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目前，经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共有三批99座，1982年公布的第一批有24座，即北京、大同、承德、南京、苏州、杭州、绍兴、泉州、延安、景德镇、扬州、曲阜、洛阳、开封、江陵、长沙、广州、桂林、成都、遵义、西安、昆明、大理和拉萨；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有38座，即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南昌、重庆、保定、平遥、呼和浩特、镇江、常熟、徐州、淮安、宁波、歙县、寿县、毫州、福州、漳州、济南、安阳、南阳、商丘、襄樊、潮州、阆中、宜宾、自贡、镇远、丽江、日喀则、韩城、榆林、武威、张掖、敦煌、银川和喀什；1994年公布的第三批有37座，即正定、邯郸、新绛、代县、祁县、哈尔滨、吉林、集安、衢州、临海、长汀、赣州、青岛、聊城、邹城、临淄、郑州、浚县、随州、钟祥、岳阳、肇庆、佛山、梅州、海康、柳州、琼山、乐山、都江堰、泸州、建水、巍山、江孜、咸阳、汉中、天水和同仁。
　　可以看出，这99座历史文化名城遍及我国大陆各个省区，他们大多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时代国家或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他也都是繁华的都会、商埠、文化古城、军事重镇和革命圣地，属人文旅游资源范畴，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在我国旅游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选择。曾几何时，我们身边悄然出现了“休闲”、“休闲文化”、“假日经济”等新鲜术语，从假日里博物馆、图书馆的人流，“五一”、“十一”、春节等长假全国各地旅游景点人员爆满，可以感觉到公众在休闲时间对文化的需求。这种需求既不是公务性的也不是学术研究性的，大多是带着某种好奇心为打发业余时间而消遣型的。作为博物馆、文化馆同行的方志馆，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方志馆，应高度关注这一现象。
　　我们必须承认，当前人们对方志和方志馆是比较陌生的，有很多人势必会问：方志、方志馆和旅游休闲搭得上边吗？事实上，地方志与旅游之间，客观上存在一种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彼此依存、共同发展的良性关联。因为地方志里记载的许多内容，都是可以用来为旅游服务的信息资料；而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事实，则又可以载诸地方志书，使地方志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展现出光彩的现代特色，鲜明地体现出地方志的存史功能。地方志是旅游资料宝库，是旅游文化资源的载体。地方志里的旅游信息，除了旅游卷篇记载外，其他卷篇里也多有记载，如“地理”（或“自然环境”）篇，有生动具体、秀丽奇美的自然风光的记述；“文物胜迹”篇，记载了古遗址、古建筑、摩崖、碑刻、革命纪念地和纪念物、各种艺术精绝的文物珍品等；“文化”篇，记载各具地方特色的地方戏曲、民间歌舞和多彩的民俗文化、书画艺术、工艺作品；“经济”篇，除记载现代经济发展的各项建设成就，可供参观访问的工厂、商场和名、优、特产品外，还有美味佳肴、风味小吃等饮食文化内容，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方志的休闲利用功能是方志自身文化的潜在价值所决定的。人们自觉主动地开发利用地方志的旅游文化资源，发掘其文化精华，将地方志“文化的潜在价值转化为旅游产品”，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这样就实现了方志的休闲利用功能，也实现了邓小平同志很早就提出的夙愿。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国家旅游总局负责人谈话时指示：“要开辟一些行业，……专门为旅游服务。”这是极有远见的卓识。地方志与旅游的关系既是如此的紧密，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地在普遍开展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同时，也应认真地开发和利用现有古今地方志中的旅游资料，“专门为旅游服务”。可喜的是，很多地方具有开展这方面工作良好的条件与基础，如上述丽江、桂林、平遥等历史文化名城。
　　方志馆是一个新鲜事物，目前，许多方志部门都在积极筹建方志馆。方志馆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收集、保存珍贵的地方文化财富——地方志，供社会公众阅读利用的基地，是一定行政区域的地情资料研究、开发、利用中心，也是人们读志用志和开展方志文化研究的基础性设施。虽然从根本上来说，理论来自实践，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加强理论的前瞻性研究，发挥方志理论研究的先导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方面工作要有新举措”的要求。把地方志与旅游联系到一起进行探索研究，对于地方志和旅游这两项事业贯彻落实这些要求，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所以，在日新月异的21世纪，方志馆具有休闲消遣功能，应该不是什么奇谈怪论。我们可以套用英国著名档案学家迈克尔·库克的话，“整个社会应该把方志馆看作是它的一个文化机构，即使是贴上文化娱乐甚至消遣的标签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方志馆像博物馆和参考图书馆一样与纯娱乐性机构相比有更严肃的目的，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如果人们愿意、闲之无事时，就可以去这些由社会建立起来的机构，按照个人兴趣进行活动。”我们甚至可以建议中国地方志协会将“方志馆在休闲社会中的作用”列入各类学术会议的议题。笔者斗胆预言，方志的休闲利用是21世纪大势所趋。
　　方志的休闲利用也反映了新时期方志思想（含方志编纂思想）或者说方志理念的巨大变化。即根据“国家方志概念”建立起来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方志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方志”的变化。学者韩章训在《方志编纂思想变革趋势》一文中就指出“现阶段中国方志思想变革的基本趋势主要体现在如下诸个转化上：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教化百姓到服务社会，从鉴古知今到彰往昭来”。方志是中国的国粹，但纵观中国的方志史，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方志产生和发展是与古代封建政治制度演变是密切相关的”，“旧方志是以宣传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为主旋律的，是以“资政”、“教化”为基本社会功能的，是以各级施政长官为基本读者的”。修好志是为了用志，也贵在用志。古代也有个别有识之士提出“经世致用”，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无法真正落实。现代社会与几千年发展十分缓慢的旧时代完全不同了，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第二轮修志必须考虑到现代社会用志需求特点，所编志书应具备实用性、大众性、百科性、便捷性等特征。要“以人为本”，因为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活动既是续志记述的主体，又是用志和检验志书效益的主体，是整个续志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和谐社会建设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的需求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富裕起来了的人们休闲需求强烈，而“百科全书”的志书在这方面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地方志服务社会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与所取得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还不够，相反，台湾地区甚至外国人如英、美、日本人却先走一步了。在我国现存8000余种传统方志中，仅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收藏达5000余种之多。一些著名汉学家常常利用地方志的文化资源，开展对中国区域历史、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和城市个案的研究。他们坚信方志应当充分反映并反作用于产生它们的社会，即从一个国家的理论发展到一种全社会的理论，借用亚伯拉罕·林肯的名言表示，方志现在应当是“民治、民有、民享”，我们的“记忆宫殿”（志为信史）是为人民而不是为国王服务的。有一个很有趣但又发人深思的现象，就是欧美发达国家最好的建筑不全是政府大楼，也有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这些高雅文化殿堂不是门可罗雀，而是人们向往并常去的地方，这些陶醉其中的人除专业研究人员外，不乏一般参观者，他们仅仅带着旅游休闲观光目的。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就是，方志工作要不断开拓新局面，要找准新的利用对象或称新的市场立足点，转移利用大方向，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志书的社会效益乃至经济效益，促成方志工作新的繁荣。
　　旅游行为本身即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资源概念进入几乎所有的领域也是社会发展趋势。所以，可否将方志馆，尤其是一些旅游文化名城的方志馆，建设成为文化旅游的一个景点，满足人们在休闲中的文化需求，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这将改变方志馆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公众的利用是最好的宣传，前述99座旅游历史文化名城在我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辐射力与影响力巨大，每年吸引的中外旅游者不计其数，如果将这些旅游者也吸引到名城所属的方志馆去，必将大大增强“社会方志意识”，方志馆自身的造血功能也会增强，吸引、留得住人才，从而促成方志事业走上良性循环发展之路。

　　二

　　历史文化名城的方志馆定位在旅游休闲利用中心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主要有：
　　1、观念方面
　　传统观念是一种脱离新的生活节奏，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经验反映冷漠，甚至产生种种抵触情绪的心理状态。二轮修志必须抛弃一切不合时宜的观点和做法，不能“为修志而修志”，必须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树立科学发展观，处理好修志与用志的关系。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地方志书在浩瀚书海中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秀”，它的价值鲜为人知，见过志书的人少之又少，以致今人大多不知地方志为何物，读志用志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历代志书读者范围均很窄，旧方志的应用者除封建帝王、官绅，就是少数文人雅士、专家学者，被称为“官书”，而不是“民书”，因为寻常百姓是难以接触到志书的。笔者斗胆地提出一个新名词，叫“社会方志意识”，其涵义简而言之，就是指整个社会对地方志的认知。勿庸置疑，时至今日社会方志意识仍然是相当淡薄的。不仅一般公众这样，就是方志中人自己也有认识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就是地方志工作要把自己摆到服务的角色位置上，根据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找准自己服务的位置。要创新发展观念，要把续修志书从“官书”变为“民书”，增强志书的科学性、可读性、致用性，充分发挥志书的多重功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思想决定行动，思想解放是先导，思想认识到了方志可满足人们的旅游休闲利用需要，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2、领导体制方面
　　当前方志馆的建设极易受传统方志工作观念所决定和影响，就是被习惯性地置于与机关方志部门相类似的地位，以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为基础而建立，对上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集中强调过多，分散自主权相对缺乏。如果这样，将很大程度上割裂方志馆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混淆方志馆的本质属性，影响着方志馆社会功能，包括旅游休闲功能的发挥。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方志馆工作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进行科学明确。就是方志馆的建设可以打破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的限制，不一定要严格按照省、地、县等行政级别，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建设。可喜的是，有地方已经在这么做了。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首家方志馆就是由浙江省地方志学会、浙江省志编辑室和建德县地方志办公室联合发起建立的。历史文化名城方志部门还可以考虑与文化、旅游、宣传等部门合作，要大胆承认与强调方志馆与这些部门共同属性方面，从而为联合建设大型方志展览馆而铺平体制方面的道路。这中间，上级宏观管理部门适当放权很关键。
　　3、馆藏内容方面
　　馆藏单一是方志馆资料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同种类的志书各有各的分工，各有各的特色，故在基本读者和应用范围上有所不同。方志馆既要有大而繁的志书，同时，为了满足一般公众的休闲口味，也要通俗易懂的各种简本志书。这就要求从源头上编纂出各种简本志书，之前开展调查研究很关键。要在内容大众化方面努力，使生产出的方志作品为大众喜闻乐见。对于那些广大居民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伦理道德问题、贫困人口问题、下岗职工问题、老年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失土农民问题、青年就业问题、妇女问题、婚姻和家庭问题、住房问题、子女读书问题、环境质量问题、居民生活问题、公共安全问题等予以如实记述。可以大胆创新，分别编纂出《某市志之历史分志》、《某市志之人物分志》、《某市志之旅游分志》等系列“分志”（从整部市志中有选择地抽出部分篇章，如历史篇、人物篇、旅游篇等分别编纂而成，与部门志、专业志不完全一样），以减少字数和每本书的重量，便于公众携带，又可以做到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当然，将大部头的志书由纸质型变为缩微版、录音录像、电子版等也能很好地解决公众携带问题。总之，形式多样。要强调地方文化特色资料的收集，最大限度地将反映本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外事、民族宗教以及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及反映本地区风土人情和地方特色的资料收集入馆；要根据市场需要，着眼于旅游休闲特色，选好编纂课题，配备优秀编纂人才，组织好编纂工作。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所体现的人文旅游资源具体包括下列方面：伟大工程旅游资源，如军事工程长城、四大水利工程都江堰、灵渠、京杭大运河、坎儿井，道路、桥梁工程，天文建筑工程；城镇风貌与宫庭建筑旅游资源；园林旅游资源；宗教旅游资源；陵墓旅游资源；民族习俗旅游资源；社会与风尚旅游资源；其他人文旅游资源，如博物馆与纪念馆、文学与艺术、特种工艺、肴馔与风味食品、人造乐园等。不同城市有不同的旅游特色，更多的是一个城市兼几种特色旅游资源于一身。中外旅游者到历史文化名城来休闲旅游玩耍，青睐第一手的档案材料，更需要通俗易懂的二手、三手说明材料，这是消除旅游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文化、历史的差别和距离的必要条件，因此，方志馆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应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关方面材料的收集工作，突出地方特色，如四川都江堰市可建成水利工程资料特色鲜明的方志馆，湖北江陵（荆州）可建成三国文化特色方志馆，重庆可建成巴国、三峡等资料为重点的方志馆等等，不一而足。
　　丰富馆藏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的工作，需付出大量艰辛劳动才行。
　　4、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等方面
　　新世纪方志馆的设计，要体现现代性。不要建设在机关的大院之内，要做到向市民开放的全方位性。可聘请有关方面专家学者进行方案设计规划论证，要适度超前，力争做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落伍。方志馆的建设，要讲究文化内涵，要从建筑风格上体现不同历史文化名城所具有的某种历史的文化、民族的特色，把方志馆建设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标志性的建筑。作为旅游休闲中心的方志馆应建设在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区域之内，在突出方志建筑特色的同时，要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相适应，选择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的位置去建设，使建筑与环境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建筑在景中、景在建筑中的环境文化、建筑文化。在方志馆室内设计与装饰上要把库房、办公、利用的不同区间进行科学的划分，要注意对利用区间的氛围营造，让旅游者有赏心悦目的感觉。要运用高科技知识与手段，如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去装备方志旅游休闲中心，要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当旅游者在观光休闲时，高素质的方志工作人员应热情周到地作好引导讲解等服务工作。
　　（注：本文参考利用了林衍经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浙江省嘉兴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