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爆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旋即炮轰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沈阳城，制造了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根据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几十万东北军撤入关内，仅4个月零18天，东北四省区(辽、吉、黑三省和东省特别区，东省特别区官署所在地哈尔滨)就沦于敌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东北各族人民奋起抗争，他们组成规模庞大的抗日义勇军，成为东北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量。通辽地区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有力地牵制了日寇向热河及关内的进犯，延缓了日寇对通辽的占领，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义勇军将士们那种不畏流血牺牲，英勇战斗，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功不可没，他们的英雄事迹必将永垂史册昭示后人。为缅怀那些在通辽抗日斗争史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英烈们的光辉业绩，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之际，笔者经多方搜求将通辽地区抗日义勇军抗日斗争的史实连缀成篇并试作评述，以纪念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仁人志士，同时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勿忘国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培养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

一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后，按照预定的侵略计划，沿铁路线四处出击，仅一周时间，日军已攻城30座，控制铁路12条，攻占辽吉两行省①。9月22日，日军占领辽源县城郑家屯②(辽源县即今双辽市)，然后沿四洮铁路郑通支线(郑家屯至通辽)向通辽推进；9月23日，日军部分控制了通辽通往辽宁及关内的主要交通动脉北宁铁路大通支线(大虎山至通辽)。日军对地处辽北蒙边的重镇通辽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制造民族分裂，鼓动甘珠尔扎布、包善一、韩色旺等蒙古上层人士进行所谓的“自治”。日军在直接出兵的同时指使蒙奸甘珠尔扎布组织的伪“蒙古自治军”多次向通辽发动进攻，1931年11月7日完全占领通辽县城③。在日本侵略者侵略通辽的过程中，不甘做亡国奴的通辽人民纷纷起而抗战。在通辽地区组织起来的抗日义勇军是由蒙边宣抚专员高文彬领导的辽北蒙边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区；原通辽县公安局长蒋连瑞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八路军；周荣久领导的奈曼旗抗日救国军和从辽吉黑等地转战到通辽的抗日义勇军。

(一)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的成立及其抗日斗争

高文彬，字荫周，辽宁省康平县高家窝棚人，保定军校第5期毕业生。1930年2月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第5处(即步兵训练处)少将处长④。“九·一八”事变后，他听到家乡一带日本挑动民族纠纷，制造分裂的情况后，直接到北平去见张学良，力陈收复东北必先宣抚内蒙的主张，他的建议引起张学良的重视。因为他的家在辽北蒙边，他对这一带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同一些蒙古族上层人士有亲戚或朋友关系，能联络一些蒙古族人士，因此张学良任命高文彬为辽北蒙边宣抚专员，组织“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⑤，回东北辽北蒙边一带相机收编蒙古族武装，联络蒙汉人民共同抗日；又委任卓旗统领(科左中旗卓哩克图王府统领)李胜(李海山)为骑兵第1路司令、达旗统领(科左中旗巡防骑兵统领)刘振玉为骑兵第2路司令，归行署指挥。

1931年10月中旬，高文彬带领王云汉、李树凯、舒崇武、白梦梅等20余人，来到通辽成立“宣抚专员行署办公处”⑥，开展工作。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成立后，高文彬立即着手作争取拥有兵权和有一定社会威望的蒙古族上层人物的工作，他通过王子印、张香阁等人说服包善一(哲里木盟博王旗统领，博王旗即今科左后旗)、派关翼青去说服韩色旺(达尔罕王旗教育委员长，达尔罕王旗即今科左中旗)并邀他们同到距通辽50里的黑坨子村与高会见⑦。经高文彬反复工作，包善一、韩色旺表示接受义勇军改编，服从指挥。高文彬遂委任包善一为辽北蒙边骑兵总司令、韩色旺为副司令⑧。

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的成立引起了日军的恐慌，于是他们决定大举进攻设在通辽的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企图扑灭这一地区的抗日烈火。1931年10月中旬，在日军顾问和田劲的策划下，伪“内蒙古自治军”1000余众由郑通铁路上的大林站攻击通辽。甘珠尔扎布自率一部由西南方向攻进通辽县城；正珠尔扎布率一部由西攻入，和田劲带领{10}数名日本浪人乘火车头开进通辽车站⑨。在他们立足未稳之际，驻守通辽的东北军骑兵第三旅和抗日义勇军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并击退了敌军。此役后不久，关东军又派松井清助大佐为伪蒙军顾问，并带来一批迫击炮、轻重机枪等武器，随后即部署攻击设于通辽的“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及该地义勇军。行署得悉敌情后，决定暂时避敌主力，主动放弃通辽，迁行署至开鲁，并令刘震玉、李胜两支义勇军向敌后转移，待机而动。义勇军撤离通辽后，松井大佐遂带兵侵入通辽。

1932年2、3月间，松井亲自带领日军50余名和伪军500余名向开鲁进犯。义勇军刘振玉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去甘珠尔扎布部做下层士兵的工作，要他们不要为日本人卖命，使蒙古族人民自相残杀。同时，又会同驻防开鲁的热河守军崔兴武部，以600多人埋伏于开鲁东的抬头营子附近。当敌人接近埋伏圈时，义勇军发起猛烈的射击，随即以百余名剽悍的骑兵从侧面突然冲出，经两小时的激战，义勇军刀劈日军十数名，松井也被打落马下，被抗日义勇军生俘。

战斗结束后，在归途中，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还想反抗，被我义勇军战士击毙。经此一役，甘珠尔扎布的伪蒙古自治军溃不成军，他本人则以养病为由躲到大连去了。

日军自抬头营子惨败、松井毙命后，恼羞成怒，立即纠集驻在通辽的羽山部队和伪军六七百人再次进犯开鲁。刘振玉在王家油坊设伏阻击。日军得知王家油坊驻有义勇军，从三面采取包围形式，欲行全歼。战斗从拂晓激战至夜晚，日军多次发动猛攻均被义勇军击退，因驻防开鲁城内的热军崔兴武心怀异志，按兵不动，不按原定计划夹击日军，义勇军在弹药不足无力坚持的情况下，决定以一连兵力掩护，主力部队由刘振玉率领突围。日军一面分出小股部队死死缠住义勇军留守部队，一面集中兵力跟踪义勇军主力部队。留守在王家油坊的一连义勇军约70人当夜与敌人浴血奋战，最后因弹药用尽竟以砖头石块与敌拼杀，战斗一直持续到天明。这是一次非常惨烈的战斗，敌人留下对付我留守部队的80多名日军最后只有6人逃生，其余全部被歼；义勇军70余人只剩5人，余皆壮烈殉国。日寇经此一战，被迫退回通辽。

1932年5月，经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协商，决定把辽热两省的抗日武装编为第5军区，委任高文彬为第5军区司令，统一了康平、通辽、辽源、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十余县义勇军的编制{11}；6月又改为第5军团，高文彬任军团长。第5军团下设6个梯队，由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刘振玉、解国忱、刘海泉分别任各梯队司令，约有官兵2万余人{12}。

1932年5月下旬，高文彬根据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的指示，决定进攻通辽{13}。5月26日，高文彬集中第4梯队刘振玉部和第5梯队解国忱部5个团约2000人，分两路进攻通辽县城{14}。高文彬亲率800人为一路，从通辽县城西门，引诱敌人深入，进行袭击；刘振玉、解国忱两人率2000人的主力部队，从街基 (东门外街道)猛攻东门。战斗自拂晓开始，激战至下午3时，敌军不支，弃守城门阵地向城内撤退，一部退入炮楼据险死守，另一部80多人退入前四洮铁路督办马龙潭住宅(今通辽市公安局大院)负隅顽抗。因宅院墙高，易守难攻，解国忱大刀队200人，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搭起人梯翻墙而入，敌人火力虽猛，但大刀队员奋勇异常，他们手持大刀，向敌人猛杀猛砍，砍死砍伤日军60余人，我大刀队员仅伤8人{15}。激战到晚9时许，由于抗日义勇军弹药不足，又无重武器攻打炮楼，加之敌郑家屯援军赶到，义勇军主动撤出战斗，返回余粮堡{16}。此次战斗，义勇军虽未能攻克通辽，但取得了击毙日寇80余人，缴获步枪数十支的胜利。战斗中义勇军伤亡20余人。

同年7月，高文彬从刘振玉、解国忱、刘海泉、李胜等部各抽调一个团，组成若干个精干的骑兵小分队，直接指挥。高文彬指挥部队从开鲁出发，向东南大蒿子一带扫荡日寇，旬日之间，这支部队竟向前进展了300余里，使日寇不敢迎战，一时间使辽北的民众抗日情绪大为高涨{17}。高文彬到达大蒿子后，又责令包善一、韩色旺两部游击于通辽等地，牵制当地日军，自率部队向康平推进，驻守在康平县城的日军未做任何抵抗即弃城而逃。义勇军在康平县周边的抗日武装红枪会的支持下，迅速肃清了康平附近的日伪军，收复了康平城，并收编了红枪会的薛司令、刘叙五、李梅五、高炳南等部{18}，义勇军队伍进一步壮大。高文彬部的不断壮大给日寇造成了很大威胁，1932年11月间，日军第16旅团纠合彰武、法库、昌图等地伪军约六七千人，大举“围剿”康平第5军团所在地。由于高部节节抵抗，日伪军经过5昼夜才推进到康平县城附近，鉴于县城无险可守，高文彬决定向开鲁转移。突围中军团总指挥部被冲散，高文彬在康平杜家窝堡被俘{19}。此后，军团失去统一指挥，各部遂分散活动于辽北各地，至1933年相继溃散。

(二)通辽地区部分王公、官吏的抗日斗争

通辽地区一些掌握武装的王公官吏参加抗日较早，在1931年10月中旬高文彬被张学良委任为蒙边宣抚专员，在通辽成立宣抚专员行署办公处，开始工作不久他们即加入了抗日的行列。科尔沁卓哩克图王府统领李胜(李海山)于1931年10月15日宣布抗日，被任命为辽北蒙边民众抗日义勇军第1梯队司令，主要活动于通辽地区，曾经攻占通辽、开鲁等县城，所部兵力曾达4000人，1933年在日伪军的大举进攻下，奉命向察哈尔省境内撤退。科尔沁达尔罕王旗统领(即科左中旗巡防骑兵统领)刘振玉，1931年奋起抗日，被委任为辽北蒙边民众抗日义勇军第2梯队司令，主要活动在开鲁地区，攻占过开鲁县城，所部兵力曾达到1000多人。科尔沁博王旗统领包善一，1931年末宣布加入抗日义勇军，被委任为辽北蒙边民众抗日义勇军骑兵总司令后改任第3梯队司令，主要活动在科左后旗大蒿子地区，兵力曾达到3000人。科尔沁达尔罕王旗教育委员长韩色旺，1931年末在高文彬的反复工作下宣布抗日，被委任为辽北蒙边民众抗日义勇军骑兵副司令后改任第4梯队司令，其部兵力曾达3000人，主要活动在库力根庙地区。原通辽县公安局长蒋连瑞，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于1931年11月奋起抗日，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8路司令，率所部2000多人活动于通辽、开鲁一带。1932年春与刘振玉部义勇军、热军崔兴武部合作在开鲁县抬头营子痛击日军，击毙伪“蒙古自治军”松井清助大佐以下多人。1932年秋，蒋连瑞被投降派热军第17旅旅长崔兴武缴械后枪杀于开鲁县哈拉毛都{20}。

 (三)周荣久领导的八仙筒抗日大起义

1932年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奈曼大地，占领了奈曼统治中心八仙筒(当时为绥东县公署所在地)，对奈曼人民进行野蛮的殖民统治。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东北军离职军官周荣久领导了震惊内蒙古东部草原的八仙筒抗日大起义。周荣久，原名周荣，1894年出生于奈曼旗青龙山镇河南杖子村。曾在东北军服役，任排长、连长、阜新县游击大队长等职{21}。“九·一八”事变后，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拒绝上级调他进关的命令，放弃军职返回故乡。1933年夏，伪绥东县县长何序武任命他为县保安队大队长{22}。由于周荣久在任大队长期间经常流露对日本人的不满情绪，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1934年4月的一天，日本人借宴请之机缴了他的枪{23}。周荣久连夜逃出县公署，再次返回老家。

1935年5月周荣久积极筹划抗日起义，他先后联络了原奈曼旗王爷府保安队队长马老排(马全宝)、绿林抗日武装裴玉卿、兰天林等人，公开打出了抗日救国军的旗号{24}。1935年7月23日，周荣久率领千余名抗日救国军围攻八仙筒，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仅用4小时就攻下了八仙筒。打死了日本参事官山守荣治和指导官中根长一，活捉了日本署官佐佐木正太郎等人。战斗结束，周荣久下令将活捉的3名日本人吊在十字街西南院，召开群众控诉大会，会后把3名日本人拉到城外南沙坑枪毙。周荣久部抗日救国军在八仙筒进行了充分的休整，然后主动撤出八仙筒，转战于奈曼、库伦、阜新、敖汉、北票一带。1936年9月，周荣久部被日伪军包围于敖汉旗羊羔子庙附近{25}，周荣久突围后潜归奈曼旗，在途经向阳所奔向阜新乌鲁木头山时被人告密，伪化吉营子治安队长金宝仓带队将周荣久等人包围在乌鲁木头山，周荣久战至弹尽粮绝，最后自刎而死，时年42岁{26}。周荣久部抗日救国军虽然最后失败，但他给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据《满洲国警察史》记载，日伪把“东边道杨司令(杨靖宇)以下红军系统各匪帮，三角地带有阎生堂，滨江省中部以及北部地带有赵尚志、张连科、考凤林、谢文东等，东部国境地带有孔宪荣、吴义成，锦州、热河省境方面有兰天林、老梯子、周荣久等”{27}列为“满洲国”肃正工作的重点。

(四)爱国绿林武装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一些为生活所迫落草为寇的绿林好汉，在日寇的大举进攻面前，毅然举起抗日的旗帜，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洪流中。活动于蒙边彰武、通辽、辽源一带的胡匪于海滨(又名于海川)，参加了高文彬领导的第5军区，被编为第1支队{28}。1932年7月，于海滨率1500多人攻打通辽、康平、辽源等地，失败后退入内蒙和热河地区{29}。报号大海字的绿林首领刘海泉，1931年11月起兵抗日，活动在沈阳东、北部地区，后转战康平、通辽等地，所部兵力曾达到2000人，隶属高文彬第5军区{30}。报号海山的绿林首领解海山，1931年12月奋起抗日，加入救国会朱霁青部，主要活动在建平、朝阳、开鲁一带，曾攻打通辽、开鲁及热东各县{31}。

(五)从辽吉黑转战到通辽的抗日武装

活动于通辽地区的抗日武装除上述各部外，还有许多支从辽吉黑等省转战到通辽的抗日义勇军。如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16路祖耀时部第1梯队在队长徐汉臣带领下，在通辽一带活动{32}。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骑兵第2路军司令马世锦，兵力2000多人，活动于茂林一带{33}。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骑兵第4路军成庆龙部，兵力曾达到3000余人，活动在通辽、保康一带{34}。1933年初，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与吉林的冯占海和黑龙江的邓文、檀自新一起越过四洮铁路，进入热河开鲁、鲁北、通辽地区{35}。

二

从整个东北看，抗日义勇军经过二年多的英勇抗战，大部分遭到了失败与瓦解，但通辽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却陆续坚持到1936年，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地与日寇进行殊死拼杀。义勇军的抗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他们为了民族生存，不顾一切揭竿而起，以血肉之躯和敌寇相拚，这种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是永远值得歌颂和敬佩的。

通辽地区抗日义勇军在通辽沦陷前后曾经风起云涌，盛极一时，他们的抗日斗争曾经给予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使日伪的殖民统治迟迟不能稳固；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在外敌入侵面前团结御侮，共同对敌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通辽地区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及其他种种原因虽未能坚持下去，以至最后失败。但这段用血和肉写成的光荣历史，不应使其湮没。通辽抗日义勇军斗争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我们作为通辽人重温发生在通辽大地上这一段辉煌的历史篇章时，依然使人感到振奋和鼓舞。随着岁月的推移，时代的前进，通辽义勇军抗日斗争的功绩和作用也就更加显得重要突出。他永远激励着后人，缅怀先烈，振兴中华。当年各阶层人民并肩战斗，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敌的斗争精神，对于加强在新时期的民族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必然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九·一八”事变史》(易显石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第150页

②《双辽文史资料》第3辑(政协双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12月出版)第9页

{3}《“九·一八”后国难痛史》(陈觉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上册第87—90页

{4}{6}{12}{13}{16}{18}{28}{29}{30}{31}{33}{34}《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潘喜廷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119页、289页、291页、291页、293页、292页、157—158页、158页、177页、178页、118页、118页

⑤⑦{19}《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365页、366页、371—372页

⑧⑨{11}{15}{17}《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温水录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上册第156—157页、157页、160页、160—161页、161—162页

⑩{14}《九·一八”抗战史》(谭译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333页、334页

{20} {32}{35}《哲里木史话》(德力格尔主编，远方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212—213页、213页、213页

{21}{25}《东北人物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815页、815页

{22}{24}《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哲里木盟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5年3月出版)第123页、124—125页

{23}{26}《奈曼旗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奈曼旗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1986年4月出版)第36页、第39—40页

{27}《满洲国警察史》(吉林省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编译，1989年10月出版)第177页

（作者地址：通辽市科尔沁区16-5号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