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生意在大盛魁日用百货的经营场所占的份额比例较大。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外蒙古及俄罗斯等地区属于高寒地区，虽不产茶叶，但是对茶叶特别是对砖茶的需求须臾不可或缺，且需求量较大；二是茶叶的运输方便，运销茶叶的利润丰厚，商家往往为得厚利而趋之。

中国茶叶的产地广阔，品种繁多，尤以“西湖龙井”、“君山银针”、“太平猴魁”、“六安瓜片”、“祁门工夫”、“黄山毛峰”、“南京雨花”、“洞庭碧螺春”、“安溪铁观音”、“信阳毛尖”等“十大名茶”著称于世。中国又是世界上产茶第一大国，厚实的“茶文化”形成由来已久，茶事便成为国民重视的要务之一。

据《清史稿·食货志·茶法》记载：“夫吾国茶质本胜诸国，往往涩味中含有香气，能使舌本回甘，泰西人名曰‘胆念’，他国所产鲜能及此!故日本虽然有茶，(但)必购于我。荷兰使臣罗伯亦曰，‘爪哇、印度、赐(锡)兰茶皆不如华茶远甚’。然则奖励保护无使天然特产得彼族人力所夺，是不能不有望于今之言商务者。”

中国的茶叶主要集中产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南方省份。对于本国所产的茶叶经销，明清时代都有极其严格的律令，名曰“茶法”。明代茶法有三：一是官茶，储于边地，用以易番马，称其为“茶马之易”；二是商茶，发给“茶引”(即户部发给茶商或茶户的专卖营业许可证执照，准其交易的地域和茶叶数额等)，按例课税；三是贡茶，则是进贡皇帝皇宫专用。清代沿袭明代茶法，除在甘肃省设置“茶马交易”场所外，其它各省均由户部颁发“茶引”特许证件或执照按数量、质量规定，明确销售地域，实行管制经营。“茶引”是每年按例到户部宝泉局领取一次，有效期为一年，年办年销。用过的“茶引”不准延期续用，必须将“茶引”票照交回发出“茶引”的机构，来年再用再领。“茶引”规定年销茶百斤为“一引”，不足百斤称“畸零”。凡伪造“茶引”或弄虚作假，搞假茶买卖、非法贩运，私与外国人买卖茶叶者，一经查实，都要按例予以治罪。为了加强对通商茶务的监管，明清时代在各省份均设置相应的官署，委任官吏专管茶务。但司理茶务的官署在各省份的称谓不尽相同，如有的称为“五茶马司”，有的称为“巡视茶马御使”，有的称为“监茶道”，有的称为“茶引批验大使”，有的称为“巡检司”等等。

嘉庆之后，由于同南洋和欧美诸国通商茶务，因之汉口、上海、福州便成为对内对外销售大宗茶叶的最大口岸；以后广州、天津、芝罘(今烟台)三地的洋商云集，争相购买中国各地所产茶叶。茶叶的采购和销售，也就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渠道。如汉口经销的茶叶大多采购于湖南、江西、安徽以及湖北本省，向河南、陕西、青海、新疆运销；上海经销的茶叶，除在本地采购外，多采自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州经销的茶叶，多是本省红茶，多销往欧美各国；而绍兴茶则多输往美国；宁波茶多输往日本；福建、江西、安徽所产红茶还大量销往南洋群岛。《清史稿·食货志·茶法》还云：“盖茶之性喜燠恶寒，喜湿恶燥，又必避悍烈之风，最宜于中国。泰西商务虽盛，然非其土所宜，不能不仰给予我国用此骎骎，遍及全球矣!其业此者，有总商，有散商。领引后行销各有定域。”

晋商在归化城经销茶叶生意，主要是以经营湖南所产砖茶为主。因为外蒙古、俄罗斯、新疆等地是以消费砖茶为主，需求量很大。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蒙古学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实地考察内外蒙古后写成了《蒙古和蒙古人》的考察记事。他写道：“呼和浩特的商业中，自古以来最主要的项目就是茶叶，而茶叶之中又以砖茶，尤其是以二十四块一箱的砖茶为主。这种砖茶几乎是专门供给当地的汉族居民和土默特居民用的。……就在最多不过十年以前，这种砖茶在归化城的销售量竟达四万箱。……在这十年之内，这种茶的价格由十二两提高到十五两，甚至十六两，也就是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据斯人记载，当时及以前，归化城经营茶叶的晋商，还把大批的砖茶运销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俄罗斯、甘肃、新疆乃至中西亚等广大的消费砖茶地区。

大盛魁的企业系统中经营茶叶生意的主要有三玉川和巨盛川两大茶庄，这两大茶庄对大盛魁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玉川茶庄是投资了十万两白银建立起的大盛魁的分支小号，还有浮存的周转金十万两白银，按借贷以年利七厘行息。总号设在山西省祁县城内，加入了祁县茶庄集团。它的茶叶进货渠道，主要是从湖南、湖北自采自制各种砖茶。“三六”(每箱36块)、“三七”(每箱37块)两种砖茶，推销给张家口的旅蒙商；“二四”(每箱24块)砖茶推销到归化、包头两地；“三九”(每箱39块)砖茶，除满足大盛魁自身的销售外，还卖给别的旅蒙商。三玉川的本来铺名叫“大玉川”，但因为它所制销的砖茶牌子上，有“三玉川”三个字，所以在茶山里叫三玉川，在几个销茶的庄口，也叫三玉川。三玉川采茶的地方有三处：湖北蒲圻县的羊楼洞；蒲圻县与湖南临湘县交界的羊楼司；临湘县的聂家市。采茶的人，小暑去，冬天回来，在汉口常住有两人办理运茶和收交款项等事，在归化城设有庄口，主要为大盛魁进货。据有资料说，三玉川在晚清时，每年销量在万箱以上。除在上述三地自采自制砖茶外，还在湖南南部委托茶行购制红梅茶、米心茶、千两茶；红梅茶多半在汉口就卖给俄国洋行。米心茶是把红梅茶末装制成块，运至归化城，再卖给跑新疆的行商。千两茶就是贡尖茶，比砖茶质量高，如“一骷髅子贡尖”，重六十二斤半，合旧秤一千两，运销于陕西、甘肃、山西、张家口等地。

巨盛川茶庄的情况与三玉川茶庄差不多，但其资本规模较小，只有两万两白银。到清末至民国初年，被大盛魁直接接收时，投资扩大到五万两白银。巨盛川茶庄也是到茶叶产地自采自制茶叶。它所采制的“巨盛牌”砖茶很负盛名。大盛魁除了从这两家茶庄进货外，还向在它小号东升长茶布店住店的茶商购进一些，为的是遇有自制砖茶不够销售时及时能供得上，以免受其他茶庄的节制。

大盛魁运销砖茶，力求适合蒙、俄、新疆广大用户的口味和运输的便利。茶商们非常重视用户的意见，只要搜集到意见和建议，就及时予以改进。前后营等处的蒙民日久成习，喜欢喝“三九”砖茶，尤其是喜欢喝三玉川的“三九”砖茶。有三玉川标记的砖茶就非常信得过。大盛魁每年销出的砖茶多则三、四万箱，少则四、五千箱。按时价估算，每年茶叶的销售额多则上百万两白银，少则数十万两白银。所得利润估计每年最少在15—20万两白银。

虽然清廷对茶事有严格的禁律，但大盛魁持有户部颁发的茶引，后来进一步持有皇帝的“龙票”，凭借这“两票”，茶叶买卖做得既广又大。道光三年(1823年)，由于大臣那彦成奏请新疆行茶章程，经户部议复，虽然禁止归化城茶商将茶叶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运销新疆，但大盛魁其它地方的茶叶买卖仍按原例进行，大盛魁的茶叶买卖所受影响并不太大。以后，由于茶叶生意的利润更加丰厚，连欧美、大洋洲、非洲、南洋、日本等世界各国都竞相向中国购买茶秧、茶种进行种植和销售，国内外茶叶生意的竞争异常激烈，但大盛魁的茶叶买卖始终是经久不衰。

（作者单位：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