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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文化天地）大漠长河共沧桑——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连载四)
  •     四、毡裘脍炙传胡风——草原经济对中华经济文明的贡献。
        生产、生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并享用之，以延续业命、繁衍种族的过程。对自然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来说，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必然存在明显的不同。然而，不同地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又不是相互隔绝、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影响、逐步演变的。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之间就存在这种深刻的相互影响。特别是，自夏、商、周、秦，就有不少的游牧民族逐渐成为农耕民族。另一方面草原文化也在不断地、深入持久地影响着中原文化，促进着中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
        首先，草原民族创造了适应北方草原自然地理条件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北方草原地区冬季漫长、严寒，春季多风沙，夏季炎热，秋季多雨水，总体上气候干旱，不适于种植业。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草原民族根据北方草原的地理气候条件选择了畜牧业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四时游牧，在广袤的草原上放牧马、牛、羊、骆驼等，并将草原畜牧业延续至今。
        长期以来，受重农轻牧的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影响，有些人轻视草原畜牧业，认为“农业是先进的，畜牧业是落后的”。在这种思想的错误指导下，建国以后屡次发生大规模的毁草开荒，乃至“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牧区不吃亏心粮”，“牧区学大寨”等错误的指导方针。破坏草原、开荒种粮达到空前的程度。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以畜牧业、农业划分先进、落后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畜牧业、农业是适应不同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各自都经历了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现代的畜牧业，可以利用生物工程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改良畜种、改良草场，怎么能笼统地说它是落后的呢?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目前还大量存在着落后的手工劳动，怎么能笼统地说成是先进的呢?实际上，我国的畜牧业、农业都面临将目前存在的落后生产方式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任务，并不是以农业取代畜牧业，而是相互结合，共同提高的问题。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耕地面积仅18—20亿亩，人均仅1．3—1．5亩。而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而我国的草原、草场面积达46亿亩左右，超过耕地面积1倍多，人均3.5亩多。沙漠面积也与耕地面积相近。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保护、改善生态条件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草原、沙漠资源，对于保护、拓展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特别是保障食品安全、改善食品结构，是十分重要的。“民以食为天”。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与农业开发是紧密相关的。第一个阶段，自炎帝神农氏教民稼穑开始，以北方、中原的旱作农业为主，创造了中华文明，其鼎盛时期为西汉，延续约3000多年。第二阶段，西汉、东汉末年，大规模的战争迫使大量中原人口涉江南迁，促进了江南水田农业的发展，至隋、唐时代达到高峰，北方、中原旱作农业与南方水田农业共同支撑中华文明的发展又延续了2000多年。至清代“康乾盛”之后，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旱作农业与水田农业的发展接近极限。虽然经历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农业的生产潜力进一步释放，但是我国以不到世界五分之一的耕地面积养活超过全世界七分之一的人口，其压力已日趋沉重。因此，我国的农业开发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其标志一方面是改变传统的、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以现代科学技术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力发展畜牧业，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
        还应指出的是，自古以来，草原民族比较重视顺天而为、顺时而为，保护自然环境。例如，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中，就严禁破坏草原、污染河流，违者要受到严重的惩罚。草原民族重视生态环境的意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认真借鉴的。
        其次，草原丝绸之路延续千古。
        中原农业耕作与运输均需要大量的畜力，如马、牛，其主要来源即是北方的草原。战国时期有“玄高救国”的故事，郑国的商人一次即可贩运黄牛数百头，听说秦军攻郑，便毅然以牛犒军，挽救了国家。可见当时中原地区对牛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于中原存在对牲畜及畜产品的庞大需求，北方草原也存在对中原所产丝绸、茶叶、瓷器、铁器等各类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旺盛需求，所以自古以来形成了草原与中原贸易的坚实社会基础。这是起步最早(大禹时代)、历史年代最多(自夏代至民国)、跨越时间最长(约4000多年)、覆盖地域最广(整个北方中国)、通行路线最多(自山海关至额济纳旗)的“北方丝绸之路”，或者以贸易特点名之曰“皮毛路”、“茶马路”。
        自大禹时期开始，原居住在红山、老哈河即“紫蒙川”一带的一部游牧民族即在其首领契的带领下进行草原与内地的贸易，因其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举族经商，故被称为“商人”、“商族”。而由其子孙代夏而立的王朝，也名之为“商朝”。这是一个以青铜时代的商业、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文明载入史册的伟大朝代。此后，秦始皇修直道，以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将首都咸阳与北方草原联系起来。有汉一代，包头地区的固阳道(即“单于道”)成为南北通衢。北魏至隋、唐二朝，呼和浩特地区的白道(即“参天可汗道”)成为中原与北方草原的主要通道。元朝建立，中原与草原归于一统，欧、亚商道畅通，草原贸易兴盛一时，元上都(在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成为草原商都，元大都(今北京)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
        清代康熙平定噶尔丹之乱后，旅蒙商贸易逐渐兴起，依靠从事草原贸易发家的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最大的旅蒙商号“大盛魁”，资本金达2000万两白银，年贸易额达1000万两白银，经营的商品“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有。旅蒙商的兴旺还催生了票号、银庄，形成了现代金融业的萌芽。
        值得重视的是，北方丝绸之路的兴衰对草原与草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关系十分紧密，商路通则休兵息戈，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商路不通则烽烟顿起，兵戈相向，生灵涂炭，人民游离失所。因此，北方丝绸之路关系国计民生，是中原人民草原人民休戚与共的“生命线”。
        第三，草原民族创建了北京城。
        北京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悠久，形成城邑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但是现代北京作为城市的基础，则是辽、金、元三朝，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奠定基础的。
        公元935年，辽太宗天显十年，辽国得到燕云十六州后，于公元936年升幽州为幽州府，建号曰南京亦称作燕京。在辽代的五京中，以南京(燕京)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发达。城北有市，陆海百货山积，北国商都呈一时之盛。
        公元112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代辽而立，北京作为金国的中部，仍称燕京，继续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城市。公元1215年，蒙古军攻占北京，复称燕京。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位，公元1264年复称燕京为中都。公元1270年迁都中都，两年后改称大都。忽必烈诏改燕京路为中都路，府名大兴。在大兴府东北的旷野上，新建了规模宏大的都城，即以中南海、北海为中心的今天北京城的雏型。
        第四，胡风南渐，对中原民族的生活习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原民族在饮食、服装等各方面都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
        例如，在汉字中，“鲜”字为左“鱼”右“羊”，“美”字为上“羊”下“大”，“鲜”、“美”都离不了“羊”，说明在夏、商时期羊肉就是难得的鲜美之食。这是否与商族南下后将草原民族的饮食习惯带到中原有关，是值得深入考证的。
        草原民族喜食牛、羊肉的风俗，对中原饮食文化的影响是广泛、深远的。三国时期曹植在《野田黄雀行》中就说，“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中国有句成语，形容食之鲜美叫“脍炙人口”，“脍”就是将牛、羊肉细切之，蘸上佐料如葱、芥等生吃：“炙”则是将蘸好佐料的牛、羊肉放在火上烧烤。古代还有“羌煮貊炙”之说，“羌煮”是指古代西北游牧民族羌人的涮羊肉；“貊炙”则是指古代东胡人留传下来的烤全羊。《释名·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羌煮貊炙因鲜嫩味美，传入中原后深受人们喜爱，并流传至今。
        草原民族食肉饮乳，故体魄强健。今天，我们说“一杯牛奶可以强壮一个民族”，草原肉食、奶食强身健体的功效是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了。
        衣食住行，是人生大事。北方草原民族的服饰，为适应骑马驰骋、战斗劳作的需要，窄袖短衣，轻捷便利。中原民族的服饰在商、周时期则是褒衣博带、宽袍大袖，行动不便。因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胡服”尚处在“骑射”之前，因为，如果不首先实现服饰的革新，则战法、兵制的革新便无以谈起。
        鲜卑族兴起并统一中国北方之后，引起了中原地区第二次胡风服饰的变革。史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爰自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旧唐书》《与服志》)古代汉族的习惯是穿长袍子，或“上衣下裳”，裳即是裙子，裳里穿的则是开裆裤。北朝时期草原民族的合袴(即满裆裤)与袄子(又称“小襦袄”)即紧身小袖的短皮裘袄传入中原，大受欢迎，逐渐成为主流，并流传至今。
        今天我们所穿的皮鞋、皮靴，也是源出古代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风俗，曾经成为内地人们趋之若鹜的时髦。史称，东汉时的灵帝就“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后汉书》卷112《五行者一》)，是个胡风胡俗的地道崇拜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不同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永远是民族进步的不竭源泉。今天，我们从行军床、折叠椅、帐篷等器物，还可看见当年胡床、胡坐、胡帐的影子（待续）。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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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毡裘脍炙传胡风——草原经济对中华经济文明的贡献。
        生产、生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并享用之，以延续业命、繁衍种族的过程。对自然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来说，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必然存在明显的不同。然而，不同地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又不是相互隔绝、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影响、逐步演变的。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之间就存在这种深刻的相互影响。特别是，自夏、商、周、秦，就有不少的游牧民族逐渐成为农耕民族。另一方面草原文化也在不断地、深入持久地影响着中原文化，促进着中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
        首先，草原民族创造了适应北方草原自然地理条件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北方草原地区冬季漫长、严寒，春季多风沙，夏季炎热，秋季多雨水，总体上气候干旱，不适于种植业。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草原民族根据北方草原的地理气候条件选择了畜牧业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四时游牧，在广袤的草原上放牧马、牛、羊、骆驼等，并将草原畜牧业延续至今。
        长期以来，受重农轻牧的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影响，有些人轻视草原畜牧业，认为“农业是先进的，畜牧业是落后的”。在这种思想的错误指导下，建国以后屡次发生大规模的毁草开荒，乃至“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牧区不吃亏心粮”，“牧区学大寨”等错误的指导方针。破坏草原、开荒种粮达到空前的程度。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以畜牧业、农业划分先进、落后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畜牧业、农业是适应不同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各自都经历了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现代的畜牧业，可以利用生物工程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改良畜种、改良草场，怎么能笼统地说它是落后的呢?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目前还大量存在着落后的手工劳动，怎么能笼统地说成是先进的呢?实际上，我国的畜牧业、农业都面临将目前存在的落后生产方式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任务，并不是以农业取代畜牧业，而是相互结合，共同提高的问题。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耕地面积仅18—20亿亩，人均仅1．3—1．5亩。而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而我国的草原、草场面积达46亿亩左右，超过耕地面积1倍多，人均3.5亩多。沙漠面积也与耕地面积相近。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保护、改善生态条件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草原、沙漠资源，对于保护、拓展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特别是保障食品安全、改善食品结构，是十分重要的。“民以食为天”。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与农业开发是紧密相关的。第一个阶段，自炎帝神农氏教民稼穑开始，以北方、中原的旱作农业为主，创造了中华文明，其鼎盛时期为西汉，延续约3000多年。第二阶段，西汉、东汉末年，大规模的战争迫使大量中原人口涉江南迁，促进了江南水田农业的发展，至隋、唐时代达到高峰，北方、中原旱作农业与南方水田农业共同支撑中华文明的发展又延续了2000多年。至清代“康乾盛”之后，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旱作农业与水田农业的发展接近极限。虽然经历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农业的生产潜力进一步释放，但是我国以不到世界五分之一的耕地面积养活超过全世界七分之一的人口，其压力已日趋沉重。因此，我国的农业开发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其标志一方面是改变传统的、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以现代科学技术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力发展畜牧业，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
        还应指出的是，自古以来，草原民族比较重视顺天而为、顺时而为，保护自然环境。例如，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中，就严禁破坏草原、污染河流，违者要受到严重的惩罚。草原民族重视生态环境的意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认真借鉴的。
        其次，草原丝绸之路延续千古。
        中原农业耕作与运输均需要大量的畜力，如马、牛，其主要来源即是北方的草原。战国时期有“玄高救国”的故事，郑国的商人一次即可贩运黄牛数百头，听说秦军攻郑，便毅然以牛犒军，挽救了国家。可见当时中原地区对牛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于中原存在对牲畜及畜产品的庞大需求，北方草原也存在对中原所产丝绸、茶叶、瓷器、铁器等各类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旺盛需求，所以自古以来形成了草原与中原贸易的坚实社会基础。这是起步最早(大禹时代)、历史年代最多(自夏代至民国)、跨越时间最长(约4000多年)、覆盖地域最广(整个北方中国)、通行路线最多(自山海关至额济纳旗)的“北方丝绸之路”，或者以贸易特点名之曰“皮毛路”、“茶马路”。
        自大禹时期开始，原居住在红山、老哈河即“紫蒙川”一带的一部游牧民族即在其首领契的带领下进行草原与内地的贸易，因其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举族经商，故被称为“商人”、“商族”。而由其子孙代夏而立的王朝，也名之为“商朝”。这是一个以青铜时代的商业、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文明载入史册的伟大朝代。此后，秦始皇修直道，以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将首都咸阳与北方草原联系起来。有汉一代，包头地区的固阳道(即“单于道”)成为南北通衢。北魏至隋、唐二朝，呼和浩特地区的白道(即“参天可汗道”)成为中原与北方草原的主要通道。元朝建立，中原与草原归于一统，欧、亚商道畅通，草原贸易兴盛一时，元上都(在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成为草原商都，元大都(今北京)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
        清代康熙平定噶尔丹之乱后，旅蒙商贸易逐渐兴起，依靠从事草原贸易发家的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最大的旅蒙商号“大盛魁”，资本金达2000万两白银，年贸易额达1000万两白银，经营的商品“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有。旅蒙商的兴旺还催生了票号、银庄，形成了现代金融业的萌芽。
        值得重视的是，北方丝绸之路的兴衰对草原与草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关系十分紧密，商路通则休兵息戈，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商路不通则烽烟顿起，兵戈相向，生灵涂炭，人民游离失所。因此，北方丝绸之路关系国计民生，是中原人民草原人民休戚与共的“生命线”。
        第三，草原民族创建了北京城。
        北京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悠久，形成城邑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但是现代北京作为城市的基础，则是辽、金、元三朝，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奠定基础的。
        公元935年，辽太宗天显十年，辽国得到燕云十六州后，于公元936年升幽州为幽州府，建号曰南京亦称作燕京。在辽代的五京中，以南京(燕京)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发达。城北有市，陆海百货山积，北国商都呈一时之盛。
        公元112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代辽而立，北京作为金国的中部，仍称燕京，继续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城市。公元1215年，蒙古军攻占北京，复称燕京。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位，公元1264年复称燕京为中都。公元1270年迁都中都，两年后改称大都。忽必烈诏改燕京路为中都路，府名大兴。在大兴府东北的旷野上，新建了规模宏大的都城，即以中南海、北海为中心的今天北京城的雏型。
        第四，胡风南渐，对中原民族的生活习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原民族在饮食、服装等各方面都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
        例如，在汉字中，“鲜”字为左“鱼”右“羊”，“美”字为上“羊”下“大”，“鲜”、“美”都离不了“羊”，说明在夏、商时期羊肉就是难得的鲜美之食。这是否与商族南下后将草原民族的饮食习惯带到中原有关，是值得深入考证的。
        草原民族喜食牛、羊肉的风俗，对中原饮食文化的影响是广泛、深远的。三国时期曹植在《野田黄雀行》中就说，“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中国有句成语，形容食之鲜美叫“脍炙人口”，“脍”就是将牛、羊肉细切之，蘸上佐料如葱、芥等生吃：“炙”则是将蘸好佐料的牛、羊肉放在火上烧烤。古代还有“羌煮貊炙”之说，“羌煮”是指古代西北游牧民族羌人的涮羊肉；“貊炙”则是指古代东胡人留传下来的烤全羊。《释名·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羌煮貊炙因鲜嫩味美，传入中原后深受人们喜爱，并流传至今。
        草原民族食肉饮乳，故体魄强健。今天，我们说“一杯牛奶可以强壮一个民族”，草原肉食、奶食强身健体的功效是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了。
        衣食住行，是人生大事。北方草原民族的服饰，为适应骑马驰骋、战斗劳作的需要，窄袖短衣，轻捷便利。中原民族的服饰在商、周时期则是褒衣博带、宽袍大袖，行动不便。因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胡服”尚处在“骑射”之前，因为，如果不首先实现服饰的革新，则战法、兵制的革新便无以谈起。
        鲜卑族兴起并统一中国北方之后，引起了中原地区第二次胡风服饰的变革。史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爰自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旧唐书》《与服志》)古代汉族的习惯是穿长袍子，或“上衣下裳”，裳即是裙子，裳里穿的则是开裆裤。北朝时期草原民族的合袴(即满裆裤)与袄子(又称“小襦袄”)即紧身小袖的短皮裘袄传入中原，大受欢迎，逐渐成为主流，并流传至今。
        今天我们所穿的皮鞋、皮靴，也是源出古代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风俗，曾经成为内地人们趋之若鹜的时髦。史称，东汉时的灵帝就“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后汉书》卷112《五行者一》)，是个胡风胡俗的地道崇拜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不同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永远是民族进步的不竭源泉。今天，我们从行军床、折叠椅、帐篷等器物，还可看见当年胡床、胡坐、胡帐的影子（待续）。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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