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草原文化，是草原民族顺应草原生态环境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包括生存(生产、生活)方式及由此而形成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制度、法律、知识及艺术体系。   

草原，或称草地资源，占据了地球陆地面积的1／5以上。最大的一片欧亚草原，从大兴安岭两侧到欧洲多瑙河沿岸，绵延万里。在我国境内形成伊犁草原、阿尔泰草原、青海环湖草原、甘孜草原、阿坝草原、甘南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和松嫩草原。本文中的草原，主要是指我国境内的草原。在这些广袤的草原上，居住着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塔吉克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匈奴、东胡、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民族都曾在草原上繁衍生息。

由于地处内陆，远离海洋，形成草原地区干旱少雨的自然特征，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游牧，成为最适合这种自然环境的经济形态。因此长期以来，游牧业是草原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方式，并由此形成了草原文化的基础。所以草原文化又被称为游牧文化。

人类的所有文化，都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文化的基本的或首要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种文化对自然的态度构成了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核心内涵。

草原文化也不例外。草原民族在长期与草原相处的过程中，直观地感悟到人与自然水乳交溶、密不可分的关系。保护草原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因此，生态智慧贯穿、凝炼于草原民族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活动中，并以习惯，法律、制度等形式得以总结、延续和传承。

草原是游牧业中的生产资料，是构成人——家畜——草原三者关系中不可欠缺的—个环节，是草原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草原民族与草原的关系，与农耕民族与土地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国北方最早的游牧民族——匈奴族就确立了“各有分地”{1}的原则。故当东胡人向冒顿单于索宝马、索爱妾时，单于均予之。惟索及瓯脱外弃地时，单于怒道：“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遂袭东胡，获胜而归。{2}

蒙古民族是人类历史上较早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人与自然关系的民族。在成文法形成之前，蒙古民族的“约孙”习惯法已有了生态保护的内容。

在古代蒙古史上，约生活在公元10世纪的成吉思汗七世祖蔑年土敦之妻那莫仑合屯，就曾因札刺亦儿人挖食她牧场的“速敦”草根，破坏了她的驯马场，双方发生了重大纠纷，结果那莫仑合屯和她的8个儿子被杀，只有海都汗幸免于难，这件事导致了后来海都汗对札刺亦儿人的征战。{3}

13世纪初，成吉思汗颁布实施了一部综合性法典——著名的“大札撒”。使“蒙古人沿袭多年的自然保护习惯法已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条文。”“由大札撒确立的自然保护法制传统，在以后的蒙古各汗时期颁布实施的法规中也得到了继承，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4}

在蒙古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无不渗透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现代研究者认为，游牧业是人类“比较准确认识自然规律，较主动地顺应自然界的变化，比较能合理利用自然和比较能与自然和睦相处的一个长盛不衰的清洁生产方式。”{5}

在传统游牧社会，蒙古族对于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有着一套合理的方式。牧场一般位于沿河流湖泊一带的地方，以利牲畜饮水。每一块牧场承载的牲畜种类和数量有一定限制，并且随季节而移动放牧，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有效选择。蒙古族古老传说中，孩子问母亲：我们为什么总是不停地搬家?母亲说：“我们要是总固定一地，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地移动，就像血液在流动，大地母亲就会感到舒服。”{6}

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满着许多独特的生态智慧。如蒙古牧民居住的蒙古包，全部用木料和毡片制成，简易轻便，抵御风寒，同时易于拆卸、安装、搬迁，把对自然环境的反作用力减少到最低程度。蒙古牧民的交通工具勒勒车，选用白桦制作，轻便易驾，对草原压力极小。

蒙古人禁止向河流中倒脏物，禁止面向河流解手，禁止用锐利物品挖地，特别是河边湿地绝不许动，一般不土葬，若土葬将草皮盖好，或用群马踏平，不留冢堆。

蒙古人的生态保护精神缘于他们对自然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认识和体悟。蒙古人视天为腾格里父亲，大地为额托格母亲。他们祭天、祭水、祭山、祭敖包，祭大石。“如果祭祀湖泊，就无论如何也不许人们吃这个湖泊里的鱼，祭了山就不准动用这个山上的树、草、土。”{7}敖包山、罕山都是圣地，是蒙古族古老的自然保护区。

在藏传佛教（喇嘛教）传入之前，萨满教是草原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萨满教崇尚自然万物有灵论，并且常常把自然事物本身同神灵等同看待，因而对待自然往往爱护有加，是自然而然的生态保护论者。”{8}

我国另一个草原民族藏族，也有“万物有灵”的观念。青藏高原上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人们崇拜地对象。这种心理使人们将大自然的许多对象，日月星辰，山河土地，均加以神化，并对其崇拜。“拉索——住在雪峰上的山神，住在江河里的水神，住在峭壁上的崖神，还有斧子把子那么小的树上，都住着神呵！”{9}

草原环境孕育了草原民族，也孕育了草原民族的精神世界。许多草原民族中，都有生态保护的文化传统。草原文化天然地具有生态文化的属性。草原文化自然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整体观念。草原上辽阔的天空和广袤的大地使草原民族很自然地产生了人与自然为一整体的观念。“古代蒙古人认为世上万物以天地为根，天地这巨大的生态环境养育了世上有生之物。”{10}

2、联系的观念。游牧民族从生活中体悟到了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大自然是一个链条，充满着有机的和谐。对任何一个部分的改变都意味着对整体的改变。所以，游牧民族尽可能地尊重和顺应自然，不对自然施加过多人为的影响。通过物种间互相制约，以达到生态平衡的道理。对草原上的人来讲，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在草原上，狼的存在是对马、羊等牲畜的巨大威胁，但如果没有狼，黄羊、旱獭等就会无限制地繁殖，同样有把草原啃光的危险。所以草原上的牧民一方面要打狼，使其不至于过分威胁马、羊等牲畜，另一方面又使狼保持一定的数量，以抑制其他破坏草原的物种的繁殖，同时，一定数量的狼的存在对保持牲畜的活动能力也至关重要。

3、动态观念。《蒙古秘史》中提到：“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无常包含变化、运动之意。“蒙古人适应动，也欣赏动，自己也用动的视角观察自然。”{11}古代蒙古人观察天体运动基本形式是“旋转”，也把地球本身看成是“旋回”的。

游牧文明始终存在着一种活性因素，它遵循着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蒙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就用一种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了牧民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生物再生原理的深刻理解。

与草原文化自然观相适应，草原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遵循以下原则：

1、适度原则。草原文化把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牧民不断地转移他们的营地，以防止过牧的发生。除了牲畜之外，牧民并不积累大量的财富，也不鼓励高消费。适应自然，而不奢望去改造自然。使得草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2、“人化”自然。传统游牧文化特别讲究将牲畜如同自己子女般爱护的“人化”态度。对牲畜的爱护和爱惜至今仍是蒙古人不可或违的法则。对野生动物也要避免猎尽捕绝，特别是在每年3——10月的野生动物繁殖期，严禁捕杀。”{12}

动物故事是蒙古文学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把人们所能看到的所有动物都进行了拟人化描绘，但其中由于五畜(马、牛、骆驼、绵羊、山羊)与蒙古人的生活有直接关系，所以描述五畜的故事更多也更深刻。”{13}

蒙古人对动物的称谓也各种各样，丰富多彩。如对马的称谓，就有几十种。而一个有经验的牧民，能辨别出几百只羊的相貌。

3、悲悯情怀。由于蒙古人认为世上万物都是天父地母所生，都是天父地母的孩子，因此发展出一种对所有生物的悲悯情怀，并在藏传佛教的信仰中得以加强。蒙古族习惯法中有保护马匹的内容，严禁打马头，战斗间隙让马吃饱，禁止乘骑。成吉思汗“大札撒”中也有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蒙哥汗下令：“正月至六月尽怀羔野物勿杀”。元朝《刑法志》规定：“诸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之。诸郡县正月五月，各禁杀十日，其饥谨去处，自朔日为始，禁杀三日。”{14}《元典章》记载，大德元年(1297年)二月二十八日，元成宗铁穆耳下旨：“在前正月为怀羔儿时分，至七月二十日休打捕者，……可惜了性命。”{15}元朝时期继位的诸汗，都下过保护野生动物的法令，还规定了诸多禁猎区。如此频繁地对各类动物颁布保护的法令，在所有的古代王朝中都是仅见的。

由动、植物构成的食物链中，对幼小动物的过分掠杀，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蒙古人对此很早就有了深刻的理解。在蒙古族文学作品中，孤立无助的小动物是正义、善良的化身，也常常是救助、怜悯地对象。

二

有学者指出：“蒙古族生态观强调天地人和谐一体，不允许以外在方式把人和自然分开，这和东方生态观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同属自然人文主义，或称自然人文价值观。”{16}

换句话说，草原文化的自然价值观由于其强调整体、强调和谐，因而具有“东方”色彩。

有关“东方”与“西方”的区别，季羡林先生指出：

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指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时间以内，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勉强满足了他们的生活的物质需求，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昏昏然自命为“天之骄子”，“地球的主宰”了。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炼的表达。

东方文化基础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人不能把其他动物都视为敌人，要征服它们。人吃一些动物的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古至今，东方的一些宗教比如佛教，就反对杀牲，反对肉食。中国固有的思想中，对鸟兽表示同情的表现，在在皆有，最著名的两句诗“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是众所周知的。{17}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讲：“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中国文化屡仆屡起，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

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18}

与季羡林、钱穆等东方哲人的观点相应，在西方思想界，也出现了向东方古代传统寻求生态智慧的思潮。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对生态危机深表忧虑，对老子关于自然和谐的思想十分欣赏。他说：“在伟大的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他强调，在自然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活动都应该与自然的要求基本一致”。英国剑桥达尔文学院的研究员唐通在《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是很不同的。它不奋力征服自然，也不研究通过分析理解自然，目的在与自然订立协议，实现并维持和谐，学者们瞄准这样一种智慧，它将主客体合而为一，指导人们与自然和谐。”{19}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也十分欣赏中国的古老思想，称这种思想为科学人文主义，并准确地指出这种思想与“唯科学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开。”{20}

西方环境思想的演变始终沿着两条基本路线进行着，即资源保护路线和自然保护路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浅层生态运动与深层生态运动。

浅层生态运动认为一切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现行经济规则不合理造成的。只要对经济规则和法律制度作必要的调整和改进，并严格遵循“科学管理，明智利用”的方针，我们就可以避免环境问题的困扰。由于浅层生态运动只要求在现行体制下改进经济、法律规则，这些规则并不涉及社会制度最核心的价值观层面，因而也常常被称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式遭到深层生态主义者的反对。在他们看来，改良的做法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深层生态运动把一切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受技术支配的工业化社会体制，认为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使人在工业道路上与自然愈加疏离。这便是生态环境问题在现行体制下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颠覆西方工业社会的现行体制和价值范式，而东方文化的独特智慧正好为深生态学意义上的价值重构提供有用的借鉴。

深层生态学注重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依赖性，系统整体的平衡性、有机性和整体性，展示了一幅和工业社会机械论自然观迥然不同的图景。不仅如此，生态系统所表现出的整体性还孕育了一种强调互补、平等，关系和均衡的价值观。

在深层生态主义者眼中，东方的古老思想与生态学的新观念颇相契合。在这两种思想体系中，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生物学鸿沟和道德鸿沟都荡然无存。东方文化强调以主客交融、有机的、灵活的和人性的方式来认识和对待自然，它追求的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科学与价值的分离，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不可逾越形成鲜明对照。

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物R·纳什在说道西方对东方生态智慧的热情时说：“近几年来，人们对亚洲宗教的伦理意蕴的兴趣已成为促使宗教“绿色化”的另一源泉……一些美国人直截了当地用非基督教传统来激发人们重新评估人们的宗教信仰。其他人，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那些为反主流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的年轻人，则干脆放弃已丧失信誉的基督教，转而信仰亚洲宗教，如道教、耆那教、神道教、佛教(特别是禅宗)和印度教。{21}

的确，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不仅是草原文化的特色，也不仅是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而且也是整个东方文化的特质。

季羡林先生在论述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时，介绍了印度、朝鲜(李朝)等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证明天人合一是整个东方文化的共同特征。王晓华也指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代相遇时有一个根本区别：东方文化向来推崇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则自文艺复兴开始设定了天与人的二元对立。所以，东方文化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文化。“与中国文化对天人合一的信仰相应，印度文化强调梵我同一。”{22}季羡林先生引述了纳西族“天人合一”的思想，并说：“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其他少数民族中一定还有，我现在暂且不去探索了。”{23}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想法。季羡林先生没有研究蒙古族文化或草原文化，否则他对天人合一思想乃东方文化共同特质的阐释将更加深刻而全面。

三

针对西方固有文化无法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困境的现状，许多国家的学者和思想家都在寻求解决之道。

东西方许多哲人对东方文化的推崇也许不无道理。而在我们看来，东方文化也有其自身内在的缺陷。强调整体的东方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类型的文化。例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农耕文化、草原文化等。因此在借鉴东方文化一些合理的内容时，需要对东方文化本身进行分析和扬弃。

比如中国的主流文化(儒、道等)，其产生的基础或背景是农耕社会，其思想特点不可避免地带有农业文明的烙印。陶东风先生就指出，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解读不能无视文化的时代与地域的差别。“一个时代，—个民族的人文知识话语是面对具体的生存问题，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建构的，不可能不带有这一语境所赋予它的特定内涵。”这一观点得到李慎之先生的赞赏。{24}

蔡仲德先生也指出：“提出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命题的基础是小农生产，自然经济，它也满足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的需要。”{25}

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等观念，其产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以至更早的时候，有些思想则是在原始采集，狩猎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与草原文化的自然观产生了契合。

在先秦历史文献《国语·鲁语》中记载了一个“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大意是说鲁宣公因为在夏天鱼类繁殖的时候到泗水撒网捕鱼，他的臣子里革就将他的网割断扔掉，并根据“古训”教训他不应该在鱼类生长繁殖季节用网捕鱼。同样的“古训”还包括不应该在鸟兽繁殖的季节猎捕它们。这显然是原始渔猎采集经济下人与自然观念的写照。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大量使用，人们开发自然的能力迅速加强，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统治阶级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促使不少山林薮泽被开垦和破坏。除农田面积增强外，也造成局部环境问题的产生。“尤其是一些不合理的开发，如焚林而猎、放火烧荒等不择手段地破坏生物资源现象的出现，不断引起当时政治思想家的严重关注。”{26}

中国的精细农业发展以后，人对自然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农业文明的眼光来打量，必然视草原为未经开垦的“荒地”，人在对自然的改造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出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对自然的态度由顺应变成了改造。比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一方面印证了人们主体性、能动性，另一方面以人的尺度衡量自然，对自然造成直接改变，打破了自然所固有的平衡、和谐状态。

同时，农业文明的财产继承制度和对劳动力的需求，把人口的繁衍作为首要任务。人口的无限制增加必然增加对自然的压力。

这也就造成了在中国，一方面有关于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深刻智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却一直在恶化的原因。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对环境所发生的压力总体来看较小。今天，中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那就真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了。

传统中国文化有点不大看得起游牧民族，认为他们的文化是“落后”的。

其实，说一种文化是先进或者落后，不能凭人们的主观臆断，关键是看这种文化是否与生态环境相适应，是否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游牧文明在北方大草原上纵横驰骋了几千年，……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明与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

“只有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能够非常融洽相处的文明才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也可以说，才是成功的文明，而游牧文明正是这样一种成功的文明。”{27}

草原文化是一种继承了东方整体主义优良传统，而又有效地克服了农业文化弊端的文化。

从理论层面来看，草原文化的动态观念、适度原则正好是对农业文明惰性因素和工业文明向大自然无止境索取的匡正。“草原文化的本质特点是高扬人的活性精神，这种精神同以惰性精神为特点的静态的农业文化相比是一种动态而开放的、创新进取的、知难而上和依靠自己、不依靠他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事实上，按照现代生态学理论及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草原文化同其他文化相比，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具有不争的先进性。”{28}

从实践层面来看，游牧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人类通过畜牧活动，保护和改善了草原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与信息传递功能，使畜牧活动与之达到高度适应、和谐的发展状态。游牧方式要随不同季节逐水草有规律地游牧。牧人在自己放牧的草原区域，暖季上高坡牧场，冷季转移到低洼牧场，使不同区域的草地在不同季节得到休养生长，又让家畜及时利用了生长期的牧草，实现了既保护水草又保证家畜的生长。同时这种游牧方式既保护了生态系统其他生物，又通过放牧适度刺激了生态环境中生物的生存、发展。“牧人巧妙利用不同季节气候变化规律与草场分布状况，使家畜处于最佳气候与最佳草场之下，实现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最佳结合。在保护自然环境与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方面寻找到了最好的方式。”{29}

2000年~2001年，由中国、蒙古、俄罗斯三国相关领域学者组成的“中亚游牧文明的变迁”国际科学考察队对内蒙古、蒙古国、布里亚特三个地区的田野考察表明：蒙古族千百年来沿袭和传承的生态文化传统，对该地区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凡是上述生态文化所受的冲击较少即对待自然环境的传统习俗保留较好的区域，都是草原植被保持较好的区域；反之，凡这些传统受到严重冲击，传统习俗急剧失传的地区，同时也是荒漠化严峻的地区。{30}

日本学者安田喜宪指出：

摩西(十诫)公布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诫，却没有公布关于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诫。这点不足，其后演变为基督教文明必须背负的原罪。更准确地讲，人类全体所必须背负的原罪，便从这十诫开始了。{31}

安田喜宪列出了关于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新的“十诫”：

1、你须从大自然中发现神。

2、你不可只为自己塑造、雕刻有人格神色彩的偶像。

3、你须经常向大自然呼唤。

4、就像自己休息日一样，也须给大自然以安息。

5、你{32}应该孝敬大自然如同孝敬父母。

6、你不可妄杀大自然中的生物。

7、你需要爱大自然如同家庭成员。

8、你不可蹂躏富饶的大自然。

9、你不可对大自然说谎。

10、你不可过分贪恋大自然。

这几乎是草原文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翻版!

由此可见，当许多人以各种方式寻求解决人类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困境时，理应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草原文化，从草原文化中汲取智慧。

著名学者清格尔泰在《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近百年来，随着工业文明与生产力的完善发展，在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诸如环境污染，许多资源枯竭、土地荒漠化和气候变化等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此相反，游牧民族创造的游牧文明却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不仅没有造成类似上述的多种危机，而且把一个生机盎然的绿色草原留给了我们当代人。这不能不使人思索这样一些问题，游牧文明到底有何奥秘。它是不是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开创了一个先河，它所创造的宝贵经验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游牧民族创造的游牧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如果本文的尝试能引起更多人对草原文化的关注，也就是作者最大的心愿了。

{1}韩茂莉：《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汉书·匈奴传》上

{3}拉施特：《史集》，商务印书馆，第1卷，1分册，19—20页

{4}恩和、图门其其格：《论蒙古族自然保护文化及其传承问题》，《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66页

{5}额尔敦布和：《保护草原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自然之友

{6}刘书润：《蒙古族，在草原上诗意在栖居》，人民网

{7}罗卜桑却丹：《蒙古风俗鉴》

{8}麻国庆：《蒙古族的游牧传统和环境保护》，自然之友

{9}李晓丽：《原始崇拜及环境保护在藏族民歌中的体现》，中国西藏新闻网

{10}暴庆五：《游牧蒙古人的生态观》，《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第42页

{11}同上，第45页

{12}恩和、图门其其格：《论蒙古族的自然保护文化及其继承问题》，《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第63~64页

{13}乌云巴图、葛根高娃：《蒙古游牧文化的生态属性》，《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第193页

{14}奇格、盛明光、阿拉腾：《古代蒙古生态保护法》，《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第146页   

{15}同上

{16}暴庆五：《游牧蒙古人的生态观》，《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第53页

{17}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第147页

{18}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四期

{19}陈鼓应、白奚：《老子生态智慧的现代意义》，转引自光明网

{20}同上

{21}R·纳什：《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22}王晓华：《中印文学比较与东方文化价值重估》，《二十一世纪》二OO二年四月号·第七十期

{23}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第182页

{24}《李慎之谈天人合一》五柳村国内版

{25}蔡仲德：《也谈“天人合一”——与季羡林先生商榷》，《传统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

{26}罗桂环：《中国古代的自然保护》，中国经济史论坛

{27}徐超：《游牧文明与中国北方生态》自然之友

{28}额尔敦布和：《保护草原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自然之友

{29}苏多杰：《藏、蒙古、彝族的生态经济观》，青海经济信息网

{30}恩和：《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的文化学透视》，自然之友

{31}安田喜宪：《蛇与十字架》，王秀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91—92页

{32}同上，第92-93页

(作者单位：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