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是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昭君文化丛书》之一。该书研究了昭君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名人文化、中华文化、文化个性与旅游经济、名牌战略、企业文化和城市形象的关系，做了相互呼应、相关延伸的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区甚至跨国度的理论探讨；用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建筑学、城市学、品牌理论等原理，对15个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明了新形势下文化力与经济力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了和谐文化理论服务于中华文化创新、名牌战略深化、城市形象激活、旅游经济繁荣、投资环境优化等新经济现象的时代意义。

笔者认为，昭君文化是中华“和”文化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昭君文化进入企业，融入经济，成为中国内蒙古和湖北甚至是更大范围的文化亮点，已成为研究民族经济的企业家和文化人关注的一大文化现象。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的根，离不开文化的魂，民族工业家在迎接入世竞争的新世纪之交，自觉选择了以民族凝聚力为特征的“和”文化为旗帜，是一种难得的觉悟和清醒。

昭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华先进文化，既反映了时代潮流所指，也反映了各族民心所向，因而顺应和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传统文化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劳动、智慧的结晶，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构成一个民族自身特色的重要内容，是维系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在中华各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家以不同角度创造和丰富了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先进的历史文化和优秀的民族文化。

我们注意到，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共识中，“和”文化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言，早在三千年前，我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  (见《国语·郑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如：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管子·幼官》)；老子提出“知和日常，知常日明”(《道德经》第五十五章)；孔子的《论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篇第一》)；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第十七章)；《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此处的“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中华“和”文化，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

由于中华“和”文化反映了万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着和谐、和睦、和解、和平、和善、和美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协和万邦”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昭君文化是中华“和”文化的典型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昭君文化和民族经济所以会虚实结合，互为表里，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和”以贯之，互相促进，就是因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价值、不同的理念，通过和平往来、平等交换、互信互补，完全可以找到结合部。其实所谓经济，即交易、即经商，是通过“商”(协商、商量)，达到“交”，完成“贸”，实现“双赢、多赢”。我国“和”文化强调“和气生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买卖不成仁义在”等等，都鲜明地强调了“和”文化乃是经商之道、发财之道、发展之道中的重要内容。

西方的有识之士对我国的“和”文化是高度重视和极力推崇的。比如上个世纪(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就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赞扬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些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见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德国学者莱布尼茨的《中国新事萃编》、法国学者伏尔泰的《风俗论》(见梁守锵译，《风俗论 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以及当代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见桑米维尔节录，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等著作，都有类似的论述。世界的发展越来越证明，“和”的思想必不可少，保持和谐共存、协调共进是人类的共同选择。

面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各种浪潮的冲击，我们必须从四方面思考如何走入新世纪。

一、如何努力克服工业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坚持科学的生活质量观，创造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

二、如何妥善处理经济与社会、人口与生态、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如何有效化解各个国家、各种文明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保持世界的和谐与安宁；

四、如何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

我们认为，面对着如此众多的共同问题和挑战，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和”文化也许可以为思索解答这些难题提供有益的启示。中国在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中，必须包括思想的贡献、文化的贡献。昭君文化就是这方面值得人类引以为自豪的比较成功的案例。

所以，以美好形象、崇高追求、独立人格、远大志向、“友好使者”而光照古今的王昭君及昭君文化，既是“美文化”的载体，也是“和文化”的代表。她的精神召唤我们要为人类多样性文明和多样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相互尊重与求同存异、平等对待与取长补短、和平共处与共同进步做贡献。我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88年年末在香港中文大学泰纳讲座上的呼吁是有道理的，他说人类应当为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努力。(汤一介《我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理论的理解》，《人民政协报》2005年5月16日C2版)。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社会不会只沿着单一轨道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叫得山响的此刻，文化的民族个性不应萎缩。因为没有个性就没有区别、没有差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如果说“进步之树”伸向未来，那么“文明之树”必须扎根历史。暴力解决问题的时代应该结束。而我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的一大贡献，就是坚持不同民族间的跨文明对话，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平共处，共求发展。昭君文化揭示的“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双利，分则两伤”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既反映了古老中华“多元一体”、“多民族大一统”的特殊亲和力，也道出了人类文明必须变“文明冲突”为“文明对话”才会实现“双赢”的真谛。

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过去国内民族史论中的“中原中心论”和“长城为界论”早已受到批判和纠正。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代表的汉民族向北方草原民族学习；  以魏孝文帝拓跋宏积极推行汉化为代表的草原民族向汉族学习，及匈奴族首领呼韩邪单于自请为汉家女婿、昭君自愿和亲出塞，带来汉匈两族半个多世纪安宁的友好相处等史实，都说明虽然长城内外的不同民族间有过纷争和兄弟反目的事，但“和睦相处、和谐共进”仍然是历史的主流。不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封建王朝中他们当权的时间超过一半，并创造了中国最大的版图，奠定了今日中华的疆界又如何解释?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宣布：“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我国的历史。”中华是各族的中华，各族是中华的儿女。因而，长城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文化的结晶、而不是阻隔南北文化交流的屏障。代表长城南北文化交流、黄河长江文化交流、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文化交流的昭君文化，受到两千年后各族人民的怀念、承认，甚至引以为荣，愿意弘扬光大，这就很好地说明昭君是各族人民共同拥戴的历史人物；是一位民族的和平友好使者，乃是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人。

昭君文化的最新研究，使昭君这个历史真实人物走出了艺术舞台上塑造的悲剧人物的阴影；企业文化所筛选的昭君精神、人格魅力、开放眼光和昭君知难而进、天下一家的胸怀，都相当程度地为昭君和昭君追求的事业正了名，这是令人高兴的大事。“得人心者得天下”，昭君文化活在亿万各族人民心中，这笔无形资产是中华民族得天独厚的精神财富。

以呼和浩特为代表的内蒙古企业界、经济界和以兴山县为代表的湖北省企业界、经济界，多年来从各自实际出发，挖掘和创造了灿烂多彩、风格清新的昭君体裁的企业文化版本、地区形象种类和旅游宣传精品。特别是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把“草原文化为底蕴，昭君文化为特色，先进文化为方向”定为“首府文化”的组成部分，一年一度由政府主办、企业赞助，连续举办五届“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在国内影响甚大，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和国内外舆论界的高度评价。昭君文化节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既有昭君文化理论研讨，又有文化搭台的经济、科技、商贸国际交流，使“昭君文化”成了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的价值连城的“城市文化”。“昭君文化是中华先进文化”，越来越成为决策层、学术界、企业界、老百姓的共识。“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成了国家旅游局认定的全国100个民间艺术节活动之一，也是2008年北京绿色奥运的外延内容。

鉴于昭君文化所反映的中国特色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指导性、战略性、人民性和普及性，从企业文化建设角度，内蒙古和湖北联合，学术界和企业界牵手，共同研究和探讨其中蕴藏的中华“和”文化的特殊规律及面向世界的巨大商机，进而促成了《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一书的诞生。

要感谢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是他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克服了始料不及的诸多困难，一边深入调查，一边反复研究，一边不断构思，再三提炼，才使本书得以问世。该书的难度是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做起。如：要滤出重要事件、重点企业、重点人物去跟踪采访；要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历史资料(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从当事人已不在世的同期人物中核准一些有关史实；要从跨地域、跨民族、跨学科的结合入手，与湖北兴山经济界联系，求得配合与互补；要组织力量，对到手的第一、二手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讨，按无争议的原则予以认定；最后对定下来的框架，分工撰写、出稿，并征得企业同意。

由于不少打“昭君”牌的企业是跨领域的，结合行业特点融进昭君文化的切入点及其结合部也各有千秋，因此必须写出个性，写出深度。如“昭君新村”是以小区建设、建筑风格表现，“昭君套餐”是以南北菜系、饮食文化反映，“昭君大道”是以草原丝路、昭君入塞、“长城挡不住南北交流”为主题，“昭君马头琴”则是以草原名乐器———马头琴为载体，奏出“各族同唱和平曲，团结才是主旋律”的时代最强音等。

还因为此书所说的昭君文化应是大文化的概念，与其相关的经济也应是个大经济的概念，包括城市文化、企业文化、建筑文化、地域文化、经贸文化、旅游文化、节日文化、公关文化、民俗文化、跨国文化等，既有传奇色彩，又有史诗胸襟。这也要求此书的编写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审美眼光。

基于上述各点，这本书的风格确定为纪实与政论互补，案例与点评结合，历史与现实呼应，湖北与内蒙古兼顾。所以，应该以辩证思维、历史高度、时代精神为必备条件，着力于探寻现代经济与古代文化的汇流，商品渗透与文化渗透的统一。找出文化中的经济和经济中的文化，品牌中的追求和追求中的品牌，进而揭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中的亲和规律与大同境界。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昭君文化应是汉族和匈奴族两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它高屋建瓴，气宇轩昂，视天下为一家，使天下为一家。它赞颂真善美，追求和为贵。不但包含了水乡的阴柔美，长安的端庄美，而且包含了草原的豁达美，阴山的阳刚美。它是一首“和”之歌，更是一首“美”之歌。它从历史走来，向未来走去，永远使我们感到真实的美、互信的美、团结的美、高尚的美、人类向往的美、世界大同的美。列宁曾为沧桑美感叹，他说：“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一个榜样，紧紧地把握住它”，并“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蔡特金《列宁印象记》三联书店版第12页之援引)。中华文明的参天大树扎根于多样化的民族沃土。其先进性既寓于传统的继承性，又寓于开放的兼容性；既表现为巨大的创新力，又表现为空前的凝聚力。

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和呼和浩特市两级党委、政府、政协的关怀下，在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在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领导郝存柱会长和林幹教授的指导下，《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五易其稿，终于付梓。本书的上篇“理论探讨”以我为主，郭兰柱、李世馨协助；下篇的“案例分析”和附录的“背景链接”约请了马冀、孙利中、王志刚、刘颖、贾跃琴、李宪梅、张汉君、常歌、张桐、段广德、闻伦、舒平、张晓东、刘利民、么红霞、赵薇、罗纲、范俊等同志参与意见及撰稿，最后全书由我总其成。部分古代和国外资料的查实、核准，有劳北京青年学者郝松伟、郝松侠，校对依靠了孙利中，在此一并致谢。

编写的同志一致认为，《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一书问世的最新意义也许在于，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提供一种为千古公认、四海共识的历史思考。因为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和融合，应当是未来人类进步的主流，是大趋势。用和睦、和平化解纷争，用理解、对话代替冲突，用“双赢”、“多赢”推动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江泽民同志1999年6月接见《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的代表时强调：“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总结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我们愿以此书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经济繁荣、伟大复兴、和平崛起增添一抹新的绿色。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