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城是历代王朝为巩固其政权，在其重要的要塞修筑的城堡。据有关考古资料显示，至今在内蒙古地区已发现有600多座古城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明清，各个时期的城址均有，其数量居各省市前列。在这些古城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实物文物和文献。这对研究内蒙古地区古代文明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内蒙古访古》一文中，曾对内蒙古地区的古城遗址，做出这样的评价：“在民族关系紧张的时期是一个战场，而在民族关系缓和时期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的驿站；甚至在战争的时期，也不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

研究内蒙古古城，首先要研究与古城有关的地方文献，因为地方文献是“记录有地区知识的一切载体”，是记载和反映该地区历史形成状况；思想文化的积淀、传递与交流；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等等的载体。所以，只有研究地方文献，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古城在当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揭示和研究地区文明发展的历史。本文仅从文献研究的角度来介绍与内蒙古古城及有关的地方文献。

一、史前古城遗址及相关文献

内蒙古史前古城遗址，主要分布在中南部的黄河沿岸及环岱海一带的山地和赤峰市郊的英金河、阴河流域。最早古城遗址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以前龙山文化的石头城，当时农业栽培植被有了明显的增加，分布地区也较为稳定，有着比较发达的古代文化，但只是处于城镇的萌芽期，还不具备城市的设施和功能，只具有防御野兽的侵袭和军事防御的作用。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古城城址有凉城县永兴乡老虎山城址、准格尔旗窑沟乡寨子上城址、小沙湾城址、赤峰三座店城址、上机房营子石城址、尹家店城址等等。对这一时期城址研究的地方文献也不少，对辽西古城址研究比较早的文献有日本鸟居龙藏夫妇相继发表的《考古学上所见辽文化》、《东蒙原始居民》，江上波夫的《满蒙细石器文化》，水野清一的《满蒙新石器时代要论》，法国桑志华的《关于天津北疆博物院之古生物学教研事业》和日本滨田耕作等人发表的《赤峰红山后》一书。但只限于地面调查、采集和征集遗物阶段。当时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日后考古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国人最早进入辽西地区进行考古研究的是梁思永先生，其后是佟柱臣先生，佟柱臣先生在抗战时期进入辽西地区，并对古城文化遗址进行调查和研究，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期遗址和遗物，撰写了多篇论文和报告。如：《热河先史文化与红山文化》、《热河の先史遗址》和《赤峰东八家古城遗址勘察记》等。

建国后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辽西古文化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和调查，并对其考古学文化和年代序列进行了确认。这一时期主要文献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李恭笃的《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李恭笃、高美璇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若干问题研究》等等。从文献内容来看，大多是田野调查报告。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文物普查工作全面展开和现代考古技术的应用，在获得大量科学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开始对古城遗址进行综合性研究。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论著。如徐光冀的《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古城遗址》，王惠德等人的《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古城的几个问题》、《赤峰郊区孤山子古代遗存调查记》、《阴河中下游石城的调查与研究》、《阴河中下游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的性质及特点》，杨虎等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药王庙类型城址发现与探索》，郭治中、胡春柏的《内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赵爱民等人的《赤峰市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调查报告》，陈国庆、张全超的《赤峰上机房营子石城址考古发掘与启示》，朱永刚的《查干木伦河古遗址文化类型及相关问题》等等。这些文献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复原了当时社会历史面貌，为进一步研究辽西古文化内容、性质、特点，以及辽西古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对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沿岸及环岱海一带的山地古城遗址进行研究，是1980年老虎山遗址被发现之后才开始的。其后发表了一些发掘简报，如：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的《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简报》，包头市文管所的《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队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田广金的《凉城县老虎山遗址1982-1983年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准格尔旗百草塔遗址》，胡晓农的《清水河大沙湾马路塔遗址调查简报》，吉发习的《内蒙古托克托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等，通过这些简报可以了解内蒙古中南部石城遗址的基本概貌和分布特点。在这些简报的基础上，考古学者又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城址产生发展的年代、社会背景、文化特征以及城址的性质等。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田广金的《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年代》、《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魏坚的《准格尔旗寨子塔二里半考古主要收获》，魏坚、曹建恩的《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石城址初步研究》，刘幻真的《内蒙古包头威俊新石器时代建筑群址》等。

此外，还有一些全面介绍史前城址的文献，如邵凤芝的《试论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的诞生》，文中介绍了内蒙古地区五十余座史前城址的基本情况，并阐明史前城址与文明诞生的关系。

通过史前古城遗址的发掘、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说明内蒙古地区是史前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活动地带，是中国最早出现原始农业文明的地区之一，是中华“玉文化”、“龙文化”、“礼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二、 战国至隋唐时期古城遗址及相关文献

战国至隋唐，在北方地区先后居住着东胡、林胡、楼烦、鲜卑、匈奴和突厥等民族。当时，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阻止北方民族的侵扰，在北方沿线修筑长城，设立郡、镇、县、塞等建置，并在其所在地修筑城池。如：赵国修筑的云中郡、九原城；秦、汉修筑咸阳城、平刚城、成乐城、美稷城、窳浑古城；北魏时期修筑的长川城、怀朔镇城、武川镇城、白道城古城；隋、唐时期修筑的胜州城、受降城等等。其中，云中城是有史以来内蒙古地区的第一座封建城市。这一时期的古城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单一古城址及相关文物的研究

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城研究的文献有：邵国田的《内蒙古敖汉旗四道湾子燕国“狗泽都”遗址调查》，李兴盛的《内蒙古卓资县三道营古城调查研究》，张郁的《内蒙宁城县古城址的调查》，陈永志的《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考古发掘主要收获》，冯永谦、姜念思的《宁城县黑城古城址调查》，李文信的《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考——宁城县黑城村古城址》，吴荣曾《内蒙古呼和浩特塔布秃村汉城遗址调查补记》，鲍桐的《对<水经注·河水>一条注释的辨析——兼谈光禄塞等北方边塞的方位》等。

北魏时期的古城研究文献有：贾洲杰的《白道行》，汪宇平的《呼和浩特市北部地区与“白道”有关的文物古迹》，陈永志的《两千余年前的盛乐古城》，张殿松、赵军的《浅析北魏的第一个都城盛乐的选址原则》，唐长孺的《北魏沃野镇的迁徙》，李兴盛、赵杰《武川县二份子北魏古城调查记》，常谦的《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魏隽如、张智海的《北魏柔玄镇地望考述》等。

隋唐时期的古城研究文献有：仝建平的《唐代三受降城述论》，黄利平《唐天德镇领三受降城说质疑》，王亚勇的《三受降城修筑时间考》，鲍桐的《受降城与满夷谷考》、樊文礼的《略论唐代的丰州》，李作智《隋唐胜州城址的发现》，占·达木林斯荣的《唐代松漠府遗址考》等。

这些文献都是对城址考古调查的记录，反映了不同城址基本概貌、地理位置、建置沿革以及出土文物等情况。

2、 两个以上古城研究

如：张郁的《汉朔方郡河外五城》，索秀芬的《内蒙古地区北魏城址》，苏哲的《内蒙古土默川、大青山的北魏镇戍遗址》，郭建中、车日格的《黄河包头段沿岸汉代古城考》，李殿福的《西汉辽西郡水道、郡县治所初探——兼论奈曼沙巴营子古城为西汉文成县》，徐龙国的《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秦汉边城初探》等等，这些文献分别从时代、区域等方面介绍了城址分布及概况。

3、 古城的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以及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张景明的《论白道城在历史上的作用》，赵沛、王宝萍的《西汉居延边塞休吏制度》，赵永来的《盛乐、代北时期拓跋君主的强化与大人制的演变》，杨芳的《汉代居延塞在抵御匈奴中的作用》，朱郑勇的《西汉初期北部诸郡边界略考》，叶伟夫、叶芃的《两汉以前东北长城附属军事建筑考——红山文化与古代军事系列防御设施》，李鸿宾的《唐朝三受降城与北部防务问题》等论著。特别是何天明在《北都盛乐与拓跋鲜卑的代政权》中，叙述了盛乐城的再建过程中，拓跋鲜卑统治中心的转移，生活习俗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等。

4、 古城与环境变迁的研究

通过环境的变迁来研究古城发展变化的有：胡智育的《从古代居和黑城的废弃浅谈内陆河下游的环境保护》，姚勤镇、吕达的《统万城的历史演变及其建筑特点探析》，杜海斌《居延二千年历史环境的变迁》，肖爱玲《西汉城市地理研究》，冯文勇的《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地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历史城市的城市平面组合和子城特征》，王乃昂等人的《鄂尔多斯高原古城夯层沙的环境解释》，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翟媛的《从生态地理和经济地理学看战国时期城市的繁荣》等论著。这些文献在结合文物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城市的兴废，不单单是一个城市历史问题，生态环境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历史上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城市文明兴衰，人类活动造成环境退化。并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说明研究古城对现代城市化的发展和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5、其它文献中涉及的古城研究

如：李学勤在《西汉金文中的咸阳》一文中，通过西汉金文的记载，研究秦都咸阳的发展和演变。黄大宏在《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考异》一则辨证》一文，通过两《唐书》之《卢坦传》、两《唐书》之《宪宗本纪》等史料，对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考异》中对受降城被毁的模糊认识进行了辨证研究。李逸友在《和林格尔壁画墓所反映的东汉定襄郡武成县城的地望》中，通过和林格尔壁画墓，研究武成县城的地理位置。

6、对古城的文化、经济研究

如：王雪峰《历史名镇黑水城的文化价值》和张红星的《托克托县云中古城相关问题初探》等论著，张红星在其文章中，对城市的规模、建筑年代、历史沿革、代魏与云中城的关系以及两汉时期云中郡户口变化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云中城是战国时期内蒙古西部古代城市规模最大城市。

7、通过府、州、都护府的建置与移徙，研究相关的城市

艾冲曾发表多篇文章对北疆研究都护府建置与移徙。此外，还有何天明的《唐代单于大都护府探讨》，王北辰的《内蒙古后套平原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兼考唐西受降城》，李大龙的《有关唐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李宗俊的《唐代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再考》，樊文礼的《唐代单于都护府考论》，宋秀英、龙木《唐代单于都护府的几个问题》，王世丽、王世伟《突厥的叛乱与安北都护府南迁》，А·А·科瓦列夫、Д·额尔德涅巴特尔的《蒙古国南戈壁省西夏长城与汉受降城有关问题的再探讨》等。这些学者，都是依据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唐代北疆都护府迁徙、更名及其所统管的府州进行了研究探讨。

三、 辽、金时期古城遗址及相关的研究文献

辽、金政权都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为了不断巩固其政权，出于军事防御和控制的需要，修筑了城市。辽金两朝对于城市的修筑十分重视，至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地区已经发现了几十座辽金时期的城市遗址。辽金城址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城址建筑上，也非常具有特色。随着与内地交往愈来愈密切，在城市的管理方式和建筑上，很大程度上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其建筑既有本民族的特点，也具有汉族建筑的特点。这一时期古城遗址主要有：辽上京、辽中京、丰州、庆州、怀州、黑水城等等。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从文献内容来看，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辽上京的研究

辽上京是契丹族在辽西地区建立的都城，是辽王朝的大本营，在当时边防中，起着战略后方和军事协调中心的作用。对于辽上京遗址的研究，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和相关的文献进行。清代道光年间，学者张穆在勘查巴林左旗山川水系时，重新发现了辽上京城址，并在其《蒙古游牧记》中加以叙述，20世纪初外国考古学者先后对辽上京进行了考察，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闵宣化在参考相关文献和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撰写了《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一文，指出“波罗城”就是辽代上京故城。建国后，我国学者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辽上京进行研究：

（1）地理位置、城市布局的研究。这方面的论著有：张郁的《辽上京城址勘察琐议》，方志云《辽上京城建筑考》，董新林的《辽上京城址考古发掘和研究新识》，《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研究述论》，徐苹芳的《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葛华廷《辽上京临潢府所临之潢水考辨》，李作智的《论辽上京城的形制》和曹建华、金永田主编的《临潢史迹》等，在这些论著中，都不同程度地研究了辽上京城的朝向、郛郭、形制等问题。

（2）古城兴建的历史背景、规划思想及时代意义的研究。有田广林的《辽朝上京的营建及其划时代意义》、李冬楠的《辽代都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马凤磊、青白音的《辽上京城的兴建、布局及相关问题研究》、陈刚的《辽上京兴建的历史背景及其都城规划思想》、贾鸿恩的《北朝大辽国京都与城镇的营建在北方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等论著，这些论著从契丹族发展过程、社会环境以及辽上京的地理位置等方面，论述了辽上京兴建的历史背景、规划思想、时代意义以及在北方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2、对辽、金时期多个城市进行的研究

有王德忠的《论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诸葛净的《论辽之京城体系》等，都是从社会背景和五京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论述了五京不同的功能，以及与辽王朝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紧密关系。

毕显忠的《内蒙古东南部辽代城址分类举例》，项春松的《内蒙古赤峰地区辽代中小城镇的发现与研究》，王禹浪的《东北辽代古城研究汇编》，韩茂莉的《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聚落分布与环境选择》以及台湾学者王明蓀的《论内蒙古辽代之古城》等，都是从地域性出发，来研究辽代古城的分布特点，以及城址概貌。

贾洲杰的《内蒙古林东北山坡辽代遗址的性质问题》、《辽金元时代内蒙古地区的城市和城市经济》，李逸友的《辽代城市和民用建筑》，项春松的《辽国城镇聚落形态研究》，朱士光的《有关辽王朝历史、文化、都城问题之管见》，刘庆柱的《古代城都研究的重要性与辽上京在中国古都的地位》，贾鸿恩的《北朝大辽国京都与城镇的营建在北方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吴敬的《辽金都城防御特点地对比研究》等论著，则是从城址的性质、社会经济生活、社会影响、历史作用以及军事特点等方面对城址进行了研究。

3、城市制度的研究

辽、金时期的城市制度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既继承了汉、唐制度，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献有：李逸友的《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王睿的《辽代都城制度研究》，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和郝红暖、吴宏岐的《辽、西夏、金都城建设对中原制度的模仿与创新——兼论唐、宋都城制度对少数民族都城之影响途径》等。

4、陵墓和佛塔的研究

陵墓和佛塔是辽代城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辽代城址研究中，陵墓、佛塔以及出土的文物也是其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涉及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如：何天明的《佛教与辽上京的南、北塔》，清格勒的《辽庆州白塔塔身嵌饰的两件纪年铭文铜镜》，张汉君的《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营造历史及其建筑构制》，李文智、张松柏的《庆州白塔与辽代佛教艺术》，德新等人的《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邱瑞中的《辽庆州白塔佛教文物安置规矩与建塔缘起考》，计连成的《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乌力吉德力根的《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发现释迦佛坐像》，田广林、崔振岚的《赤峰地区辽陵述论》，王鹏瑞的《辽庆陵四季山水壁画及其美术史意义》等。

5、辽中京、祖州、黑城等城址的研究

辽中京是辽代五京之一，建于辽王朝鼎盛时期，是辽代中、晚期政治文化中心。对于辽中京遗址的研究，也同辽上京一样，法国的闵宣化和日本鸟居龙藏夫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都对其进行过调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的李逸友、张郁等人，也对其进行了调查，并发表《内蒙古宁城县（辽代）古城址调查》等论著。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多位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发表论著多篇。主要有：李义、胡廷荣的《辽中京大定府别称白霫考略》，王宏北、树林娜的《辽代中京大定府述略》，谭其骧的《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等。

辽祖州是大辽皇族契丹人的发祥地，也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及其先人的埋葬地。在辽祖州内城的西部区，有一座建在高台上的神奇石房子。对于这个石房子的用途，给后人留下了无穷想象。因此，学者对辽祖州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祖州遗址和石房子用途上。主要文献有：占·达木林斯荣《辽祖州遗址考疑》、《辽祖州考》，金永田《辽祖州“军”号及附近部分山名考》，陆思贤、李迪的《辽代祖州“石房子”考》，还有陈永志、葛华廷、王襄平、张松柏、冯雷等人对“石房子”的考证和研究。

黑城是西夏王朝的都城，是西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西夏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纪初，俄国科兹洛夫和英国斯坦因在黑城发掘出大量的西夏文献，并将文献运往国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重新对黑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和文献，并每年举行有关黑城研究的国际研讨会，对这些文物和文献进行研究，使黑城文物和文献的研究日益深入，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学科“黑城学”。“黑城学”研究文献非常之多，涉及的内容也非常之广。主要有：（1）考古发现及文物的研究。有郭治中、李逸友的《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石坤的《斯坦因喀拉浩特遗址所发掘诸废墟及其出土文物对应关系研究》等。（2）古城兴废的年代及其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有杨满忠的《黑水古城及其历史文化特点》，陈炳应、梁松涛的《黑水城废弃的时间及原因新探》。（3）出土文献的研究。有陈瑞青《开创黑水城宋代文献研究的新局面》，张玉珍《从黑城出土文书看元代货币制度》等等。

对辽代丰州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址、天德军和万部华严经塔上。在曹峰的《辽代“丰州”刍议》一文中，利用相关文献对其城址进行了考证。李逸友的《<辽史>丰州天德军条证误》，樊文礼的《辽代的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辽天德军地理位置考》等论著，是通过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天德军及天德军的地理位置。李逸友的《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代碑铭》，巴图尔·阿拉木斯的《契丹古塔之谜》和朱希元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两座塔》等论著，是利用历史文献对万部华严经塔及其金代碑铭进行研究。巴图尔的《万部华严经塔》，张汉君的《辽代万部华严经塔砖构斗栱——兼探辽代仿木砖构斗栱构制的时代特征》、《辽万部华严经塔建筑构造及结构规制初探》，是从建筑构造、建筑艺术等方面对万部华严经塔进行研究。

还有一些对其它城址进行研究的文献。如郝维彬的《辽代龙化州调查记》，韩仁信、青格勒的《辽怀州城址出土窖藏陶器》，苗润华、张松柏的《辽怀州磴磴山寺庙遗址调查》，特木尔《金代旧桓州城址考略》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以时代为限，对内蒙古城址进行综述的文献。如：王明荪《东北内蒙地区金代之政区及其城市发展》，林秀贞《东北地区金代城市的类型》、李健才《东北地区金代古城的调查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