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日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6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包头市出刊最久影响最大的地方报纸。现存该报仅有1932年4月~1935年12月，1936年2月~1937年7月，1946年9月~1948年9月者，见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1]最近，我在上海图书馆寻获了仅存孤品的该报创刊号，发现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研究介绍于下，以飨同好。
    该创刊号系铅印，四开，共一张半。报头由国民党元老第四届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字溥泉）题写。第1版为广告；第2版为《发刊辞》和国内新闻，新闻有《誓不为暴力所屈服，马占山将军电表决心》、《国难会议罗致全国领袖人物》、《蒋下野说不确，陈名枢到沪后对报界发表谈话》、《特外委会慰留张群》；第3版为省市新闻，内容有《中委张溥泉莅包记》、《包市又除一害，著名匪首梁占标被捕》，另有一《编后独白》；第4版除一条《本报编辑部启事》外，尽为张继的题词手迹；各版中缝亦为广告。另半张系《包头日报社开幕纪念增刊》，八开两面，正面载有：刘泽霖的《包头日报社发刊感言》、绥远省要人潘秀仁的祝词《舆论救国》、绥远省民政厅长鲍竹荪的《包头日报发刊之感言》，背面载有：国府大员王宠惠的照片及题字“宏宣党化”、陆军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包头警备司令王廷瑛、前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绥远通讯社同人的祝词和绥远通讯社社长王锡周的《对于包头日报创刊的祝望》一文。
    该创刊号不仅真实地展示了《包头日报》的最初风貌，其内容亦有多方面的价值。
    一、对了解该报本身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澄清了若干史实错误：
    （一）现存该报均为每日一张，四开四版，而创刊号明确标明“每日出刊一张半”，这说明在出刊的过程中该报的版幅曾有变化。
    （二）当时的报价为“每月现洋五角，半年现洋两元五角，全年现洋五元；外埠邮费另加，零售每份现洋二分”。
    （三）关于该报初期的负责人，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说牛申之（牛进禄）是董事长，刘澍（刘泽霖）是社长，杨亮之（杨毅明）是总编辑的，[2]也有说社长是李聚五，刘澍为总编辑、杨亮之为副编辑的。[3]而该创刊号第3版《中委张溥泉莅包记》中明确称牛进禄为“本社社长”，第4版刘泽霖（刘澍）《包头日报社发刊感言》自称被“推任本社董事会董事长”。按常规，报刊的“发刊辞”应出自总编辑的手笔。从该报《发刊辞》署名“亮之”来看，总编辑当为杨亮之。
    （四）纪念增刊上王锡周的《对于包头日报创刊的祝望》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简要记述了《包头日报》的前身包头通讯社及其《包头通讯》的发刊经过。内称：“民十八（1929年），我随着军队驻防在包垣，人们都以为包头西通陇藏，北连外蒙，不但是绥省的重镇，而且是国防的要地；因此，才发起创办包头通讯社，以为鼓吹一切革命建设的先声！当时正值兵燹匪患，荒旱饥馑之余，人民十室九空，地方疮痍满目！原有的现状尚难能维持，哪能堪谈得到创办新的事业？我于军事工作之暇，追随诸同仁向各方募捐，幸蒙包头警备司令王廷瑛氏、骑兵师长王英氏和各机关团体的慷慨乐输。包头通讯社——包头日报的前身——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下，终于那年八月间呱呱坠地了！当通讯社发刊的时候，我们曾以“包头”比作它的姓，“通讯”为其乳名，并且希望它长大成人以后，给它改名为“日报”，继续着“通讯”的责任，努力前进；同时大家又在地方筹措了几笔款项，到天津购置铅印机，打算在最短的期间就改出“日报”。然而，理想往往与事实是相反的，通讯社出刊不过半年的光景，竟突遭莫大的厄运，次年——十九年（1930年）——春间于无可如何中溘然休刊了！……今春本省党务恢复公开以来，通讯社也就随时而复活了！并且承着诸同仁的惨淡经营，居然长大成人“包头日报”在今日创刊！”
    这段记载异常珍贵，它不仅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包头日报》创办的前期经过，还证明包头市新闻通讯社的历史始于1929年的包头通讯社，而不是1934年3月的边闻通讯社。[4]
    （五）关于该报的宗旨，《发刊辞》称：“一曰阐扬本党主义，……使一般民众对于党的主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俾予吾党以实力的拥护也。二曰代表地方舆论，……当本舆论神圣之旨，言地方所欲言，言地方所应言，作忠实的民众之喉舌，而尽其天职也。三曰促进社会文化，……于不违背总理遗教与党的政策之原则下，当尽量介绍当代各种新思潮新学说，以促社会文化之进步。四曰沟通西北消息，……今后特注重边疆消息之并拟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各种有系统的调查，将西北之实际情况，贡献于国人之前，作有志开发西北者之参考资料，俾开发西北由理论的探讨而渐及于事实的表现”。
    二、为了解包头新闻事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杨亮之在《发刊辞》中扼要追述了当地此前的报纸，称：“包头之有报纸，固不自本报始也；然纯乎由包头人的自觉而创设经营之报纸，则本报实开其新纪元。考包头过去最初[有]刘炽卿等主办之晋边日报，其后有绥西日报、包头画报等，最后则为在国民军卵翼下的共产党徒蒋听松等主办之西北民报，后改中山日报，时民国十五年事也。自是以后，包头无复有报纸刊行，此数报者，虽或有一二地方人士曾参与其事，要皆单纯的个人行动，（之）[不]过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其不能代表地方舆论，此固然也。”
    关于《晋边日报》、《绥西日报》、《包头画报》，此前从未见于记载或传闻，是重要的新线索。它证明：《西北民报》并非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包头新闻事业的发端，包头新闻事业当自《晋边日报》始。[5]《包头画报》则开创了地方画报历史的先河。关于《西北民报》的记述，虽无新知，但也证实了故老们的回忆。
    三、所刊广告和地方新闻是重要史料
    该创刊号共刊有广告十余条，有包头中国银行、丰业银行、驻包万国储蓄分会、包头电灯面粉公司、特灵药房医院、包头瑞成永国货商店、双盛茂茶叶店、慎义和眼镜店、义生楼金银首饰店、吕公道刀剪店、明善堂书局南纸店、前街清真万丰轩饭庄、华兴理发所、阜德有杂货店、天盛魁杂货店、德丰厚衣物店、魁华舞台等。其中：
    包头电灯面粉公司的广告称其所出骆驼牌面粉“不惟无沙土掺杂等弊，其颜色之细白与食味之甘美，迥非石磨取出者可比拟”；并刊出价格：“头等每袋现洋三元五角五分、二等每袋现洋三元一角五分、三等每袋现洋二元一角、四等每袋现洋一元六角”。
    前街清真万丰轩饭庄的广告称：“敝庄开办数年，颇蒙各界诸君欢迎，不惜重资，今由津平聘请超等技师，一概满汉酒席、各样名菜、海味、肉食、涮肉、十锦杂菜、锅子、家常随时便饭，无不俱全，货高价廉。所有楼房内外明暗雅室、各样时式器具，无不洁净，与卫生有益。祈驾早临敝庄试此，方知言之不谬也。”
    万国储蓄分会的广告不仅言明成立“将近二年”，还开列了其“储款种类章程”。
    魁华舞台刊出当晚演出剧目，有晋剧名角金兰红、自来红全班合演的《大战棋盘街》、花女子主演的《花换布》、“第一青衣”桂桂旦主演的《秦英征西》。
    从以上数例即可看出，这些广告虽然简略零碎，却为我们了解当时包头的金融商贸、文化生活等提供了罕见而重要的资料。比如清真万丰轩饭庄和万国储蓄分会，均不见于史志记载，魁华舞台的演出剧目亦可补先贤的忆述。广告尚且如此，地方新闻就更不用说了。
    区区一期旧报，竟为我们了解包头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如此多的新知识，这在报刊文献中亦不多见。它雄辩地证明了文献资料是保存并传承历史、文化的主要手段和途径，也证明了文献的收藏和出版利用是我们学术研究得以进步、文化得以积淀并提高的前提和基础。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区的旧志尚未出版，大量的旧报刊、图书和档案散布于国内外各地，无人搜集。倘若我们不能改变多年来忽视文献搜集和出版利用的错误认识，仍不愿投入大量资金来狠抓文献工作并持之以恒的话，我们的民族文化大区建设只能是久远的未来。
    最后，感谢我的同事张爱萍女士，没有她的大力帮助，《包头日报》创刊号的寻获怕会推迟数年。
参考文献
    [1]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第160页，内蒙古图书馆铅印本，1987年。
    [2]见《包头史料荟要》第十一辑宋东江《包头报业发展概况》、《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九辑王绥之《原<包头日报>概况》、《包头市志》第五卷（远方出版社，2001年）第397页。
    [3]《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三辑侯彦之等《昔日包头三巨头之一的李聚五》，1991年。
    [4]参见《绥远通志稿》文教机关卷叶29b，未刊，内蒙古图书馆藏；张和增主编《包头市志》卷五第393页，远方出版社，2001年。
    [5]参见张和增主编《包头市志》卷五第391页，远方出版社，2001年。
    忒莫勒（1954生），男，蒙古族，内蒙古科右前旗人，内蒙古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