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岱召村私塾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清乾隆年间。俗话说:“口里人务甚不务甚念几年书,口外人务甚不务甚喂几口猪”，意思是说口里人对孩子的读书教育比口外重视。事实也的确如此，但不是说口外人干脆没有一个人念书的。之所以“走西口”的人在口外念书的少，一方面是为生活所迫，无暇顾及；另一方面，“走西口”的人本身文化程度都不高，当地的蒙古民众更是识字者稀少，所以没有形成重视教育的环境。在美岱召村现存清初的契约中，可以看到许多的错别字，如一张乾隆十年的地契上，写约人竟将租地的“租”写成“粗”，就很能说明这个事实。

从乾隆初年开始直至民国年间，众多的汉民自山西迁移而来,将移民文化传播到口外地区，其中的私塾教育文化也在美岱召村生根落户。

美岱召村最初的私塾教育形式比较简单，村里如果有十几个以上要念书的娃娃,就合伙找个先生，利用居民的空屋子或大庙的禅房办起私塾房，屋子迎面的墙上挂一张孔夫子的画像，供上私塾的学生娃娃们每日早晚跪拜。屋子里有炕，炕上放几张念书用的小桌子，小桌子全是学生自备，一人一桌，如若是弟兄俩同时上学，则对坐合用一桌。

私塾里开设的课程主要是《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等。民国以后还进行珠算、写仿等教学活动；正式课程外，乡土教材也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课程。

《百家姓》是中国古代姓氏的综合，《三字经》是一部中国历代简史，是非常好的启蒙教材。而读《千字文》则是为了让学生达到了解社会、了解民情、通文达义的目的。《闺训千字文》则是教育小儿的文章，全文仅 1000字，其内容教育女子要“温柔典雅、三从四德、孝顺父母、唯令是行、梳妆谨慎、脂粉休浓”；教育男儿要“当察事务、百样该知、通文达意、应变随机”；教育孩子要有好的品性，“位法天地、蔼睦谦恭、敦质立品、贞烈咸称”；赞扬贞烈的有“侠肠铁胆、玉碎珠沉、捐躯殉殁、虽死犹存”；有关教育的有“希师觅友、开讲拟题、诵读孔孟、吟咏经诗”等。当然其中也有散布宿命论的如“胎元造定、星命排成”等，但总体上具有积极向上的教育意义。

私塾教育中的《名贤集》教材，因为其中多有谚语，富有哲理意义，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所以很受欢迎，孩子们普遍都学得比较扎实。例如“人心似铁，官法如雷”，“事要三思，免劳后悔”，“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在家敬父母，何必远烧香”，“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临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侵人田土骗人钱，荣华富贵不多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物离乡贵，人离乡贱”等，这些美岱召村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话语，都是私塾教育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封建糟粕的东西顺势流传，如：“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私塾中还学习《朱子家训》，即朱熹老夫子的治家格言。朱子被称为贤人，这篇格言是教训人处世的道理的。例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线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及子孙”；“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等。

私塾里学习的珠算书有筷子厚，叫《珠算集成》，书里头列举了民间的各种珠算算法：算地亩的有飞归；算斤秤的有斤秤流法；除法叫归，乘法叫因，减法叫刨，加法叫上，加法连加有小九九。

孩子们上私塾往往是利用冬闲时节，其他季节他们要下地干农活或帮助家里撵牛放马做营生。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念完一两个冬学就可以学完《百家姓》、《三字经》、《四七言》、《千字文》、《名贤集》，求个“睁开眼”就行。如果念了三四个冬学，就可以学完“四书”、“五经”了，再往下念，便可以考取功名了。

至于乡土教材，因时代而异。有的照着仿引子写“绥远都统李景泉旬日就到”；有的背诵地名诗：“包固五临东，安北佘太村，沃野陕坝四龙兴，归萨托克和林清。”这是一首概括当时萨拉齐周边范围的地名诗。“包”是指包头，“固”指固阳，“安北佘太”在今乌拉特前旗，“沃野”即沃野镇，也在乌拉特旗一带。“陕坝”在今杭锦后旗，“四龙”据说是指今阿拉善盟黄河西套四坝地区，四坝位于今甘肃龙首山下。“归萨托克和林清”则是指当时的山西口外五厅---归化、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美岱召村属于萨拉齐厅管辖，其厅治年代在清光绪二十九年以前。

私塾里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大致是早饭前背生书，即前一天号的书；早饭后号当日的内容，开讲；午饭后习字，后半晌温书。

私塾的教学方法是填入式的——就是死背硬记。先生先给学生念一遍，讲一遍，号住段落，然后要学生死记硬背。经学生温习之后，再叫学生“回讲”，“回讲”实际就是让学生背诵，如果学生背不来讲不来，先生生气了，动辄就要打板子，学生的左手往往被打得肿痛。这种体罚现象给人影响深刻，被大家编成了顺口溜：“赵钱孙李烂席片，越打爷爷越不念，再打爷爷上圐圙（萨拉齐）。上圐圙干甚去呀？告你狗日的。”

私塾里也不用阳历，没有星期天。大热天时“避伏”（入伏到农历的七月十五日），类似于现在的放暑假；大冷天“避冬”（腊月初八到第二年正月十五日），也就是放寒假。另外在每年的二月和八月上旬的丁日各放假一天，称为“丁祭”，据说是祭祀文圣孔子的。“丁祭”日，学生要向先生送礼，送食物和现款均可，也无定数。

有趣的是，所有的私塾先生都要教学生一首“回文诗”，其内容是：“九月九花九点头，头点九花好风流。流风好花头上戴，戴上头花九月九。”这首诗中的汉字以十字架排列而成，“花”字居中，“九月九”和“九点头”竖排，“好风流”和“头上戴”横排，学生在学习这首回文诗时兴趣浓厚，都想变化出新的诗句来。

在美岱召村，十几户蒙古族家庭也逐渐改变了“男人骑马收租子，女人伺奉公婆”的生活方式，学习汉民教育孩子的方法，让子弟们发奋读书，成绩斐然，例如河塄上的都格尔扎布兄弟及其子孙们，就是先上私塾，然后考入外地高小、中学、大学的。都氏家族中从私塾念书出来到北京蒙藏学校、北京政法大学等就读的人才不在少数，由此可以窥见当时美岱召村私塾教育的大概。

民国初年，国家提出取缔私塾，兴办官学（乡村的官学是指小学），但实际上私塾和官学一直长期并存，互相竞争。在美岱召村及西大社所属周边小村新学与旧学的交错期，私塾以其强健的生命力一直在与官学唱对台戏。

萨拉齐厅的官学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据《萨拉齐县志》载：萨拉齐同知余宝滋考录塾师组成师范速成科，开始培训教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将其分派到各村但任教员。

民国二年，县里派教员到各个村办官学，但学生不爱念新书，教员的教学效果也欠佳。民国五年，美岱召村又恢复了私塾。直到民国十年，美岱召村才像其他大村一样，又恢复了官学。这时的官学开始招收女生入学，但数量很少。新学制的官学校址设在西大社院内（即美岱召村大庙的禅房里）。而私塾则分布在村里的民房内，有好几处地方。大社里的保长、村主任担任学董，小村里的会首任学董，先生和教员挣的工资叫学资。县政府专设督学负责教育监督，当时有一个督学叫王培云。

官学中讲授的教材是民国二、三年编的，主要有国文、算术，其中国文的第一课是：“中国，我国之国民也，自我有生以来，属于斯，以于斯，实于斯，世世相传，以曰于我，我为中国之人，岂能不予我国也！” 第二课是：“我国数千年以来，国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今日民国成立，人民安居乐业，能为全国行政执掌，实为大总统！”新国文称共和国文，书中文章是浅显易理解的文言文，比起“四书”、“五经”来，好懂得多了。

总之，在私塾和官学的并存时代，私塾先生在炫耀自己的文言文教得好，而官学教员则竭力推行中华民国以来的国家新政，提倡使用白话文方面的新知识。

到民国十几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新学制。新学制按村镇大小分为甲、乙、丙三等学校，甲等学校设在萨拉齐镇，乙等学校设在麦达召（即美岱召）、苏波罗盖、东老丈营等大村，只有一二百人的小村设有丙等学校。萨拉齐很早就有了高级小学，没有五六年级，美岱召村只设有一至四年级。教员由文教股委任，教员持有萨拉齐镇大东街“一高”的毕业证书，教材由文教股统一发行。新教材中初小的共和国文中有这么一段，大意是：地球离太阳很远，飞机要走一年半，火车要走四年半。

算术课本中广泛使用“洋码码字”（阿拉伯数字），据老年人回忆，最难懂的算术是带括号的混合运算，大量使用黑板演算。为适应新的教学方式，应社事的会首决定把大庙禅房里的土炕刨掉，以扩大施教面积，把教员的工钱摊派到各家各户，动员适龄儿童都来上学，其中有不少女生也来上学。寒暑假期，教员都要集中到县文教股学习。

1935年，绥远省政府培训乡村指导员，指导员下乡进村抓“三杆子”---枪杆子、锄杆子、笔杆子，其中抓“笔杆子”的目的是提高村民的文化程度。当时，家住萨拉齐镇的白星桥曾任美岱召村的指导员，他兼任官学校长职务，帮助教员教书，这年全村适龄儿童几乎都上了学。冬闲季节到第二年二、三月间，都能在书房里学文化。这种繁荣局面一直延续到1937年日寇进犯绥包铁路线时。

1937年以后的八年中，美岱召村的教育笼罩在日寇奴化教育的影响下，日寇在美岱召火车站办了日语班，叫各村的拔尖生去学日语。

1945年8月15日，美岱召一带光复，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开始重建家园，他们的孩子又有了读书机会。美岱召保公所所属的大脑包村在1939年日伪时期曾被全部拆掉，惟有村后靠近美岱沟口不远的大庙得以保存。到1946年，大脑包村的康志恩利用此庙创办了小学，开始招收临近村子的孩子前往就读，成为仅次于美岱召村干部学的一所小学。教师不挣工资，由学生家里负责管饭。

1946年，学制又有了新的变化，苏波罗盖、陶思浩、双龙等设立区政府的大村开始设立高小——五、六年级，从此之后，美岱召村干部学的四年级学生毕业后不必再到萨拉齐镇就读，可就近到苏波罗盖上完小，当时美岱召村所属的四区，其文化中心集中在苏波罗盖村。

　　　（包头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