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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谱)话说家谱
  •     家谱是编史修志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汉代司马迁著《史记》,书中的《三代世表》,“盖取之谱谍旧闻”。宋代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百家谱条”是不可忽略的资料来源。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为《龙游县志》写序,提到“调集数百家谱谍”。80年代出版的湖南《平江县志》查阅了150个姓氏的家谱。湖北《通城县志》参阅资料要目,列了家谱13部。
        家谱又名宗谱、族谱、家乘、谱谍。它是一定地区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记述本宗族世系和事迹的著作。我国谱谍由来已久。古代专记帝王诸侯世系,魏晋南北朝发展到豪门世阀。民间私人修谱,从宋代兴起,到明清以迄民国,达到鼎盛。甚至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在百业凋零,民生困苦的情况下,身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便着手倡修奉化《蒋氏宗谱》,并聘文化名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他的御用文人陈布雷为正副总裁。从而使得修谱之风,盛极一时。
        历代文人学士热衷于本族修谱的不少。名列“唐宗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都参与过修谱,并各树一帜。民国18年(1929年),湖南平江名士胡恕菴,经江西到湖北,路过石南桥,见胡氏宗祠正在修谱,便应邀参加。仅元集卷一,就有9篇是他写的。那年我六岁,对恕菴先生与祖父的交往至今记忆犹新。
        清代史志大师章学诚说:“谱谍之学,亦史部支流。”又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把家谱与地方志、国史并重,是章氏对史学的一大发挥。
        这位方志学的奠基人,强调各州县要经常注意收集六类资料,为修志作准备。谱谍便是其中的一类。近代学者梁启超赞成章的主张。因为家谱是以一个地区的一宗一族为单位纂修、供本宗族查阅的。编者、读者范围小,没有修国史、编地方志那样的忌讳和顾虑,也没有重重的审稿制度,能够保留编史修志从别的渠道难以收集到的资料。故乡修县志,从1979年调师范学校校长胡华林参加筹备,到主持编纂,初稿基本完成,以迄重新组建班子,定稿出书,经过那么多人那么多年的辛勤工作,还是由于资料不全,有的记述不准确。如政事卷救灾目对义仓的记述是:“名为使‘饥荒有济,水旱无虞’,实则成为豪绅巨富趁灾掠夺农民的资本。”社会福利目对育婴堂(会)的记述是:“全县266个育婴堂(会)……民国20年(1931年)后……育婴会解散。”事实并不都是这样,九岭的沙段图义仓和沙段图育婴会就一直坚持下来,农民受到实惠。这两项公益事业,都是图众推举由我的祖父主管,管了40年,至抗战末期,年届七十才交新选主管继续办到解放。县粮食局修粮食志,根据《胡氏宗谱》记载,由副主编王启寰亲自到三埠桥深入调查核实后,在志书的《粮食仓储》和《人物》两章,对沙段图义仓作了翔实记载。并写专文发表在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第五辑。
        前些年,还有些地方通过查家谱,解决了历史上长期存疑的问题。孙中山的祖籍,原来说法不同,考查了东莞县上沙和中山县翠亨村两部《孙氏族谱》,确认孙的祖籍是东莞上沙。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胡瑗,因其先祖居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他的籍贯,从《宋史》到1979年出版的《辞海》,有几种说法,现经考证,还是《胡氏家乘》记的准确,即江苏省如皋县大明乡。
        章学诚视家谱为史部支流,认为修谱也要坚持史书“书实之义”,“事必信而有征”,不能“矫诬失实”。又说:“惟其严谨之至斯,乃所以敬其先也。”这和胡乔木1986年12月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讲的完全一致。胡氏要求:“杜绝一切空话,摆脱任何政治色彩,使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让它能经受历史的考验。”可是,有的家谱不完全符合章胡两位大师的要求,夹杂着记载不实,甚至有不顾传主身份的通篇大话空话的劣作。难怪历史上有的学者对家谱持不同看法。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说:“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郡县之志也,氏族之谱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黄氏对地方志和家谱这样以偏概全,否定一切,不能不说是黄的一失。不过这对谱牒工作者,也是一声响亮的警钟。定要始终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谱牒资料,去虚存实,去芜存精,才是正确的。
        至于一个宗族,分居两地,两处家谱,记载不同,那是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通所造成,不能视为不实。如九岭胡氏是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由平江金岩一迁荆沙、再迁通城的。通城谱对文淙公谢宋两位夫人,记载翔实,可是谢氏无子。平江谱却没记宋氏,对谢氏记的是“没时葬地不详,生子一景祥。”两谱一对照,可知文淙公从金岩迁出时,景祥公没随父母走。文淙公在三埠桥定居落业后,谢氏去世,才有宋氏,两地相距70多里,隔座大山,在那个时代,情况互相不通,造成记述不同。这是2004年10月,随县谱局胡国初主任等到平江长庆桃花洞胡如松家,看了他们新修的《金岩胡氏宗谱》才知道的。
        目前存世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国家谱,约50000部。国家为研究这一独特文化遗产和宝贵的历史资料,成立了中国谱谍学会。美国、日本等国,则着手更早。美国共收藏中国家谱5000部,还建立了族谱图书馆。韩国各族人民重视续谱修祠,首都汉城书市上,公开出售家谱。内蒙古朝鲜族研究会2000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朝鲜姓氏族谱全书》,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获一等奖。这部鸿篇巨著,系统地记述朝鲜族232个姓氏渊源、始祖、宗支、历代名人及其事迹,为全球7100万朝鲜族人寻根谒祖提供了依据。全书编委会主任兼主编廉皓赠我一本,读后眼界大开,深深地感到在今天这样的太平盛世,只要指导思想正确,完全有条件修出这样严谨朴实、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家谱。

    (作者单位: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国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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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谱)话说家谱
  •     家谱是编史修志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汉代司马迁著《史记》,书中的《三代世表》,“盖取之谱谍旧闻”。宋代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百家谱条”是不可忽略的资料来源。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为《龙游县志》写序,提到“调集数百家谱谍”。80年代出版的湖南《平江县志》查阅了150个姓氏的家谱。湖北《通城县志》参阅资料要目,列了家谱13部。
        家谱又名宗谱、族谱、家乘、谱谍。它是一定地区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记述本宗族世系和事迹的著作。我国谱谍由来已久。古代专记帝王诸侯世系,魏晋南北朝发展到豪门世阀。民间私人修谱,从宋代兴起,到明清以迄民国,达到鼎盛。甚至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在百业凋零,民生困苦的情况下,身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便着手倡修奉化《蒋氏宗谱》,并聘文化名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他的御用文人陈布雷为正副总裁。从而使得修谱之风,盛极一时。
        历代文人学士热衷于本族修谱的不少。名列“唐宗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都参与过修谱,并各树一帜。民国18年(1929年),湖南平江名士胡恕菴,经江西到湖北,路过石南桥,见胡氏宗祠正在修谱,便应邀参加。仅元集卷一,就有9篇是他写的。那年我六岁,对恕菴先生与祖父的交往至今记忆犹新。
        清代史志大师章学诚说:“谱谍之学,亦史部支流。”又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把家谱与地方志、国史并重,是章氏对史学的一大发挥。
        这位方志学的奠基人,强调各州县要经常注意收集六类资料,为修志作准备。谱谍便是其中的一类。近代学者梁启超赞成章的主张。因为家谱是以一个地区的一宗一族为单位纂修、供本宗族查阅的。编者、读者范围小,没有修国史、编地方志那样的忌讳和顾虑,也没有重重的审稿制度,能够保留编史修志从别的渠道难以收集到的资料。故乡修县志,从1979年调师范学校校长胡华林参加筹备,到主持编纂,初稿基本完成,以迄重新组建班子,定稿出书,经过那么多人那么多年的辛勤工作,还是由于资料不全,有的记述不准确。如政事卷救灾目对义仓的记述是:“名为使‘饥荒有济,水旱无虞’,实则成为豪绅巨富趁灾掠夺农民的资本。”社会福利目对育婴堂(会)的记述是:“全县266个育婴堂(会)……民国20年(1931年)后……育婴会解散。”事实并不都是这样,九岭的沙段图义仓和沙段图育婴会就一直坚持下来,农民受到实惠。这两项公益事业,都是图众推举由我的祖父主管,管了40年,至抗战末期,年届七十才交新选主管继续办到解放。县粮食局修粮食志,根据《胡氏宗谱》记载,由副主编王启寰亲自到三埠桥深入调查核实后,在志书的《粮食仓储》和《人物》两章,对沙段图义仓作了翔实记载。并写专文发表在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第五辑。
        前些年,还有些地方通过查家谱,解决了历史上长期存疑的问题。孙中山的祖籍,原来说法不同,考查了东莞县上沙和中山县翠亨村两部《孙氏族谱》,确认孙的祖籍是东莞上沙。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胡瑗,因其先祖居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他的籍贯,从《宋史》到1979年出版的《辞海》,有几种说法,现经考证,还是《胡氏家乘》记的准确,即江苏省如皋县大明乡。
        章学诚视家谱为史部支流,认为修谱也要坚持史书“书实之义”,“事必信而有征”,不能“矫诬失实”。又说:“惟其严谨之至斯,乃所以敬其先也。”这和胡乔木1986年12月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讲的完全一致。胡氏要求:“杜绝一切空话,摆脱任何政治色彩,使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让它能经受历史的考验。”可是,有的家谱不完全符合章胡两位大师的要求,夹杂着记载不实,甚至有不顾传主身份的通篇大话空话的劣作。难怪历史上有的学者对家谱持不同看法。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说:“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郡县之志也,氏族之谱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黄氏对地方志和家谱这样以偏概全,否定一切,不能不说是黄的一失。不过这对谱牒工作者,也是一声响亮的警钟。定要始终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谱牒资料,去虚存实,去芜存精,才是正确的。
        至于一个宗族,分居两地,两处家谱,记载不同,那是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通所造成,不能视为不实。如九岭胡氏是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由平江金岩一迁荆沙、再迁通城的。通城谱对文淙公谢宋两位夫人,记载翔实,可是谢氏无子。平江谱却没记宋氏,对谢氏记的是“没时葬地不详,生子一景祥。”两谱一对照,可知文淙公从金岩迁出时,景祥公没随父母走。文淙公在三埠桥定居落业后,谢氏去世,才有宋氏,两地相距70多里,隔座大山,在那个时代,情况互相不通,造成记述不同。这是2004年10月,随县谱局胡国初主任等到平江长庆桃花洞胡如松家,看了他们新修的《金岩胡氏宗谱》才知道的。
        目前存世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国家谱,约50000部。国家为研究这一独特文化遗产和宝贵的历史资料,成立了中国谱谍学会。美国、日本等国,则着手更早。美国共收藏中国家谱5000部,还建立了族谱图书馆。韩国各族人民重视续谱修祠,首都汉城书市上,公开出售家谱。内蒙古朝鲜族研究会2000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朝鲜姓氏族谱全书》,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获一等奖。这部鸿篇巨著,系统地记述朝鲜族232个姓氏渊源、始祖、宗支、历代名人及其事迹,为全球7100万朝鲜族人寻根谒祖提供了依据。全书编委会主任兼主编廉皓赠我一本,读后眼界大开,深深地感到在今天这样的太平盛世,只要指导思想正确,完全有条件修出这样严谨朴实、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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