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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志鉴论坛）论续修志工作的十个问题
  •     中华民族是个十分重视人文传统的民族，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悠久的文明。中国地方志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文献，对于这种延续性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探讨中国地方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但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意义。中国地方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内容是非常广泛的，诸如修志管理体制方面，应该葆有持久的、科学的发展观，重视以人为本，强化行业的法制化管理，增强修志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等等。因为地方志书的编纂水平要一届比一届高，学术质量要一届比一届好，就不能不重视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地方志的资治、教化、存史和交流功用的长期性，也决定了续修志工作不能满足于编纂出版一部一部的志书，而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一步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编纂意识。首届修志是从空白抓起，历史隔阂太久，故其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显得空前庞大。二轮修志是在首届修志任务业已完成的基础上开展的，因而必须适当强调成本意识和效率观念。其现实的功用性，也要求它不能像首轮修志那样长期从事，而要限定周期，缩短战线。在这个方面，历代旧志人员少，规模小，周期短，成本低，但质量并不低；而新志人员多，规模大，周期长，成本高，但质量不显高。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注意。首届修志受制于计划经济的单一管理体制，完全由政府主持；而二轮修志是在经济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下开展的，适当重视社会化运作，启动社会力量参与，恐怕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这个方面的具体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兹不赘述①。笔者现就我国当前地方志的可持续修纂工作，列举出十个问题加以初步讨论，其目的在于从理论上探索续修志工作的科学性和学术性，以促使此项工作有序可循、有的放矢，并能达成事半功倍的结果。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第一个问题，是通断问题。也就是指地方志的通史性和断代性问题。应该指出的是，首届志书基本上是一种通史性的体裁，除少数地方外，大多数地方志书上限不限，其记述肇始于事物的发端，而二轮志书则起笔于首届志书的下限，也可以称为断代性的志书。通史性决定了地方志文献的恒久性和稳定性，而断代性反映着地方志文献的时代性和新颖性。进而言之，通史性不但表现为时间上的延续，而且体现为空间上的延伸，也就是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所说的“纵通”和“横通”问题。其通史之“通”，乃“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於大道，故曰通也”②。而断代之“代”，亦非专指与历代王朝相提并论的朝代更迭，而仅仅代表了志书下限的时段切换。尤其是在首届志书编纂完成之际，二轮修志仍然是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坚持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因而它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断代问题，而仅仅是同一历史时代的不同时段而已。历代通史的编纂中都留下了断代的眼光，而在断代志书中也要用到通史的眼光。尤其是在古代信息传播困难的情况下，采用断代信息也是迫不得已；而在当代社会的反映方面，又不能不葆有一种历史贯通的眼光。这种超越现实的历史眼光，不但在时间上有连续性思维，而且在空间上要不断开拓领域，扩充信息。所以，续修地方志书总是通而有断，断而有通。要全面提升二轮修志的总体质量，就必须重视总纂技巧上的贯通性。笔者认为，地方志书的总纂，包括技术性的总纂和思想性的总纂两个方面③。前者的贯通性体现在记时、记数、记人、记事、记言、记行的一致性方面，而后者的贯通性则体现在全球化的眼光和科学的发展观等方面。通史性的志书需要时代观念，断代性的志书则需要通史意识。只有穿越了时代的认知障碍，续修志工作才能获得社会通识，并臻于一个较高的学术境界。另外，一些方志立足于历史遗憾和现实错位的重新矫正，提出了重修地方志的主张④。笔者认为，新方志指导思想的一致性，决定了二轮修志的主流仍应是续修，其重修内容主要针对首届志书中应记而未记的遗漏部分，此外还要有所校正，校正手段主要是针对首届志书中的错谬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轻重问题。此处包括志书篇幅的设定和检索工具的使用两个方面。一般来说，首届志书篇幅较大，——因其总结、反映的历史时段较长；而二轮志书篇幅相对较小，——以其总结、反映的历史时段较短。但是从修志实践来看，各地情况又有所不同。史家有言：“事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从正史演变来看，司马迁《史记》属于通史性著述，而班固《汉书》属于断代性体裁，但是后者的文字篇幅，较之前者要长得多。章学诚《书教下》云：“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⑤通变化则文约事丰，守绳墨则巨细赅备，故其篇幅相差悬殊。就方志源流来看，通断问题亦非决定篇幅大小的唯一要素，甚至也不是首要因素。在首届志书的编纂过程中，各地志书的篇幅大都有一个基本的恒量，但个别来说，仍然相差很大。二轮修志所囊括的历史时段，长则二十年，短则十余年，其总的篇幅，原则上不应超过首届志书⑥，否则就容易犯文牍主义的毛病，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各地的志书篇幅仍有较大的自由度，记述内容也存在着侧重点的游移问题。从外因上说，二轮志书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与首届志书不可同日而语，其记述重点自当有所轩轾。另外，从编排方式上，也有一个检索工具的综合使用问题。首届修志基本上是用一种平面版本贯彻到底，当时的图文并茂，受印刷成本的制约，实质上仍是文重图轻；印数偏少，定价偏高，检索手段单一，也不便于公众查阅；二轮修志在继承平面版本的基础上，非常重视光碟媒体的运用，以现代网络技术整合地情信息，努力发挥各种检索工具的便捷性能，也是前所罕见的。可以说，检索工具本身所占志书总篇幅的比重，较之首届修志无疑要有所增加。
    　　第三个问题，是详略问题。主要是指志书内容的取舍问题。原则上说，志书内容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大可不拘一格。文字叙述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亦相对自由。正如章学诚所指出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於一心。”⑦在首届修志过程中，为照顾政治大局的稳定，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史的记载，一再强调要从略、从简处理。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原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陈元方同志为代表的一个学术流派，强调要适当强化对“文化大革命”的专题记述，以避免对中国现代史的严重歪曲⑧，自然有其超越时代限制的深邃眼力，但就全国范围来看，这一思想观点并未成为主流意识。有些地方的修志领导人甚至扬言说，但愿这不是代表指导小组的意见。他们借口遵循中共中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坚持所谓“宜粗不宜细，宜分不宜合，宜略不宜详”的片面观点，将“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作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予以严格规避，其结果则是导致了对历史问题的片面清理，其所酿成的历史缺憾也是难以弥补的。从二轮修志来看，一些历史是非早已基本澄清，某些具体矛盾已不足以撼动政治大局的稳定，如果仍然使用严格规避的方式处理这一历史问题，就明显丢失了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求是精神。对诸如此类的一些历史问题，完全应该用新的详略观来权衡。当然，对于当代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社会问题，仍要顾全大局，慎重对待。另外，由于各地、各行业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志书篇目、内容的取舍也必将发生新的变化。如何顺应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也是二轮修志中应该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类别问题。地方志书强调民主性和科学性，是从民国中后期有代表性的志书开始的⑨。民主和科学曾是二十世纪地方志编纂的主流思想，这一主流思想仍将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发挥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这一主流思想的指导下，民国以来地方志书的篇目设计，逐步超越了传统志书的平面分类格局，而采纳了一种历史性和逻辑性相结合的科学分类模式。首轮修志，绝大部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进程中产生的，其内容分类，不管是资料采集，还是行业划分，大都是受此影响。在首届志书的基本分类上，政治体制的雷同观念和经济体制的国有意识，也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通识。当时的人们，对于多种政治、经济模式的并存现象，有过较为狭隘的、片面的看法。而二轮修志，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破土而出，且取得日益重要位置之后开始的，虽然两者同样强调科学分类的原则，但具体分类观念已有所不同。譬如在新一届的政府文件中，原来对社会文明的双重认知（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发展到多领域、多方面的全面认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等），其中也有一个逐渐推进、日益健全的发展过程。历史的事实表明，只有站在人类文明与进步和谐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宏观理解一个区域或一个行业的发展格局，才能够真正体现分类上的科学性。重视什么，放轻什么，升格什么，撤并什么，不但涉及到地方志书的类别划分，而且也与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的先决导向密切相关。当人们习惯于用一种眼光观察问题、研究问题时，这些问题的本身也就可能出现某些主观屏蔽现象。章学诚曾讽刺此类人士：“目察秋毫，而不能见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窥泰山”⑩，足见其问题之突出，后果之严重。
    　　第五个问题，是参差问题。首届修志事业历时二十多年的发展，修志人才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首届修志过程中，不少编者文化程度高下悬殊，文牍处理工拙不等，其所导致的总纂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同时，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不成熟性，加之全球意识的普遍缺失，也导致了首届志书在客观上的某些缺憾。尤其是在片面的阶级观念和党派意识影响下，部分修志工作者对有些重大问题置若罔闻，对一些历史事实也避重就轻，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人为歪曲。诸如二十世纪历史上中华民族伟大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在许多地方文献中出现了严重的记述缺憾，抗日战争中涌现的大量民族英烈竟然不被作为烈士来对待，当时人们参加中华民族的自救组织竟被当作“人生污点”，其记载上的某些疏漏之处，就显得异常突出。历史记载的片面性，长期受到来自极左思潮的不适当揄扬，也是直接导致首届修志缺憾的重要因素。要搞好二轮修志工作，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这些历史问题，追溯事实真相，以弥补首届修志中所造成的历史缺憾。尽管从事实上看，某些历史缺憾难以弥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放开视野，放宽心胸，放弃锢蔽，放下包袱，倡导一种积极的自省意识和反拨观念，也就能够解救更多的历史缺憾。同时，二轮修志也要倍加重视社会部类，话语权不能完全由官方垄断，而要重视民间声音。诸如在社情民意、民俗世习、党风政风等方面，群众中流行的歌谣谚语也说明了一些问题，这些也应加以选择录用。地方志不能成为政府的功劳簿，成为只说好不讲差的非权威文献。因为志书的权威性不能独家断定，而要强调社会通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个别的褒贬，而在于如何从整体上高点定位，用科学方法诠释历史问题。
    　　第六个问题，是语体问题。所谓语体问题，实质上是指一种思想视角和话语方式的转换问题。从思想视角上说，我们要设法唤起一种穿越时空的历史意识，坚持以人为本，有的放矢。同时还要拒斥文牍主义倾向，反对滥用官样话语，对任何时期的文书档案都不能囫囵吞枣，直接照搬。从话语方式来说，我们要适当强化地方志的文体意识，切实甄别志书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异同。需要指出的是，新编地方志的著述文体，是语体文、记述体。这里的语体文是指运用现代汉语著述的文体，避免文言文或半文半白，文白夹杂的文体。而记述体是一种把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和事物的特点及人物的经历，如实地表述出来的一种文章体裁，一切得失利钝、功过是非、盛衰成败、经验教训都要寓于记述之中，让事实来说话。这种地方志文体，与文学、科学、新闻、年鉴等文体皆有不同。譬如文学文体，一般讲究感情色彩，旨在营造一种艺术真实和心灵境界；而方志文体强调平铺直叙，着重反映一种社会真实和客观景象。文学作品允许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故事和人物。它可以运用衬托、渲染、夸张、想象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及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艺术加工，但地方志文体却不允许主观论断，更不能夸张、渲染。其文体的选择，可以借用章学诚关于“文人不可修志”⑾的观点加以概括。再如年鉴文体，尽管它较接近方志语言，但也有具体的差异。年鉴文体侧重一般工作性的概括和叙述，要求要经常保持一种现实眼光，坚持使用肯定语气；而地方志文体更突出历史眼光，强调用审视语气来判断事情得失。两种语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新闻、科学等文体，其差别更是非常明显，不必一一甄别。在这里，我们提出甄别方志语体的目的，乃在于强调一种表述上的心理距离和认知距离，因为只有保持适度的距离才能产生审美感受，而不至于迷失在功利主义的现实泥淖中。
    　　第七个问题，是源流问题。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其规律可循的。从两个文明建设到多重社会文明的提倡，从单一经济发展到全面社会进步的强调，也意味着我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要科学反映这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就不能仅仅限于流程描绘，而是要强调渊源追溯。换句话说，就是要重视历史性和逻辑性的有机统一，以彰显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下》指出，“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於气数者然也。”这里所谓“道”，就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章氏还强调，要从事学术研究，就必须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从事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同样必须遵循这一科学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修志工作中努力清理事物发展的源流发展，就不仅是采撷地情资料的需要，而且也是地方志文体本身的需要。首届修志的起笔上限不限，其目的在于澄清一个区域或一个行业的历史脉略；而二轮志书上限设限，则是欲就同一事物的发展轨迹进行深入概括。但是在实际上，源流问题还不宜简单理解，它还是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可资探寻的。就不同地方来说，不同行业、不同时段的发展源流迥然不同，因而必须有针对性地加以追究。凡是首届修志中，有过本源追溯的，可以直接继承；缺失本源追溯的，仍需加以追补。一些被主观忽略了的专业领域，更需要认真爬梳。正本清源，既是一切学术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同样也是续修志工作的一个基本诉求。
    　　第八个问题，是生卒问题。这主要是就人物传记来说的。地方文献中人的问题的处理，包括三个层次，即量的层次、群的层次和个的层次。其中量的记述，是指用记数方式反映的社会的人的活动，诸如人口的变化等等；而群的记述，是指用集群方式反映的特定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的人的活动，诸如对党派、群团、宗族和英模人物的反映等等。个的记述，也就是对个别历史人物的专门记述。个的记述它是地方志书和历史文献的共通之处，但在记述方式上，两者又有所不同。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中称：“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但自从大兴朱筠首倡“见生之人，不当作传”，章学诚为之大力倡导和宣扬，并在《湖北通志·人物门》中“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之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书，大都接受了这种记人原则。建国以后，首届修志在人物传记方面，更是严格遵从了这一著述原则。凡是下限之后谢世的人物，一般都不予立传，而仅仅是列出人物简介。部分志书甚至连人物简介也未列出。笔者认为，对于历史人物，固然要强调盖棺定论，但针对不同社会界别的人物，也要有所区别。从理论上说，重视当代谢世人物的全面记载，应该是无可厚非，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当一个历史人物完成了现世功业时，我们才能较全面、较客观地判断功过是非，做出不受传主影响的历史褒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一切历史人物的记载都要惟生卒是别，尤其是对那些可以基本定位或定性的高龄人物，应该及时搜集其相关资料，并进行传记采写。其中科学、教育、文化等界别的人物，与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人物还有所不同，人们对其所创造的成果更易甄别，社会评价也更容易作出。另外，行政级别和技术职务的高低，也常常被作为取舍立传人物的一个基本尺度，其所造成的极端结果，则是容易陷于一种官本位的窠臼，甚至会湮没掉那些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二轮修志的人物取舍，应该更加重视多角度、多领域地衡量一个人物的历史贡献，凡是被无辜忽略或遭遇歧视的历史人物，都可予以增补和校正；对某些过世人物的不公正评价，也要在续修志过程中予以反拨和修正。
    　　第九个问题，是沿革问题。所谓沿革问题，主要体现在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的处理方面。对于志书的地域性解读，始终存在着一个沿革演变的问题。一个行业和一个地域的内外疆界，在首届修志中得到了特别强调，一切按照这个行业或这个地域本身的管辖边际来取舍，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因而对于相邻地域或行业的交叉、重叠问题，反而缺乏足够的重视。随着我国社会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不同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交叉重复现象，乃至区划的多重性和地理的多元化，也已成为二轮修志过程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现实命题。在地理方面，一个地域的产业构成和资源构成，并不像自然经济状态下那样有着极大地关联度，同一地域的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对称现象，需要我们从更大的视野和更高的层次加以关照。同一地域的阶梯性发展，也决定了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对于这种交叉现象的出现，我们更要格外留神。在区划方面，行政区划已经不是唯一的管辖手段，而经济区划、交通区划、军事区划、能源区划等等区划问题，也逐步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是区域经济区划和城市功能区划，需要我们有更宏观的战略眼光和更广泛的分野意识。修志事实一再表明，只有站在一个更高的认识层次和更大的思考范围来思考问题，才不至于将地方志书变成狭义的“坐井观天”和乡愿主义。诸如对于西安市和咸阳市两个区域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完全用行政眼光来进行判断，而要认识到两者在都市共同圈和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同趋性。两个城市政府确立的“八同”（规划同筹、交通同环、信息同享、产业同步、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金融同城）设想⑿，其归宿就在于突破行政区划的人为分割，从整个关中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问题。
    　　第十个问题，是文野问题。此指地方志书的文风问题。首届志书编者队伍的来源是多元化的，其水平也参差不齐，因而不但当初部门编辑没有起码的工作经验，而且整个修志队伍缺乏应有的学科知识准备。地方志书的政治宣传色彩过于浓郁（胡乔木同志曾对此有过严厉批评，认为不少地方的新编志书缺乏可读性和学术性），也造成了学术个性和思想个性的丢失。官方修志的某些弊端，在这种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也显得异常突出。一些素质较高的修志工作者，同样因为行政管理体制本身的严重制约，无法充分展示其卓有个性的文风。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修志工作者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奋斗，取得了相当骄人的业绩，但是各地编成的志书，仍然存在着文风不统一、文体不规范和内容不协调的现象。这种文风不一，文野并生状况的泛滥，影响了首届志书的学术质量，也受到了当代史志学界的批评。二轮修志是在首届修志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在干部队伍、组织机构和学科建设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但是，随着老一辈修志工作者的逐步退役，地方志编纂队伍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地方志事业的承前启后，持续发展，不但需要组织机构上的承接，而且需要知识结构上的承接。尤其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的语体文和记述体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迁，学术界的话语方式和审视角度也在不断调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指出：“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二轮修志工作如何适应这种文风、文藻的巨大变化，做到时尚语言和历史语言的稳定过渡，长期保持一种比较朴素的、记实性的话语风格，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学术话题。因为地方志书的文野问题是相对而言的，文言文的通俗化曾是大势所趋，近代语体文的出现就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现代白话文的典雅化也是社会文明的一个表现，但使用这种有待规范的话语，其弊端是容易导造成某些认识错位，产生一些表达误区，因而传统修志的文风、文藻在方志界的丢失，不但意味着这种著述文体的内部变革，而且反映着人们的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而这种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现实命题。

    注  释：
    　　①张世民：《论方志工作的组织管理》，原载《历史应用学浅论·方志编纂学浅论》，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横通》，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张世民：《论方志总纂的技术步骤》，原载《历史应用学浅论·方志编纂学浅论》，版本同上。
    　　④仓修良：《千锤百炼著佳章》，原载《浙江方志》2001年第三、四期合刊。仓修良先生认为，重修志书是我国古代方志编修所共同采用的方法或形式，“历史上许多方志精品，无不是建立在前人成果基础之上”。
    　　⑤《文史通义·书教下》，版本同上。
    　　⑥譬如江苏省明确规定续志篇幅：省志2000万字左右，市志200万字左右，县（市、区）志80万字左右。其中连云港市规定：续修市志一般为100～150万字，县、区志一般为50～70万字。山东省青岛市也明确规定：续修市志规模为800万字左右，分多卷公开出版。区（市）志为单卷本，一般为80万字左右。有条件的地方可同时出版电子版志书。较之首届志书，各地的字数规模要普遍少一些。《文史通义·答客问上》，版本同上。
    　　⑦《文史通义·答客问下》，版本同上。
    　　⑧《陈元方方志文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⑨张世民：《略论民国〈永寿县志〉的学术价值》，原载于《民国永寿县志》，民国永寿县志整理委员会2005年11月版。按：1938年春，西北联合大学教授黎锦熙先生应聘《城固县志》续修委员会总纂，受命草拟续修工作方案。该方案后单独刊出，即著名的方志学理论专著《方志今议》。这部著述，对民国时期各地地方志编纂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对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强调，引起了当时方志学界的重视。
    　　⑩《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版本同上。
    　　⑾章学诚：《章氏遗书·书武功志后》，吴兴刘承干刻本。
    　　⑿《西安市——咸阳市经济一体化协议书》，原载于《咸阳年鉴》2003卷“特载”栏目。
    （作者：陕西省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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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民族是个十分重视人文传统的民族，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悠久的文明。中国地方志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文献，对于这种延续性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探讨中国地方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但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意义。中国地方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内容是非常广泛的，诸如修志管理体制方面，应该葆有持久的、科学的发展观，重视以人为本，强化行业的法制化管理，增强修志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等等。因为地方志书的编纂水平要一届比一届高，学术质量要一届比一届好，就不能不重视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地方志的资治、教化、存史和交流功用的长期性，也决定了续修志工作不能满足于编纂出版一部一部的志书，而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一步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编纂意识。首届修志是从空白抓起，历史隔阂太久，故其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显得空前庞大。二轮修志是在首届修志任务业已完成的基础上开展的，因而必须适当强调成本意识和效率观念。其现实的功用性，也要求它不能像首轮修志那样长期从事，而要限定周期，缩短战线。在这个方面，历代旧志人员少，规模小，周期短，成本低，但质量并不低；而新志人员多，规模大，周期长，成本高，但质量不显高。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注意。首届修志受制于计划经济的单一管理体制，完全由政府主持；而二轮修志是在经济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下开展的，适当重视社会化运作，启动社会力量参与，恐怕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这个方面的具体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兹不赘述①。笔者现就我国当前地方志的可持续修纂工作，列举出十个问题加以初步讨论，其目的在于从理论上探索续修志工作的科学性和学术性，以促使此项工作有序可循、有的放矢，并能达成事半功倍的结果。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第一个问题，是通断问题。也就是指地方志的通史性和断代性问题。应该指出的是，首届志书基本上是一种通史性的体裁，除少数地方外，大多数地方志书上限不限，其记述肇始于事物的发端，而二轮志书则起笔于首届志书的下限，也可以称为断代性的志书。通史性决定了地方志文献的恒久性和稳定性，而断代性反映着地方志文献的时代性和新颖性。进而言之，通史性不但表现为时间上的延续，而且体现为空间上的延伸，也就是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所说的“纵通”和“横通”问题。其通史之“通”，乃“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於大道，故曰通也”②。而断代之“代”，亦非专指与历代王朝相提并论的朝代更迭，而仅仅代表了志书下限的时段切换。尤其是在首届志书编纂完成之际，二轮修志仍然是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坚持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因而它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断代问题，而仅仅是同一历史时代的不同时段而已。历代通史的编纂中都留下了断代的眼光，而在断代志书中也要用到通史的眼光。尤其是在古代信息传播困难的情况下，采用断代信息也是迫不得已；而在当代社会的反映方面，又不能不葆有一种历史贯通的眼光。这种超越现实的历史眼光，不但在时间上有连续性思维，而且在空间上要不断开拓领域，扩充信息。所以，续修地方志书总是通而有断，断而有通。要全面提升二轮修志的总体质量，就必须重视总纂技巧上的贯通性。笔者认为，地方志书的总纂，包括技术性的总纂和思想性的总纂两个方面③。前者的贯通性体现在记时、记数、记人、记事、记言、记行的一致性方面，而后者的贯通性则体现在全球化的眼光和科学的发展观等方面。通史性的志书需要时代观念，断代性的志书则需要通史意识。只有穿越了时代的认知障碍，续修志工作才能获得社会通识，并臻于一个较高的学术境界。另外，一些方志立足于历史遗憾和现实错位的重新矫正，提出了重修地方志的主张④。笔者认为，新方志指导思想的一致性，决定了二轮修志的主流仍应是续修，其重修内容主要针对首届志书中应记而未记的遗漏部分，此外还要有所校正，校正手段主要是针对首届志书中的错谬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轻重问题。此处包括志书篇幅的设定和检索工具的使用两个方面。一般来说，首届志书篇幅较大，——因其总结、反映的历史时段较长；而二轮志书篇幅相对较小，——以其总结、反映的历史时段较短。但是从修志实践来看，各地情况又有所不同。史家有言：“事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从正史演变来看，司马迁《史记》属于通史性著述，而班固《汉书》属于断代性体裁，但是后者的文字篇幅，较之前者要长得多。章学诚《书教下》云：“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⑤通变化则文约事丰，守绳墨则巨细赅备，故其篇幅相差悬殊。就方志源流来看，通断问题亦非决定篇幅大小的唯一要素，甚至也不是首要因素。在首届志书的编纂过程中，各地志书的篇幅大都有一个基本的恒量，但个别来说，仍然相差很大。二轮修志所囊括的历史时段，长则二十年，短则十余年，其总的篇幅，原则上不应超过首届志书⑥，否则就容易犯文牍主义的毛病，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各地的志书篇幅仍有较大的自由度，记述内容也存在着侧重点的游移问题。从外因上说，二轮志书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与首届志书不可同日而语，其记述重点自当有所轩轾。另外，从编排方式上，也有一个检索工具的综合使用问题。首届修志基本上是用一种平面版本贯彻到底，当时的图文并茂，受印刷成本的制约，实质上仍是文重图轻；印数偏少，定价偏高，检索手段单一，也不便于公众查阅；二轮修志在继承平面版本的基础上，非常重视光碟媒体的运用，以现代网络技术整合地情信息，努力发挥各种检索工具的便捷性能，也是前所罕见的。可以说，检索工具本身所占志书总篇幅的比重，较之首届修志无疑要有所增加。
    　　第三个问题，是详略问题。主要是指志书内容的取舍问题。原则上说，志书内容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大可不拘一格。文字叙述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亦相对自由。正如章学诚所指出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於一心。”⑦在首届修志过程中，为照顾政治大局的稳定，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史的记载，一再强调要从略、从简处理。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原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陈元方同志为代表的一个学术流派，强调要适当强化对“文化大革命”的专题记述，以避免对中国现代史的严重歪曲⑧，自然有其超越时代限制的深邃眼力，但就全国范围来看，这一思想观点并未成为主流意识。有些地方的修志领导人甚至扬言说，但愿这不是代表指导小组的意见。他们借口遵循中共中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坚持所谓“宜粗不宜细，宜分不宜合，宜略不宜详”的片面观点，将“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作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予以严格规避，其结果则是导致了对历史问题的片面清理，其所酿成的历史缺憾也是难以弥补的。从二轮修志来看，一些历史是非早已基本澄清，某些具体矛盾已不足以撼动政治大局的稳定，如果仍然使用严格规避的方式处理这一历史问题，就明显丢失了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求是精神。对诸如此类的一些历史问题，完全应该用新的详略观来权衡。当然，对于当代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社会问题，仍要顾全大局，慎重对待。另外，由于各地、各行业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志书篇目、内容的取舍也必将发生新的变化。如何顺应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也是二轮修志中应该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类别问题。地方志书强调民主性和科学性，是从民国中后期有代表性的志书开始的⑨。民主和科学曾是二十世纪地方志编纂的主流思想，这一主流思想仍将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发挥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这一主流思想的指导下，民国以来地方志书的篇目设计，逐步超越了传统志书的平面分类格局，而采纳了一种历史性和逻辑性相结合的科学分类模式。首轮修志，绝大部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进程中产生的，其内容分类，不管是资料采集，还是行业划分，大都是受此影响。在首届志书的基本分类上，政治体制的雷同观念和经济体制的国有意识，也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通识。当时的人们，对于多种政治、经济模式的并存现象，有过较为狭隘的、片面的看法。而二轮修志，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破土而出，且取得日益重要位置之后开始的，虽然两者同样强调科学分类的原则，但具体分类观念已有所不同。譬如在新一届的政府文件中，原来对社会文明的双重认知（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发展到多领域、多方面的全面认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等），其中也有一个逐渐推进、日益健全的发展过程。历史的事实表明，只有站在人类文明与进步和谐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宏观理解一个区域或一个行业的发展格局，才能够真正体现分类上的科学性。重视什么，放轻什么，升格什么，撤并什么，不但涉及到地方志书的类别划分，而且也与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的先决导向密切相关。当人们习惯于用一种眼光观察问题、研究问题时，这些问题的本身也就可能出现某些主观屏蔽现象。章学诚曾讽刺此类人士：“目察秋毫，而不能见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窥泰山”⑩，足见其问题之突出，后果之严重。
    　　第五个问题，是参差问题。首届修志事业历时二十多年的发展，修志人才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首届修志过程中，不少编者文化程度高下悬殊，文牍处理工拙不等，其所导致的总纂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同时，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不成熟性，加之全球意识的普遍缺失，也导致了首届志书在客观上的某些缺憾。尤其是在片面的阶级观念和党派意识影响下，部分修志工作者对有些重大问题置若罔闻，对一些历史事实也避重就轻，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人为歪曲。诸如二十世纪历史上中华民族伟大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在许多地方文献中出现了严重的记述缺憾，抗日战争中涌现的大量民族英烈竟然不被作为烈士来对待，当时人们参加中华民族的自救组织竟被当作“人生污点”，其记载上的某些疏漏之处，就显得异常突出。历史记载的片面性，长期受到来自极左思潮的不适当揄扬，也是直接导致首届修志缺憾的重要因素。要搞好二轮修志工作，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这些历史问题，追溯事实真相，以弥补首届修志中所造成的历史缺憾。尽管从事实上看，某些历史缺憾难以弥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放开视野，放宽心胸，放弃锢蔽，放下包袱，倡导一种积极的自省意识和反拨观念，也就能够解救更多的历史缺憾。同时，二轮修志也要倍加重视社会部类，话语权不能完全由官方垄断，而要重视民间声音。诸如在社情民意、民俗世习、党风政风等方面，群众中流行的歌谣谚语也说明了一些问题，这些也应加以选择录用。地方志不能成为政府的功劳簿，成为只说好不讲差的非权威文献。因为志书的权威性不能独家断定，而要强调社会通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个别的褒贬，而在于如何从整体上高点定位，用科学方法诠释历史问题。
    　　第六个问题，是语体问题。所谓语体问题，实质上是指一种思想视角和话语方式的转换问题。从思想视角上说，我们要设法唤起一种穿越时空的历史意识，坚持以人为本，有的放矢。同时还要拒斥文牍主义倾向，反对滥用官样话语，对任何时期的文书档案都不能囫囵吞枣，直接照搬。从话语方式来说，我们要适当强化地方志的文体意识，切实甄别志书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异同。需要指出的是，新编地方志的著述文体，是语体文、记述体。这里的语体文是指运用现代汉语著述的文体，避免文言文或半文半白，文白夹杂的文体。而记述体是一种把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和事物的特点及人物的经历，如实地表述出来的一种文章体裁，一切得失利钝、功过是非、盛衰成败、经验教训都要寓于记述之中，让事实来说话。这种地方志文体，与文学、科学、新闻、年鉴等文体皆有不同。譬如文学文体，一般讲究感情色彩，旨在营造一种艺术真实和心灵境界；而方志文体强调平铺直叙，着重反映一种社会真实和客观景象。文学作品允许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故事和人物。它可以运用衬托、渲染、夸张、想象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及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艺术加工，但地方志文体却不允许主观论断，更不能夸张、渲染。其文体的选择，可以借用章学诚关于“文人不可修志”⑾的观点加以概括。再如年鉴文体，尽管它较接近方志语言，但也有具体的差异。年鉴文体侧重一般工作性的概括和叙述，要求要经常保持一种现实眼光，坚持使用肯定语气；而地方志文体更突出历史眼光，强调用审视语气来判断事情得失。两种语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新闻、科学等文体，其差别更是非常明显，不必一一甄别。在这里，我们提出甄别方志语体的目的，乃在于强调一种表述上的心理距离和认知距离，因为只有保持适度的距离才能产生审美感受，而不至于迷失在功利主义的现实泥淖中。
    　　第七个问题，是源流问题。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其规律可循的。从两个文明建设到多重社会文明的提倡，从单一经济发展到全面社会进步的强调，也意味着我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要科学反映这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就不能仅仅限于流程描绘，而是要强调渊源追溯。换句话说，就是要重视历史性和逻辑性的有机统一，以彰显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下》指出，“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於气数者然也。”这里所谓“道”，就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章氏还强调，要从事学术研究，就必须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从事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同样必须遵循这一科学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修志工作中努力清理事物发展的源流发展，就不仅是采撷地情资料的需要，而且也是地方志文体本身的需要。首届修志的起笔上限不限，其目的在于澄清一个区域或一个行业的历史脉略；而二轮志书上限设限，则是欲就同一事物的发展轨迹进行深入概括。但是在实际上，源流问题还不宜简单理解，它还是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可资探寻的。就不同地方来说，不同行业、不同时段的发展源流迥然不同，因而必须有针对性地加以追究。凡是首届修志中，有过本源追溯的，可以直接继承；缺失本源追溯的，仍需加以追补。一些被主观忽略了的专业领域，更需要认真爬梳。正本清源，既是一切学术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同样也是续修志工作的一个基本诉求。
    　　第八个问题，是生卒问题。这主要是就人物传记来说的。地方文献中人的问题的处理，包括三个层次，即量的层次、群的层次和个的层次。其中量的记述，是指用记数方式反映的社会的人的活动，诸如人口的变化等等；而群的记述，是指用集群方式反映的特定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的人的活动，诸如对党派、群团、宗族和英模人物的反映等等。个的记述，也就是对个别历史人物的专门记述。个的记述它是地方志书和历史文献的共通之处，但在记述方式上，两者又有所不同。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中称：“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但自从大兴朱筠首倡“见生之人，不当作传”，章学诚为之大力倡导和宣扬，并在《湖北通志·人物门》中“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之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书，大都接受了这种记人原则。建国以后，首届修志在人物传记方面，更是严格遵从了这一著述原则。凡是下限之后谢世的人物，一般都不予立传，而仅仅是列出人物简介。部分志书甚至连人物简介也未列出。笔者认为，对于历史人物，固然要强调盖棺定论，但针对不同社会界别的人物，也要有所区别。从理论上说，重视当代谢世人物的全面记载，应该是无可厚非，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当一个历史人物完成了现世功业时，我们才能较全面、较客观地判断功过是非，做出不受传主影响的历史褒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一切历史人物的记载都要惟生卒是别，尤其是对那些可以基本定位或定性的高龄人物，应该及时搜集其相关资料，并进行传记采写。其中科学、教育、文化等界别的人物，与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人物还有所不同，人们对其所创造的成果更易甄别，社会评价也更容易作出。另外，行政级别和技术职务的高低，也常常被作为取舍立传人物的一个基本尺度，其所造成的极端结果，则是容易陷于一种官本位的窠臼，甚至会湮没掉那些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二轮修志的人物取舍，应该更加重视多角度、多领域地衡量一个人物的历史贡献，凡是被无辜忽略或遭遇歧视的历史人物，都可予以增补和校正；对某些过世人物的不公正评价，也要在续修志过程中予以反拨和修正。
    　　第九个问题，是沿革问题。所谓沿革问题，主要体现在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的处理方面。对于志书的地域性解读，始终存在着一个沿革演变的问题。一个行业和一个地域的内外疆界，在首届修志中得到了特别强调，一切按照这个行业或这个地域本身的管辖边际来取舍，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因而对于相邻地域或行业的交叉、重叠问题，反而缺乏足够的重视。随着我国社会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不同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交叉重复现象，乃至区划的多重性和地理的多元化，也已成为二轮修志过程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现实命题。在地理方面，一个地域的产业构成和资源构成，并不像自然经济状态下那样有着极大地关联度，同一地域的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对称现象，需要我们从更大的视野和更高的层次加以关照。同一地域的阶梯性发展，也决定了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对于这种交叉现象的出现，我们更要格外留神。在区划方面，行政区划已经不是唯一的管辖手段，而经济区划、交通区划、军事区划、能源区划等等区划问题，也逐步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是区域经济区划和城市功能区划，需要我们有更宏观的战略眼光和更广泛的分野意识。修志事实一再表明，只有站在一个更高的认识层次和更大的思考范围来思考问题，才不至于将地方志书变成狭义的“坐井观天”和乡愿主义。诸如对于西安市和咸阳市两个区域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完全用行政眼光来进行判断，而要认识到两者在都市共同圈和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同趋性。两个城市政府确立的“八同”（规划同筹、交通同环、信息同享、产业同步、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金融同城）设想⑿，其归宿就在于突破行政区划的人为分割，从整个关中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问题。
    　　第十个问题，是文野问题。此指地方志书的文风问题。首届志书编者队伍的来源是多元化的，其水平也参差不齐，因而不但当初部门编辑没有起码的工作经验，而且整个修志队伍缺乏应有的学科知识准备。地方志书的政治宣传色彩过于浓郁（胡乔木同志曾对此有过严厉批评，认为不少地方的新编志书缺乏可读性和学术性），也造成了学术个性和思想个性的丢失。官方修志的某些弊端，在这种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也显得异常突出。一些素质较高的修志工作者，同样因为行政管理体制本身的严重制约，无法充分展示其卓有个性的文风。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修志工作者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奋斗，取得了相当骄人的业绩，但是各地编成的志书，仍然存在着文风不统一、文体不规范和内容不协调的现象。这种文风不一，文野并生状况的泛滥，影响了首届志书的学术质量，也受到了当代史志学界的批评。二轮修志是在首届修志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在干部队伍、组织机构和学科建设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但是，随着老一辈修志工作者的逐步退役，地方志编纂队伍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地方志事业的承前启后，持续发展，不但需要组织机构上的承接，而且需要知识结构上的承接。尤其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的语体文和记述体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迁，学术界的话语方式和审视角度也在不断调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指出：“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二轮修志工作如何适应这种文风、文藻的巨大变化，做到时尚语言和历史语言的稳定过渡，长期保持一种比较朴素的、记实性的话语风格，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学术话题。因为地方志书的文野问题是相对而言的，文言文的通俗化曾是大势所趋，近代语体文的出现就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现代白话文的典雅化也是社会文明的一个表现，但使用这种有待规范的话语，其弊端是容易导造成某些认识错位，产生一些表达误区，因而传统修志的文风、文藻在方志界的丢失，不但意味着这种著述文体的内部变革，而且反映着人们的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而这种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现实命题。

    注  释：
    　　①张世民：《论方志工作的组织管理》，原载《历史应用学浅论·方志编纂学浅论》，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横通》，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张世民：《论方志总纂的技术步骤》，原载《历史应用学浅论·方志编纂学浅论》，版本同上。
    　　④仓修良：《千锤百炼著佳章》，原载《浙江方志》2001年第三、四期合刊。仓修良先生认为，重修志书是我国古代方志编修所共同采用的方法或形式，“历史上许多方志精品，无不是建立在前人成果基础之上”。
    　　⑤《文史通义·书教下》，版本同上。
    　　⑥譬如江苏省明确规定续志篇幅：省志2000万字左右，市志200万字左右，县（市、区）志80万字左右。其中连云港市规定：续修市志一般为100～150万字，县、区志一般为50～70万字。山东省青岛市也明确规定：续修市志规模为800万字左右，分多卷公开出版。区（市）志为单卷本，一般为80万字左右。有条件的地方可同时出版电子版志书。较之首届志书，各地的字数规模要普遍少一些。《文史通义·答客问上》，版本同上。
    　　⑦《文史通义·答客问下》，版本同上。
    　　⑧《陈元方方志文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⑨张世民：《略论民国〈永寿县志〉的学术价值》，原载于《民国永寿县志》，民国永寿县志整理委员会2005年11月版。按：1938年春，西北联合大学教授黎锦熙先生应聘《城固县志》续修委员会总纂，受命草拟续修工作方案。该方案后单独刊出，即著名的方志学理论专著《方志今议》。这部著述，对民国时期各地地方志编纂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对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强调，引起了当时方志学界的重视。
    　　⑩《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版本同上。
    　　⑾章学诚：《章氏遗书·书武功志后》，吴兴刘承干刻本。
    　　⑿《西安市——咸阳市经济一体化协议书》，原载于《咸阳年鉴》2003卷“特载”栏目。
    （作者：陕西省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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