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是源远流长、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移民运动。自清朝康熙年间至民国年间的走西口，前后延续约300年，地域涉及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和山西、陕西、河北（包括京、津）、甘肃、宁夏及内地省区。走西口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民族关系。那么，在这一历史活动中，参与者形成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支持不同地域、不同出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投身于这一历史潮流的核心精神是什么？西口文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什么？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课题。

一、不畏艰险、生生不息的开拓精神。

西口文化之所以能历数百年而不衰，首先在于弘扬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不惧辛劳、努力奋斗、不断进取的开拓精神。

自从中华先民辟草莱、焚林莽、垦土地、植稼禾，筚路蓝缕，在中华大地播下文明发展的种籽，这种开拓精神就在中华文化中植根，并成为支撑中华文化屡经坎坷、屡衰屡兴，历数千年、上万年而不中止、不衰亡的精神支柱。特别是每当因自然、社会因素遭遇生存危机时，这种开拓精神往往会迸发出来，显示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并成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强大动力。

走西口的人，以晋、陕、冀的农民居多。这里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北方地区农耕文明的发展，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农耕经济依赖人力垦植，以多子为福，必然促使人口大幅度增长，而耕地难以同步扩大。到一定阶段，便势必形成人多地少的矛盾，形成巨大的社会生存压力。

其次，北方地区发展旱作农业往往以毁林毁草为代价，破坏了植被，势必加剧水土流失。数千年垦植不辍，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土地的自然生产力不断降低，必然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使社会的生存压力日益难以承受。

第三，旱作农业总体上是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靠天吃饭，广种薄收，对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是较差的。如遇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连续数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则往往会对旱作农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便会使不堪承受的社会生存压力爆发为生存危机——灾荒、饥馑。

山西中、北部地区，陕西北部地区，河北北部地区等，基本上都是属于旱作农业地区。山西地土狭窄民户日众，晋中、晋北地区缺水少雨，旱作农业基础脆弱，尤惧旱灾。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更为干旱缺水，旱作农业发展不易，生存尤难。河北北部地区与晋、陕相似。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大多为旱灾），或社会政治局面严重动荡、战乱不止的时候，这些地区的民众多有远赴塞北以求生路的状况。

安土重迁，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在中国农民的传统思维中，以农为本，以田为根，以家为基，如若抛土舍家，背井离乡，别父母、离妻子外出谋生，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别无它途的选择。漫漫西口路上，多少令人肝肠寸断的苦情调，便唱出了这种辛酸与无奈。正如脍炙人口的《走西口》中唱的——

             “咸丰整五年，

             山西遭年限。

             有钱的粮满仓，

             受苦人实可怜。”

             “去年遭年馑，

             遍地草不生。

             没打下一颗粮，

             活活饿死人。”

             “官税逼得紧，

             催得活不成。”

             “土地卖了个净，

             饥荒还没打清。”

             “官粮租税重，

             逼得跳火坑。

             没钱纳官税，

             不走西口怎能行？”

这种状况逼迫人们做出选择，或是坐困愁城，坐以待毙；或是奔往他乡，求得生路。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旱作农业生存的艰难也孕育了人们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勇于开拓的人文精神——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命一搏。因此，踏上前途未卜的西口路，就意味着做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告别安稳的生活、温馨的家园，去迎接命运的考验。走上坎坷艰辛的西口路的，多为不惧风险、勇于开拓的有志之人。迈出走西口的这一步，是决定一生命运的关键一步，生死、成败皆未可料定，前途未卜，风险难料。但是，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告别了年年月月、甚至祖祖辈辈都因循重复的人生老路，踏上了一条必须勇往直前、履险克难，甚至以青春和生命与命运相搏的不归之路——开拓者之路。

西口路——开拓者之路不是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充满了艰辛与磨难。晋西北保德县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描述了西口人的艰辛——

　　        “这一去——

　　        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

　　        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

　　        住沙滩睡冷地脱鞋当枕，

　　        铺芨芨盖星星难耐天明。

　　        下石河拉大船驼背弯身。

　　        上杭盖掏根子自打墓坑。

　　        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囚墩，

　　        上后山拔莜麦双手流脓。

　　        走后营拉骆驼自问充军，

　　        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

　　　      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

　　　      遇传染遭瘟疫九死一生。

　　　　　沙蒿塔子遇土匪险些送命，

　　　      卖铺盖讨吃回家哭死双亲。”

既然如此艰苦辛酸，为什么还会有十几代人在300年间前赴后继地走西口呢？是人类求生存的本能，是贫瘠的黄土地培育的开拓精神，是塞外千里沃土那充满魅力的召唤。走西口的人们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付出了勤劳的汗水，不仅在艰难困苦中坚韧地生存了下来，而且还以劳动所得养活了全家，甚至积累了财富，这就使走西口的开拓之路不仅充满艰难险阻，同时也充满了希望。这才使数以万计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义无反顾地加入走西口的潮流。正是在这条延续约300年，十几代人前赴后继、不断前行的开拓者之路上，走西口的人们以汗水、血液浇灌大地，以青春、生命不懈拼搏，垦草莱，植稼禾，营村舍，筑城郭，兴贸易，昌手工，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创造了闪耀着开拓精神的西口文化。

二、团结互助、多元交融的和谐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既有从中原地区向周边地区的移民，也有从周边地区向中原地区的移民。这种双向的移民运动，促进了中华文化核心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更新与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历史影响。同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移民运动及其文化交流往往又是伴随着尖锐的矛盾冲突，甚至以一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对另一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排斥、打击、取代为代价的。特别是，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与原居住民群体之间，往往因生存方式的不同、经济利益的矛盾、价值观念的相悖、生活习俗的差异等等因素，产生尖锐的矛盾冲突，甚至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直至演化为大规模的战争。毋庸讳言，走西口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冲突——大批内地人口来到塞北地区，必然带来新的生存压力；走西口的大量农民来到塞外发展农业，必然与原有的畜牧业发生矛盾；农民与牧民之间，必然存在经济利益的矛盾；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价值观念的差异也必然形成矛盾；蒙古族与汉族、回族等民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不同，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矛盾；即使是在走西口的移民中间，由于来自不同的地区，出身于不同的宗族，出身于不同的阶层，从事不同的行业，也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不同的矛盾，甚至产生矛盾冲突。

但是，走西口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团结互助、多元交融的和谐精神，则是西口文化的显著特点。

塞北的广阔草原，本来是蒙古族的游牧之地。这里是草原民族的摇篮，是草原文化的故乡。草原文化本质上是开放的文化。由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与脆弱性，必须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才能保障社会的生产、生活需要，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明朝——北元时期，明政府曾长期实行闭关封锁政策，对蒙古草原的社会经济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达延汗、阿拉坦汗时期，为促使明政府开关互市、发展双边贸易，曾经进行了长期的努力，甚至兵戎相见。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的阿拉坦汗时期，不仅促成了明政府的开关互市，而且实行招抚流亡、轻赋薄税、奖励农耕的政策，吸引内地农民到土默川耕作。几十年间，大量内地破产农民、起义失败的屯田士兵、白莲教徒等纷纷来到土默川。到十六世纪末，土默川的汉族人口达到10多万。阿拉坦汗通过各种方式延揽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工匠，促进手工业发展。许多木工、铁工、瓦工、石工、画工、漆工、雕塑工、皮匠、缝衣匠等来到土默川落户，基本上满足了生产、生活日用品的需要，促进了村落、城镇的建设。阿拉坦汗还采取招考、重用“孝廉诸生”的政策，选拔汉族知识分子前来应试。考中的委以重任，未考中的也分给土地、妥善安置。阿拉坦汗去世之后，其夫人三娘子继续实施其政策，保持、发展了土默川开放、和谐、繁荣的社会局面。

阿拉坦汗、三娘子倡导的开放、和谐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广泛、深远的。清朝初年，遭受战乱破坏的阴山——河套地区再一次面临社会经济如何恢复、发展的问题。这一地区的蒙古族继承了阿拉坦汗、三娘子倡导的开放、和谐的优秀文化传统，对内地的汉族农民、手工艺人、商人前来从事经济活动总体上是欢迎的。大量内地人口“走西口”来到塞北，改变了这里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这里的社会文化状况，广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从而形成了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回族文化等多民族文化，相互之间有机结合、多元交融，具有复合型文化特征的“西口文化”。

在经济方面，形成了草原畜牧业与农区种植业相结合的格局。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阴山以南的河套——土默川——察哈尔地区基本上成为农耕地区，阴山以北的固阳、武川、四子王旗等地区形成了大面积的农耕地区。而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也有相当一部分逐渐弃牧营农，从传统的牧民转变为农民。

在生活习俗方面，走西口来到这里的汉族，饮食、衣着、居住等习惯均比在家乡有了明显的改变，带有了一些蒙古族生活习俗的特点。甚至在土默川地区，有一部分向蒙古族租种土地或为主人家庭佣耕的汉族逐渐转变为蒙古族，称为“庄头蒙古。”同时，蒙古族的生活方式也受到汉族的影响，产生了明显的改变。由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这一地区的各类商品显然比北方的单一畜牧业地区更为丰富，粮食、蔬菜、瓜果等更为充足。特别是，伴随着相当一部分蒙古族逐渐从事农业生产，也从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定居的生活方式。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通婚，加强了这一生活习俗相互交融、结合的特点。

西口文化中相依相生、相得益彰、多元交融的精神，集中体现在民间文艺方面。随着蒙古族与汉族的交往不断扩大，不少蒙古族民歌译成了汉语，或采用了汉族的曲名，或者在歌词中采用了汉语。在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和山西、陕西、河北北部地区等地的二人台、漫瀚调、山曲、爬山调等民间戏剧、歌曲中，就体现了蒙古族传统民歌特别是短调歌曲与晋西北的山曲、道情、秧歌，陕北的信天游等汉族民歌结合的特点。这种交流与融合，既有蒙古族与汉族之间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蒙、晋、陕、冀等地汉族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既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语言特点，也包含了不同地区汉族的文化特色、生活习俗以及方言土语。在这种交流与融合中，创造出了将蒙古族、汉族、回族的某些音乐文化元素珠联璧合、融为一体的新的艺术形式——二人台，成为民族音乐文化、地域音乐文化的奇苑。据《绥远通志稿》记载，“土默特社会家庭及儿童娱乐方法，概与汉人同。常有蒙古曲儿一种，以蒙语编词，用普通乐器如三弦、四胡、笛子等合奏歌之。歌时用拍板及落子为节奏。音调悠扬，别具一种风格。后略其调，易以汉词，而仍以蒙古曲儿名之。”

在二人台、漫瀚调、爬山调、山曲中，有些是采用了蒙古族民歌的曲调而填了汉词的，有些是汉族民歌中结合了蒙古族民歌唱腔的，有些是蒙、汉双语合壁的，例如《栽柳树》——

　　    黑召赖沟栽柳树，

　　    你看那毛阿肯妹妹扭上几步。

　　    黑召赖沟寸草滩，

　　    正好是阿日尔米德縻马湾。

还有《将就两天吧》——

       忽尼马汗布旦古利儿妹妹不会做，

　　   不审马内黄米干饭将就两天吧。

　　 　合勒黑勒毛利白呀妹子不会骑，

　　 　不审马内大耳朵毛驴将就两天吧。

译成汉语是：

       羊肉白面虽然有呀妹子不会做，

　　　 咱的黄米干饭将就两天吧。，

　　　 黑枣骝马虽然有呀妹子不会骑，

　　　 咱的大耳朵毛驴将就两天吧。

蒙语、汉语的结合使用，不仅使歌词韵脚和谐，而且渲染了幽默、诙谐的气氛，的确是妙不可言的神来之笔。

值得重视的是，作为融合了蒙古族与汉族的不同民族音乐文化元素，融合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和山西、陕西、河北的北部地区等不同地区音乐文化元素而形成的新的艺术形式——二人台，本身就是蒙古族与汉族艺人以才智和心血培育、浇灌出的艺术奇苑。据专家考证，素有“山曲之乡”美誉的山西省河曲县，在清朝同治初年就创办了“五云堂玩意班”，成为目前有据可查的早期二人台演出团体。并在大鄢村留下了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演出的题壁。稍后，原籍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孤雁克力更村的蒙古族二人台艺人云双羊，对于二人台演出从简单的清唱演进为载歌载舞的化妆演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云双羊还创办了“玩艺儿班”培养出蒙古族、汉族学生，有些成为二人台名艺人，不仅为二人台艺术的传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土默特右旗今天成为二台艺术之乡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基础。二人台名艺人中，赵四、樊六、周治家、张高换、刘金等，祖籍都是山西省河曲县；李飞高祖籍河北省武安县，丁喜才祖籍陕西省府谷县，班玉莲祖籍河北省武清县，巴图淖、张埃宾、刘银威、高金栓等则是内蒙古人。他们都为二人台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勤劳智慧、共创繁荣的精神。

走西口首先是无数个人的行为，然而，当它在广阔的大地上汇聚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而且是一股延续了约300年的历史潮流时，它就成为一种对社会、对历史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群体行为。当走西口仅仅是个体的行为时，它只有一个简单的、朴素的动机与目的——求得个人的生存。而当走西口的数以万计的个体行为汇聚成巨大的群体行为之后，便在客观上形成了超越于个人动机与目的之上的群体目标——创造繁荣。因为，惟有在走西口的目的地创造出繁荣的经济、繁荣的文化、繁荣的社会，才能有效地保证个人动机与目的顺利实现。而西口文化的开拓精神与和谐精神，恰恰是创造繁荣必不可少的两大基石。创造繁荣，成为走西口的人们以勤劳和智慧塑造的西口文化的精神支柱。

首先，走西口推动了农业的繁荣。

沃野千里的土默川田连阡陌，在原先零星散布的蒙古包旁建起了一座座板升——村落。河套地区的农民开挖水渠、引黄灌溉，建成了塞北米粮仓。

其次，走西口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

在城镇里，一些手工业者还建立了行会组织——社，建立行业规矩，维护自身权益，协调内部关系。例如，老包头的手工业就有十六社，即：制作毛毡、毡帽、毛袜、毛鞋作坊的忠义公立社，制作口袋、毯子、毛单作坊的绒机社，泥瓦匠、建筑木工及铁木农具工匠组成的鲁班社，木材店、木匠铺、个体木匠组成的六合社，经营旅店的义合社，金、银、铜、铁加工的金炉社，白皮坊、成衣局的威镇社，黑皮坊、水胶坊、鞍子铺的义和社，皮鞋、皮靴、水靴和皮底布鞋作坊的集义社，染坊的义仙社，粉坊、豆腐坊、豆芽坊、菜铺的清水社，油漆、彩绘、泥塑、粉刷、糊裱匠人的绘仙社，屠户、生熟食品铺的得胜社，加工、贩卖山货、小杂货、干鲜水果、文具纸张的店铺摊贩的恒山社，饭馆、饮食业的公义仙翁社，加工、销售糕点、干货的仙翁合义社，等等。

第三，走西口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在走西口的农民中，一些具有经营能力的人抓住畜牧经济与农业经济商品交换的机遇，从做小买卖起家，成为享誉九州的商业巨子。老归化城的大盛魁商号，堪称塞北第一商业集团。其鼎盛时期，固定资本达2000万两白银，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两白银，雇工数千人，集采购、加工、运输、销售于一体，号称——

集廿二省之奇货裕国通商

步千万里之云程与蒙易货

在包头，开草料铺起家的祁县人乔贵发，开铁匠铺起家的定襄人梁如月，以粮食杂货交易畜产品起家的忻州智氏，掏甘草、贩卖甘草起家的保德人王蕊，开粮油坊起家的河曲人田开生、田开成兄弟，办养畜场起家的闻喜人裴德宏等等，都成为富甲一方的晋商代表人物。

商业的繁荣带动了运输业、金融业的发展。走西口形成的水旱商路四通八达，通向蒙古草原、西伯利亚，直到欧洲。归化、包头等商埠钱庄、典当行等兴旺一时。大盛魁年放贷额可达10万两白银。包头有30多家钱庄，资本金多者数万两白银，少的也有7000～8000两白银。

第四，走西口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经济的发展，既提出了发展教育、文化的要求，也创造了发展教育、文化的条件。在城镇、村庄，私塾广布，现代小学、中学也逐渐产生。其中的教师，大都是走西口的知识分子及其后代；其中的学生，也大都是走西口人的后代。为了满足走西口人及其后代的文化娱乐需求，不仅二人台、漫瀚调、山曲、爬山调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广泛发展，晋、陕、冀等地的艺术团体到内蒙古地区演出，在内蒙古的一些地区还形成了演社戏的传统。《归绥识略》记载，“岁三百六旬六日，赛社之期十逾七八。”例如，老包头从农历正月初三到九月九日，就有工商业九行十六社分别主办的社戏46场。大社办社戏财大势雄，可请山西等地的著名戏班，连唱3天。小社财力不济，也要请小戏班演一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走西口推动塞北千里大地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局面。

第五，走西口促进了城镇的繁荣。

走西口的移民运动，大大加速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归化、绥远、包头等均成为繁荣的塞外名镇。当时的归化城，“筑城绝塞跨岗陵，门启重关殿百层。”（1）巍然矗立在阴山之南、黑河之北的土默川平原。而且街衢纵横，市井繁华，店铺相接，商贾云集，呈现出“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2）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包头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水陆码头、商业中心城市，清朝末年人口达到6万多，拥有工商户1000多家。同时，归化、绥远、包头也成为当时的教育、文化中心。因此，当时走西口的人们往往也把归化、包头作为憧憬的目的地。在不少西口路上传唱的民歌中，表达了人们到归化、包头求生存、求发展的美好心愿。

回顾历史，如果说作为个体行为的走西口，往往只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其行为往往只是关系到家庭；那么，作为群体行为的走西口，则形成了一种社会的意识、社会的精神，它远远超越了个体生存的要求，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繁荣的强大精神力量。正是这种走西口的社会追求，汇聚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们，发挥了他们的勤劳、勇敢、智慧，创造了彪炳史册的繁荣与辉煌。

岁月悠悠，逝者如斯。

走西口的脚步声，已经渐行渐远，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中。然而，走西口创造的历史，走西口留下的西口文化，走西口留下的西口文化中蕴含的核心精神，今天不仅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值得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

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创造了从2002年至2009年连续8年保持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速度第一的优异成绩，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成为带动内蒙古发展的“金三角”。勇于开拓，团结和谐，共创繁荣——在高歌猛进的征途上，我们不是仍然可以听到西口文化核心精神与时俱进的宏亮强音吗？

（1）（清）高其倬：《青城怀古》，《味和堂诗集》。

（2）（清）王循：《归化城》，《抱山楼诗集》。

（作者：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