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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文化长廊）汉语里的“驿”和蒙语借词“站”
  •     汉语里有两个不同的“站”。一个是汉语固有的“站”，是动词，表示“直立”、“停留”、“停下”等意义；另一个“站”是蒙古语             的音译借词。蒙古语   （站）是名词，元朝时，其意义相当于汉语中的“驿”，现在是指“路”、“道路”、“路途”等。这两个“站”读音和写法完全相同，但来源和意义毫无联系，属于同音同形词。
        蒙古语词“站”借入汉语后，便逐渐代替了汉语中原有的“驿”。
        “驿”是什么？《辞源》解释说，“驿，马递也，旧时传达官文书之所”。古时多用车、马递送文书信息。实际上，“驿”除指马递外，大体还含有两个具体的内容。一为“驿道”，即古代供传递公文和官员来往通行的大道；一为“驿馆”，即古代在驿道上设置的供传递公文的人以及来往官员途中休息、住宿的地方。
        我国从汉代开始就设有“驿传”制度，到唐代更趋完整严密。“驿”由政府官员管理，叫“驿丞”。传达文书的人叫“驿使”，驿使骑的马叫“驿马”。驿道上设“驿馆”（或“驿亭”），为驿传停宿之所。当时还没有借入蒙语的“站”，所以也就没有“驿站”这个词。
        可见，“驿”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常用而活跃的词。在唐代前后诗人的笔下，常有与驿相关的词语出现。如：“前者驿使来，忽枉行军诗”（岑参诗句）；“每到驿亭先下马”（白居易诗句）；“驿馆残红曙色分”（王恽诗句）。据认为，“驿”这个词在唐宋时期即已借入日本语中，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现在的东京火车站就叫“东京驿”（“驿”日文写作“”），名古屋火车站叫“名古屋驿”。
        蒙汉两民族千百年来就血肉相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蒙汉两族语言的接触也日益频繁。蒙汉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互相借用早有出现。据记载，蒙语的“站”在南宋时期就已传入汉语。特别在元朝，“站”的制度在国内普遍设置了起来，最初又称“站赤”。据《元史兵志》所载，“站赤，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后来统称为“站”。“站”这个词也就逐渐为汉族社会所认同，并最终代替了原有的已经活跃了一千多年的“驿”。事实证明，“站”在汉语里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
        “站”在汉语里顽强地存在到今天，其间经历了异常曲折的道路。
        元朝衰亡以后，明朝统治者一开始就想废“站”复“驿”，并以行政手段，下令从洪武元年九月起“改各站为驿”（见《明会要》卷七十五《大政记》）。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全国广大群众还是用“站”而不用“驿”。就是统治阶层内部，有些人也不得不继续用“站”而不用“驿”。崇祯三年，明朝统治者下令“改各站为驿”已经过了二百六十多年，当时大臣上奏折还有人用“站”而不用“驿”（见《明史·魏呈润传》）。到清朝，统治者见难于排斥“站”，便采取“驿”、“站”并存，“驿”、“站”分工的办法，企图复活“驿”。“驿”用于专指各省腹地所设的停息车马的地方；“站”则专指军报所设的停息车马的地方（见《清会典》）。这种无可奈何的挽救，也未能让“驿”复活过来。20世纪前期，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期间，在伪满洲也妄图取消“站”而改为“驿”。日本帝国主义者穷兵黩武、穷凶极恶，但最后仍以失败告终。明清两个朝代，再加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经历了几十个皇帝和600多年的时间，费尽心机，最终也没能排斥“站”这个蒙语借词。倒是由于清朝推行“驿”和“站”分工的制度，从而出现了“驿”和“站”相结合的“驿站”这么一个新词。“驿”作为一个词，在现代汉语里已不再单独使用。除“驿站”一类词外，它一般只保存在某些地名中，如白市驿（在重庆）、龙泉驿（在四川）、桥头驿（在湖南）等。
        “站”在汉语里已经成为其词汇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成分，而且显得非常活跃。经过长期的使用，其意义和使用频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构词能力也很强。现在，陆路交通线上设置的固定停车地点都叫“站”，如“火车站、汽车站、始发站、终点站、站台”等。此外，为开展某项工作而设置的工作点也可以称“站”。如“广播站、煤气站、加油站、气象站、保健站、售票站、粮站、兵站”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语里放弃了自己原有的“驿”而借用了蒙古语的“站”，而在日本语里却还使用着古代双语里的“驿”。在现代蒙古语里，“站”也已没有了“驿”的意义，而是表示“道路”等的意思。作为汽车站、火车站中的“站”，蒙古语里用的是             而不是           （站）。这是多么有趣的变化！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它自身就是一种文化。民族语言间词语的借用，是民族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互相交流的产物。词语的借用是语言丰富、发展的重要途径。滥用借词有害无益，它将影响语言的规范化；而拒绝借词则是民族自闭的一种表现。它不仅妨碍语言自身的丰富和完善，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社会交际的需要是语言发展最强大的动力。语言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是不依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蒙语借词“站”逐步代替了汉语中原有的“驿”，就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例证。
    （作者：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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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语里有两个不同的“站”。一个是汉语固有的“站”，是动词，表示“直立”、“停留”、“停下”等意义；另一个“站”是蒙古语             的音译借词。蒙古语   （站）是名词，元朝时，其意义相当于汉语中的“驿”，现在是指“路”、“道路”、“路途”等。这两个“站”读音和写法完全相同，但来源和意义毫无联系，属于同音同形词。
        蒙古语词“站”借入汉语后，便逐渐代替了汉语中原有的“驿”。
        “驿”是什么？《辞源》解释说，“驿，马递也，旧时传达官文书之所”。古时多用车、马递送文书信息。实际上，“驿”除指马递外，大体还含有两个具体的内容。一为“驿道”，即古代供传递公文和官员来往通行的大道；一为“驿馆”，即古代在驿道上设置的供传递公文的人以及来往官员途中休息、住宿的地方。
        我国从汉代开始就设有“驿传”制度，到唐代更趋完整严密。“驿”由政府官员管理，叫“驿丞”。传达文书的人叫“驿使”，驿使骑的马叫“驿马”。驿道上设“驿馆”（或“驿亭”），为驿传停宿之所。当时还没有借入蒙语的“站”，所以也就没有“驿站”这个词。
        可见，“驿”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常用而活跃的词。在唐代前后诗人的笔下，常有与驿相关的词语出现。如：“前者驿使来，忽枉行军诗”（岑参诗句）；“每到驿亭先下马”（白居易诗句）；“驿馆残红曙色分”（王恽诗句）。据认为，“驿”这个词在唐宋时期即已借入日本语中，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现在的东京火车站就叫“东京驿”（“驿”日文写作“”），名古屋火车站叫“名古屋驿”。
        蒙汉两民族千百年来就血肉相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蒙汉两族语言的接触也日益频繁。蒙汉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互相借用早有出现。据记载，蒙语的“站”在南宋时期就已传入汉语。特别在元朝，“站”的制度在国内普遍设置了起来，最初又称“站赤”。据《元史兵志》所载，“站赤，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后来统称为“站”。“站”这个词也就逐渐为汉族社会所认同，并最终代替了原有的已经活跃了一千多年的“驿”。事实证明，“站”在汉语里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
        “站”在汉语里顽强地存在到今天，其间经历了异常曲折的道路。
        元朝衰亡以后，明朝统治者一开始就想废“站”复“驿”，并以行政手段，下令从洪武元年九月起“改各站为驿”（见《明会要》卷七十五《大政记》）。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全国广大群众还是用“站”而不用“驿”。就是统治阶层内部，有些人也不得不继续用“站”而不用“驿”。崇祯三年，明朝统治者下令“改各站为驿”已经过了二百六十多年，当时大臣上奏折还有人用“站”而不用“驿”（见《明史·魏呈润传》）。到清朝，统治者见难于排斥“站”，便采取“驿”、“站”并存，“驿”、“站”分工的办法，企图复活“驿”。“驿”用于专指各省腹地所设的停息车马的地方；“站”则专指军报所设的停息车马的地方（见《清会典》）。这种无可奈何的挽救，也未能让“驿”复活过来。20世纪前期，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期间，在伪满洲也妄图取消“站”而改为“驿”。日本帝国主义者穷兵黩武、穷凶极恶，但最后仍以失败告终。明清两个朝代，再加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经历了几十个皇帝和600多年的时间，费尽心机，最终也没能排斥“站”这个蒙语借词。倒是由于清朝推行“驿”和“站”分工的制度，从而出现了“驿”和“站”相结合的“驿站”这么一个新词。“驿”作为一个词，在现代汉语里已不再单独使用。除“驿站”一类词外，它一般只保存在某些地名中，如白市驿（在重庆）、龙泉驿（在四川）、桥头驿（在湖南）等。
        “站”在汉语里已经成为其词汇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成分，而且显得非常活跃。经过长期的使用，其意义和使用频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构词能力也很强。现在，陆路交通线上设置的固定停车地点都叫“站”，如“火车站、汽车站、始发站、终点站、站台”等。此外，为开展某项工作而设置的工作点也可以称“站”。如“广播站、煤气站、加油站、气象站、保健站、售票站、粮站、兵站”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语里放弃了自己原有的“驿”而借用了蒙古语的“站”，而在日本语里却还使用着古代双语里的“驿”。在现代蒙古语里，“站”也已没有了“驿”的意义，而是表示“道路”等的意思。作为汽车站、火车站中的“站”，蒙古语里用的是             而不是           （站）。这是多么有趣的变化！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它自身就是一种文化。民族语言间词语的借用，是民族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互相交流的产物。词语的借用是语言丰富、发展的重要途径。滥用借词有害无益，它将影响语言的规范化；而拒绝借词则是民族自闭的一种表现。它不仅妨碍语言自身的丰富和完善，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社会交际的需要是语言发展最强大的动力。语言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是不依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蒙语借词“站”逐步代替了汉语中原有的“驿”，就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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