时，正赶上全国六个民主党派会议刚刚结束，全国政协安排与会人员在政协大礼堂看京剧宝莲灯。北京市政府特意给全团成员发了招待票观看演出，大家非常感动。看了京剧表演后，大家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年，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能不让人兴奋吗？

15天的北京参观学习，转瞬成为了历史，但却给参观团全体成员留下永远难忘的记忆，它为大家上了一堂坚定“听、跟、走”信念的生动、亲身体验社会教育课，在呼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调动服务的历史上书写了举足轻重的一笔，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去北京之前，有些工商业者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有些怀疑，借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今，听了首钢公司党委书记介绍，亲眼看了钢厂现代化遥控生产，心悦诚服、口服心服，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参观人民大会堂时，随行的北京市领导说，他曾听当年参建人民大会堂的木工师傅说，呼盟一建公司建筑工人曾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建设，尤其是参建的呼盟木工，他们多用的刀锯一面粗齿一面细齿，运用自如；木工斧均可两用，一头斧刃可砍木板，另一头平顶可钉铁钉。而南方省市的木工使用拐子锯，只能一面用，过长过厚的木板派不上用场；使用的木工斧，俗称“玻璃斧”，只能用一头砍木板，而另一头干什么都用不上……。由于呼盟一建公司派出的木工在施工中成绩显著，被北京一建公司评为先进集体，受到嘉奖。听了北京市陪同参观领导的介绍，团员们既佩服该领导的见识，又为呼伦贝尔感到自豪。中国人连人民大会堂这样宏伟壮丽而又有相当大难度的举世嘱目的建筑都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能难住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值得怀疑。此次北京参观学习，全体团员可谓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收获颇丰，大家在消除疑虑的同时，坚定了“听、跟、走”信心，有的团员发自内心地说，“听、跟、走”，听对了，跟对了，走对了。

感悟

1945年日本投降后，呼盟岭东进行了土地改革，岭西进行民主改革。人民政权建立后，城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发展经济上利用、限制、改造和反利用、限制、改造的矛盾日趋激烈，这就必然决定了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7年“一五”期间，由于呼盟贯彻落实了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可喜的建设成就。1957年，全盟实现社会总产值54 524万元，比1949年增长了191．6％；而且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公私合营后，为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变旧的经济体制，呼盟盟委加强了对公私合营企业的组织领导；改革公私合营企业经营管理；依据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原则，调整生产经营组织，挖掘生产潜能。特别是以企业为改造基地，安排私营工商业者工作，改造他们的思想，转变他们的立场，发挥他们在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广大工商业者大多相信党的领导，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呼盟私营工商业者，以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为主，真正意义上的大旅蒙商等够得上资本家的很少。经过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安排私营工商业者在企业劳动改造及调动服务，他们绝大部分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剥削阶级在呼盟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因此，当时对他们的改造、调动服务，今天看做得有些过头，尤其是1957年反右派，把一些不该被打成右派的工商业者打成了右派，犯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1958~1962年“二五”期间，全盟掀起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大跃进”和农村牧区公社化运动，犯了严重的急于过渡、浮夸、简单过于粗，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极“左倾”错误。以牧区公社化为例，1958年9月，全盟牧区开始由试办初级牧业生产合作社阶段转向全面实行人民公社化；10月底，牧业四旗就将209个牧业社合并成了31个公社，仅在一个月内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可见冒进到了什么程度。1959年，党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本欲纠“左”，后期却转向批彭德怀所谓反党集团“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继续延续、雪上加霜。由于“反右倾”、“大跃进”、急于“人民公社化”错误，加之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中苏合同；全盟连续三年受灾，工农牧业生产大幅下降，粮食减产，人民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在这种形势状况下，工商业者对“听、跟、走”产生疑问，本来可以理解；不仅仅是工商业者，就是党内的很多有识之士，当时也有不同看法。但极“左”的冲动已冲昏了党内从上到下许多领导干部的头脑，虽然主观愿望大多数人是好的，但头脑发热、听不进反面意见、思想疆化，致使“左倾”的错误逐步升级，以至于1962年后，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形成了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甚至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终于酿成了十年内乱的苦果。

     （作者：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