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内蒙古军区原副司令员、内蒙古政协副主席那钦双和尔父亲生平的一段真实历史往事

特木尔    娜荣格日勒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人民解放战争是我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和军队，消灭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无疑，内蒙古地区前线的节节胜利，为1947年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召开“五·一”大会、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起到了保障作用。父亲在这场解放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一、欢迎八路军，找到共产党
　　1932年春，父亲在哈丰阿、甘珠尔扎布组织的“内蒙古自治军第三军”期间，由特木尔巴根介绍加入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45年8月31日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全境后的9月中旬，父亲搭乘苏联红军的运输军车，同一群蒙古族青年从长春奔赴王爷庙，参加东蒙自治运动。到王爷庙后，恢复了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重建的“内人党”党籍。同年十月参加了以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为主要代表的“代表团”到外蒙古寻求内外蒙古合并的可能性。在外蒙古四十余天，父亲目睹了社会主义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欣欣向荣的现实，感触颇深。在同乔巴山元帅为首的蒙古党的谈判中明确了：“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必须也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别无他路”的这个真理和方向。父亲也明确树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信念。
　　1945年12月，东蒙地区赴外蒙古的“代表团”回到了王爷庙。因为当时中共西满分局尚未在东蒙设立办事处，所以只向苏联红军守备司令通报了赴外蒙古的情况。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博、哈、特等领导人和大家的意见是，尽早成立正式的“东蒙自治政府”。得到了中共西满分局的支持，正式成立时他们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为此决定，派人到东部各盟宣传成立“东蒙自治政府”的宗旨，然后由各地选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选举政府组成人员。父亲被派到哲盟担任团长，出发时同行的有卓索图盟的团长白云航。由于当时赴哲、卓地区的交通很不方便，求得苏联红军守备司令的协助，乘火车到长春后转赴各地。路经长春，父亲很高兴，因为我们一家人还在长春。
    当时在长春，苏联红军驻有守备司令部维持社会治安，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协调各政治党派间的关系；我党已在哈尔滨成立了中共东北党中央局，已开展工作，准备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派熊式辉、蒋经国到东北，代表“党中央政府”接受政权。长春处在短暂的“政权真空”时期。父亲在长春停留期间，曾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事后曾说那是熊式辉派人找到他，当时只认识到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是大汉族主义的总代表。
    父亲离开长春不久，我们全家也随“东蒙自治政府”一群家属，离开了生活六年的长春，经王爷庙来到了白雪皑皑的边城阿尔山，解除了父亲在前方的后顾之忧。
    父亲到哲盟后的情况有一段回忆：“我们宣传和给群众壮胆，有共产党的帮助不怕国民党，我们是正义的，我们弱小民族要为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而对王公地主等富人的宣传，主要着重在反大汉族主义压迫，保卫家乡土地牧场等方面。”父亲结合到外蒙古目睹的事实和感受谈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才能摆脱被压迫、被奴役和贫困。宣传过程中完成了各地各阶层选派代表到王爷庙参加大会的任务。但是父亲回忆：“这些代表们是王公、地主、富人、知识分子、伪满职员等，农牧民很少。”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情况不足为奇。
    父亲回到家乡库伦，接到了“八路军独立旅”由彰武县来的信，信上说他们要到库伦来。能很快见到共产党的部队，父亲很高兴。可是，这个消息吓坏了库伦旗旗长罗布桑仁钦王爷，他们主张武装抵制，阻止八路军进驻。父亲坚决表示不同意他们的做法，讲明道理，进而耐心说服王爷旗长阻止了这场武装冲突和流血，之后和王爷俩人一起骑马带卫兵去迎接了八路军。恰好在迎接的途中，遇到了迎面而来的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石英同志。互通姓名后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商谈，双方取得了一致意见：一、石英主任同意，大部队不进驻库伦，野外宿营；二、库伦王爷同意，八路军伤病员到库伦治病养伤，给大部队补充粮食等食物；三、双方同意，八路军派少数干部作为联络员进驻库伦开展工作。在父亲的努力下，圆满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
    父亲回忆：“第一次看见八路军的行军印象深刻，他们挑担背负，走路很累，但军容很整齐，走到村落不随便进院，爱护老百姓，官兵一致，说八路好，真是名不虚传。”
    父亲回到旗里，见到了他的弟弟额尔敦毕力格叔叔，他带来了两个人说是找父亲的，手持吕明仁同志(后任哲盟盟委书记，蒙汉联军政委)的亲笔信。父亲的回忆是：“信上说，决定把党的活动发展到哲盟蒙古族地区，因人生地不熟难开展工作，党内有人介绍了我的名字和情况，所以派人来找我，希望得到帮助，我见信后异常兴奋，终于找到了共产党，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我热情接待了送信的两个八路军，介绍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情况。因为此时代表们都已聚集准备立刻启程去王爷庙开会，所以嘱咐额尔敦毕力格弟安全送走了两位八路军同志。”父亲从此奠定了紧跟共产党的信念。
二、整编郭宝山部队，组建革命武装
    1946年1月，父亲完成了哲盟地区的工作后，启程回王爷庙准备参加“东蒙自治政府”成立的代表大会。北上途中行至东科中旗，碰到了阿思根同志。阿提出，为建立军队事宜一起到西满军区联系，请示在哲盟地区建立正规的革命武装部队。父亲有一段回忆：“我们三个人（还有哲盟盟长乌力图)一起去了西满军区所在地郑家屯，见到了司令员吕正操和政委李富春二位首长。和他们谈了内蒙古的自治问题，并请示他们帮助解决东蒙地区的建军问题时，他们提到，有一辽北骑兵支队一千余人，郭宝山任支队长，绝大部分是蒙古人，但郭宝山是土匪出身，部队成份很复杂，有土匪，伪警察、伪军官、兵痞，你们能整编更好，你们要建立自己的政府，也应建立自己的军队，这个骑兵支队整编后就归你们指挥吧。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干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终身难忘。经过阿、乌二位的建议，吕、李首长决定，把整编郭宝山支队的任务交给了我。”
    父亲满怀信心接受这个命令后，三人一起回到了巴彦搭拉。更为高兴的是见到了西满分局派到哲盟的赵石同志，一见如故。不久郭宝山派人来表示同意接受整编。父亲第二次去郑家屯向西满军区请示，得到了吕、李二位首长具体的指示和关怀，他们指出应把困难估计得大些，以免紧急时刻处于被动地位，特别要保护自己的安全以防不测。回到巴彦搭拉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父亲带着军事参谋和阿思根同志派的一个警卫班骑马直奔郭宝山支队，执行党交给的整编任务。
    父亲的回忆是：“这个支队的组成确实很复杂，西满军区首长分析得很正确，三分之二是土匪，支队长郭宝山是老土匪，绰号是‘九江’，他看见我代表共产党来整编他，又惊讶又气愤要反悔，强词提出不接受整编，想方设法危难我。我则对他申明大义讲道理，并表达了必须服从西满军区命令，接受整编。在紧张僵持的日子里，我已知这个支队里有一个大队长叫阿林布，是我在伪满兴安南警备军任参谋长时的相识，也是我当时的部下。我重点做他的工作，讲清道理把他拉拢好，靠近他，掌握他，因为他的大队在支队实力很大，对我完成任务有保障，他终究站到了我这一边，服从整编。其他大队也用说服教育，宣传政策、软硬兼施的办法争取过来了。冲破重重阻力，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然而冒着生命危险把反革命的武装转变为革命的武装，其艰巨性可想而知。父亲之所以能胜利地完成这次任务，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党的领导，有西满军区吕、李、黄首长为坚强后盾；父亲在主观上已树立了紧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外，还有在客观上他在哲盟民众各界中的威望和曾担任伪满军界高级军官的特殊身份不无关系，对郭宝山也起到了威慑作用。否则阿思根同志也不会建议让他单骑深入虎穴，对付郭宝山顽固派。
    父亲完成任务后来到通辽，见到了西满军区副政委兼三师师长黄克诚同志，还有方知达、宋振鼎、阿思根等同志。黄克诚听取汇报后给予了充分肯定，又鼓励他放下旧军人的思想包袱，轻装前进，投身到革命军人的队伍中来，为蒙古族青年军人做出榜样。父亲被任命为“辽吉军区骑兵第六支队司令员”，政委是胡秉权同志。从此光荣地成为革命军队中名副其实的“那司令员”了。
    这是父亲第一次完成党交给艰巨任务的一段真实历史，为组建哲盟地区的革命武装做出了贡献，虽然平时很少表功，但这是用实际行动迈开革命征程的光荣起点。
三、接任骑兵二师师长
　　承德“四·三”会议召开前的1946年2月，父亲在支队驻地接待了克力更同志。他是代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带着乌兰夫同志的信，从张家口出发经赤峰、林东、开鲁、通辽等地到王爷庙去同“东蒙自治政府”的领导人商谈东西蒙统一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而路过的。父亲高兴地召集支队全体干部，请克力更同志讲话。克力更同志讲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强调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内蒙古的自治和蒙古民族的解放，又介绍了乌兰夫同志的革命经历。父亲回忆：“这次讲话对全支队的教育很大，革命觉悟提高了很多，我对乌兰夫主席的了解也深刻了一些(注：父亲第一次听到乌兰夫即“云泽”这个名字是在外蒙期间)，更增加了我对革命的热情和信心”。
　　父亲在支队司令员的指挥岗位上，虚心向胡秉权政委学习，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战斗决策中善于采纳政委的意见和决定。父亲有一段回忆：“一九四六年二月，有一次胡秉权政委对我说，咱们支队可以到洮南以东、郑白线以东打击敌人，那里光复军和地主武装很多，打几个胜仗把队伍好好武装起来。我很同意胡政委的意见，指挥部队从大林站出发，整编后的支队军纪还不错，服从命令听指挥，战斗力有明显提高，表现出蒙古骑兵的雄姿。行军途中胡政委又得知，敌人闻风丧胆已逃窜。胡政委和我研究决定继续前进，向王爷庙出发。”到王爷庙时“东蒙自治政府”已经成立。(父亲因为整编郭宝山支队任务重未能离开，没有参加成立大会)。当时，骑一师也已经组建，师长莫得勒图、参谋长都固尔扎布、副师长王海山等。他们和父亲都是从旧军人脱胎换骨投身到革命队伍来的蒙古族军人，有很好的军事素质，为内蒙古的自治运动走到一起来了。
    在王爷庙，父亲又认识了刚成立的中共西满分局驻东蒙办事处主任张策同志。在交谈中父亲得知张策同志对自己很了解，包括出身历史、伪满时的军衔，还有整编郭宝山支队的情况等。这显然是西满分局的领导做了介绍。父亲回忆：“西满军区独立旅、保安第二旅和三师的首长，尤其吕司令和李政委对我的态度很和蔼，亲切诚恳，一见如故。他们的生活朴素和优良作风都使我钦佩敬仰。自和胡秉权政委共事以来对我的帮助更大。他也不客气地对我过去的错误历史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批评，讲马列主义理论和哲学思想，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前途，又讲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等。真是一位好朋友。”又回忆：“我到王爷庙后和胡政委住在一起，那些上层反对我和共产党干部亲密接近，甚至内防厅的张尼玛派人到我们住处找麻烦，进行检查，真是欺人太甚。”
    在王爷庙期间，父亲接到了辽吉军区的命令，指挥支队配合骑一师都固尔扎布参谋长作战。在扎赉特北消灭了数百名土匪武装后，辗转北上，又阻击了从齐齐哈尔突围出来的国民党保七旅千余人。在战斗中杀伤敌人百余，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物资。在这次战斗中父亲骑的战马前腿被打伤，在警卫员的帮助下换战马继续指挥战斗，取得了胜利。深得胡秉权政委的赞赏。
    从战场回到王爷庙后，父亲见到了阿思根同志。他说刚从哲盟回来，骑兵二师在哲盟已建立，兵力少成份杂，已请哲盟盟长乌力图兼任师长，参谋长是王海峰(白音布鲁格)，很难指挥。父亲回忆：“阿思根司令员对我说，你到骑二师当师长吧，乌力图盟长不兼了，你把骑兵六支队也带过去，都归你指挥。他又告诉我说，西满军区决定：骑二师和辽吉五分区联合作战，成立‘蒙汉联军司令部’，司令员现由乌力图盟长兼任，吕明仁是政委，五分区司令员高体乾任第一副司令员，你任骑二师师长兼联军第二副司令员，王海峰是骑二师副师长兼联军参谋长。骑二师辖骑兵六支队和五个团，共二干多人，五分区也有二千多人，加上其他零星部队哲盟地区我军兵力近五千人，联军司令部由辽吉军区领导”。父亲担任了骑兵二师师长，他带领骑兵六支队又回到了哲盟前线，投入到更为艰苦的战斗。
四、艰苦岁月转战哲盟东西南北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东北战场更是炮火连天，哲盟地区的周边城市郑家屯、康平、法库、新民、彰武相继失守。国民党主力部队乘势攻入哲盟腹地，占领了后旗、库伦、通辽、奈曼、开鲁。原伪蒙疆军司令李守信投靠国民党，从昭盟地区北上进入开鲁。那时，除了国民党主力部队的进犯外，还有王公、地主的反动武装和土匪武装的骚扰，他们杀害共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我军内的不坚定分子和反动上层勾结叛变投敌。形势比预计的还要严重。我军战略撤退，西满分局向北转移到了齐齐哈尔，辽吉军区司令部也从郑家屯转移到白城子指挥战斗。战局处于敌强我弱，敌进我退，犬牙交错的状态。
    在这决战的关头和艰难岁月里，父亲同党和军队同呼吸共命运，同赵石、胡秉权等共产党员并肩战斗，和高体乾同志指挥的辽吉五分区协同作战。他英勇善战的正义行为必然地遭到了敌人和叛变分子的仇恨和暗算。父亲回忆：“在通辽我支队有一个大队，因特务策反不听指挥，害怕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密谋叛变，我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全部缴械了这个大队，把匪首交给了五分区司令部。我的警卫连叛变了一半，我也处于危险境地。但我千方百计稳住部队，讲形势，讲国民党军队必败，又讲民族政策，力求缓和民族矛盾。”又回忆说：“我到联合司令部见高体乾司令员研究通辽、开鲁一线的防卫问题，高司令员说敌人的兵力太大时，我军暂可向西撤退。现在谣言百出，挑拨蒙汉关系，说八路军见蒙古族军人就杀，就缴械。高司令员从开鲁方面截获了一封信，信上说那司令要不和我们一起投降国民党就把他杀掉，这是支队一个叛变的干部被我开鲁部队抓获后说出来的。高司令员劝我说，你的手下部队很危险，随时都有叛变者，你也有生命危险，你带着队伍和我们一起走吧。我说不要紧，我能掌握的部队还有些人”。父亲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为革命战争胜利，宁愿把鲜血洒在哲里木的土地上。
　　1946年4月，在中共冀热辽分局的领导和支持下，在承德召开了“四·三”会议。刘春同志（时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秘书长）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邀请的东蒙代表中有“那钦双和尔”。“四·三”会议在内蒙古自治运动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把内蒙古自治运动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轨道：会议决定撤销“东蒙自治政府”、解散“内人党”，确立了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下一步的任务是，在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下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关于刘春同志代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发来的邀请信，无人通知他(那钦双和尔)，因此他未能参加这次重要会议。这也是父亲生平中的很大遗憾。
    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哲盟北部重镇舍伯吐，骑二师和六支队配合辽吉五分区同敌人展开了激战，三出三进，我军取得胜利。除了正面打击敌人外，发挥熟悉地理地形的有利条件和骑兵快速灵活的优越性，采取了“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游击战术，驰骋在哲盟东西南北的广阔地域，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父亲在哲盟地区的军队组建过程中，从开始就把自己和部队置于党的领导下。他说，像八路军一样去管部队，和政委团结，主动听取意见。从部队在政治上由模糊到清醒，成长为正规军的过程中，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就在国民党主力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进攻时，在部队减员一半的极其险峻时刻，他像一棵大树维护和支撑着基本队伍，始终在前线和部队战斗在一起。
    来之不易的哲盟革命武装部队，曾被日本军国主义细菌战遗留物所感染，有的战士病倒，缺医少药。父亲下连队，不顾被传染的危险，想尽办法组织抢救，看到染病的战士和重伤员，不禁潸然泪下。
    当时军需供应极端困难，进入冬季，前线军队棉衣发不下来，赵石政委亲自去辽吉军区联系，他很感动。父亲的生活很俭朴，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嗜好，战时身上带炒米充饥即可。辽吉五分区司令员、老共产党员高体乾司令员曾有感而言：“那司令员的生活作风很像我们共产党人”。当时大姐包玉荣在战地医院工作，她亲耳听到的。
    战争在激烈进行着，父亲在回忆中谈到：“一九四六年冬初，辽吉军区政委陶铸同志和五分区高体乾司令员带领部队在转移撤退途中，经开鲁、鲁北绕道来到骑二师和骑六支队的驻地高力板，这时我带领部队从前方回到后方正在休整，我见到他们很高兴。陶铸政委看到我的狼狈情况，安慰我说，革命不怕失败，你还有基本队伍，将来扩大是不困难的。当他看到我支队指战员在严冬时节还没有穿上冬棉军装时很动情，他说你有什么困难，在军需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我给你解决吧!陶铸政委又说，这个联合司令部还要继续强化起来，乌力图同志不是军人，他当盟长很忙，我到王爷庙向阿思根同志建议，你担任这个蒙汉联军的司令员吧。”陶铸政委走后，赵石政委从白城子辽吉军区回来，带回了新棉军装，部队面貌换然一新。不久东北战场的形势开始好转。骑二师、骑六支队和辽吉五分区在一起开始整训和学习，准备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父亲被辽吉军区和兴安军区联合任命为“蒙汉联军司令员”，政委仍然是赵石同志，高体乾同志为副司
令员，王海峰同志为骑二师师长兼第二副司令员。
    父亲在战斗中退却在后，曾身负重伤。1947年3月，我军一个大队夜袭国民党苏和巴特尔蒙骑第一旅匪部，成功歼敌一部后未能迅速撒出而被敌包围追击，父亲在指挥部驻地闻听远处枪声，枪声渐近，判断情况紧急后组织撤退，不顾参谋长的劝阻，立刻率领十几名战士和警卫员，携带一挺机枪，骤马驰援，掩护部队突围。战斗中他被敌枪弹打中，由左肋骨下和左胳膊上打穿四个枪眼。鲜血流淌，他忍痛坚持，俯卧在马背上急驰和战士一起突围，警卫员阿木尔跟随他后，回到了师部所在地。这一英勇果敢的行动受到了辽吉军区的高度评价和嘉奖。
    受伤后在高力板战地诊疗所进行抢救，后转到王爷庙军区后勤医院。这已是1947年4月中下旬，父亲因伤情未愈，未能参加“五·一”大会。养伤期间，东北局和西满分局曾来电慰问和送来慰问金。“五·一”大会结束时被选为政府委员兼军事部副部长。这是当年三月在哈尔滨中共东北局主持召集的，乌兰夫、哈丰阿等同志参加的会议上确定的人事安排。
五、从哲盟军分区到内蒙古军区
    “五·一”大会结束后，父亲返回前线之前，和胡秉权政委一起到乌兰夫主席处又一次郑重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父亲又急切地回到了哲盟前线，东北战场的大反攻已经开始。总结两年来经受革命战争考验过来的经验教训，他(那钦双和尔)坚持把部队建设成一个政治素质高，军事素质高，听指挥能打硬仗的军队；特别是部队内大部分是蒙古族指战员的特殊性，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有着重要意义。他把这个想法和建议提给了政委赵石等同志：“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有必要把原来二师的建制解散另编，包括二师、通鲁支队、辽吉五分区，这些蒙汉部队合编为哲盟军分区，直属于辽吉军区指挥。”大家一致同意，并着手整编部队。成立了教导队，召集团级以下干部整训，由上而下整党整干，首先克服原二师和通鲁支队内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连续召开军政干部会，收效很大。这个时间是在一九四七年七、八月。九月组建了新的哲盟军分区和骑二师。父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哲盟军分区司令员，第一政委赵石同志，第二政委胡秉权同志，第一副司令员王海峰同志兼骑二师师长，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谭刚，副参谋长丹森宁布。重组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继续消灭哲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土匪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和土改胜利果实。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骑二师英勇战斗，发扬优良作风，配合四野主力部队，收复了哲盟全境，又参加了长春包围战、辽沈战役，锦州阻击战等东北战场的全线大反攻。骑二师在建国后，在国庆一周年时参加了天安门的阅兵式。父亲感到无比自豪，因为他的命运和骑二师、骑六支队紧紧地联在一起。
　　1948年4月，父亲年近五十岁时，离开前线调回内蒙古军区，回到乌兰浩特参加整风学习。他如饥似渴地读马恩列斯毛原著，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反思，严格解剖自己，批判旧历史，总结参加革命军队指挥作战的经验教训，写出了思想总结，又和母亲商量把家里仅有的金银首饰珠宝等价格昂贵的稀物，无私地全部捐献出来支援前线，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党的忠诚和入党决心，做彻底革命者。
　　1948年底，父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严以律己，勤恳工作，尽职尽责，努力抓好后勤医院、军队被服厂、生产基地建设等工作。不仅保障了内蒙古军区的军需供应，还支援了东北战场，送去优质战马，在沈阳受到东北四野陈锡联等同志的热情接待。父亲在内蒙古军区副司令的岗位上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3年3月，转业到地方工作结束了军旅生涯。时年54岁。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父亲转业后，先后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东部行署副主任、内蒙古体委副主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等职。继续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父亲在解放战争年代留下了严重的胃溃疡病，在1961年做了胃切除手术。他不顾自己瘦弱的身体，坚持徒步上下班，谢绝特殊待遇，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工作认真负责。“十年动乱”期间，大帽压顶，虽然遭受严酷迫害，但能顾全大局，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为子女们树立了楷模。
    晚节秋香，实现夙愿。1985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父亲成为中共党员，实现了四十年的入党愿望，结束了漫长的入党历程，真是催人泪下。同年4月15日，为蒙古民族的解放而追求真理、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的革命和建设战斗不息、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一生的优秀战士，我们敬爱的父亲，离开了人间。

（作者：特木尔为那钦双合尔长子，乌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娜荣格日勒为那钦双合尔五女，内蒙古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