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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 (地方掌故)大盛魁与朝迁市变——“大盛魁现象”之十一
  •     大盛魁的旅蒙生意的兴与衰，始终和当时的国内政策以及国际形势密切关联。
        康熙帝三次御驾亲征噶尔丹，最后彻底粉碎了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进行的野蛮扩张和分裂中国的罪恶行径。于是，康熙帝命喀尔喀各部重新回到原先的牧地，并把喀尔喀原来的三汗部七和硕一律改编为旗，共分为五十五旗，旗设札萨克(旗长)，由蒙古封建领主担任。到雍正年间，又把外蒙古喀尔喀划分为七十四旗。到乾隆年间，因人口繁殖，遂把喀尔喀分为八十四旗。从康熙中期开始，外蒙古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清廷，外蒙古地区完全处于清廷的统治和管理之下。至雍正、乾隆两朝，清廷又先后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筑城，设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设参赞大臣驻科布多，以掌管喀尔喀蒙古的一切军政大权，从此外蒙古遂为定制。正因如此，大盛魁才能持照在外蒙古广大地区堂而皇之地做旅蒙商生意。
        从乾隆到道光的近百年时间里，大盛魁的旅蒙贸易达到了极盛时期，成为垄断外蒙古旅蒙贸易的第一大商号，当时对于外蒙古喀尔喀八十四旗而言，似乎离了大盛魁就不可想象。然而，从鸦片战争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1912年《库伦条约》签订，这七十年是中国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也是外蒙古逐渐走向殖民地化的过程。
        鸦片战争以后，外蒙古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大盛魁等旅蒙商号，便失去了“黄金时代”，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在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形势下，清朝政府为了保持对外蒙古的统治，抵制俄国势力的侵入，于是彻底废除了边禁政策，并支持中国内地商人在外蒙古的一切活动。这样，形成了外蒙古市场上的国际大竞争、大混乱的局面。在这场剧烈的竞争中，大盛魁失去了它在外蒙古市场的垄断地位。其主要原因是，(一)大盛魁原先在外蒙古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绝大部分是中国各地的手工业产品，同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商品相比较，就显得成本高、式样老、售价贵，因此逐步失去了购买者的欢迎，旅蒙贸易也就日趋萎缩。(二)大盛魁销售的日用百货商品，相当多的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采购比较困难，运距十分遥远，而且在分散的小手工业生产的情况下，不可能从产地一直运到销售地，必须把各地采购的多种多样的商品完全集中到归化城，然后换由骆驼队运到外蒙古。在整个采购和运输的过程中，要经过多次的装卸和运输工具的改变。加之进货的道路迂回曲折，特别是从归化城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新疆的“营路”，是从中国内地进入外蒙古的一条最艰难的道路，因此它的进货速度很缓慢，运费昂贵，与帝国主义在商业上竞争，处于不利的地位。俄国与外蒙古毗邻，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向外蒙古输入商品极其便利。因此大盛魁很难与它竞争。
        为了巩固大盛魁在外蒙古市场上的地位，大盛魁也曾采取新的经营方针，即改变经营，买卖洋货搞出口贸易。大盛魁在库伦设立了庄口，从张家口进货，并出资在张家口开设鸿盛久银号，在天津开设盛记毛庄。但是，这些新的措施都没有能够扭转大盛魁的被动局面。
        俄国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外蒙古后，俄钞大量流入外蒙古。光绪初年，清廷为了抵制俄钞，曾在库伦设立大清银行分行，但是由于资本微薄，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宣统末年，也就宣告歇业，库伦金融仍操在俄商之手。这时旅蒙商人使用俄钞，多由大盛川等汇兑庄收归，转汇“毛斯嗄洼”(莫斯科)买成金磅，再兑上海，每年约计四千万两白银。而当时俄钞流入外蒙古，竞达七千多万卢布。十月革命前后，俄钞贬值，一落千丈，卢布最后竟贬值达到二十分之一。因此大盛魁也受到了不少的损失。
        辛亥革命以后，帝俄曾与外蒙古订立商务专条，其中第二条规定，中国货物进入外蒙古境内，须课以重税，因此中国内地商品在外蒙古的销售市场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918年北洋政府派出商务调查团到外蒙古调查中国旅蒙商在外蒙古进行贸易活动的基本情况和经营状况。据该调查团报告，当时库伦(今乌兰巴托)、东营子共有中国晋帮商号如大盛魁等263家；西库伦共有中国商号680家，但以京帮商号(如万义号等)为最多。根据此次调查的情况，北洋政府宣布，1912年以前外蒙古的旧债仍属有效。当时大盛魁一家仅在科布多一地，就有价值15000多峰骆驼、2万多匹马、20多万只羊的债权。但大盛魁始终未能收回这一大笔欠债，这就使大盛魁遭受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损失。
        1921年7月11日，在外蒙古宣告独立后，大盛魁在外蒙古的一切债权均被剥夺，这又一次使大盛魁在经济上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据有关史料估算，1911年12月外蒙古最大的牧主、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告外蒙古脱离中华民国政府而实行蒙古“独立”之后，大盛魁在外蒙古至少有1000多万两的银两债未能收回。而1921年外蒙古正式独立后，大盛魁再次损失的银两超过了10年前的那次损失的银两数。
        大盛魁在旅蒙贸易上由于朝迁市变屡遭的惨重损失使大盛魁如雷灌顶，时任大盛魁总号经理的段履庄企图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挽回一部分损失。他积极参与北洋政府同俄罗斯解决外蒙古问题的政治会议和外交活动，但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由于大盛魁上述几次损失导致了资金周转的极度紧张，迫使它干一些买空卖空的“虎盘”生意(亦称“耍空盘”)，并在归化城和包头等地大搞投机倒把活动。这就使大盛魁信誉扫地，走上了绝路，面临破产的边缘。
        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民国政府曾多次努力，企图支持大盛魁重振基业。1929年(民国十八年)，大盛魁正在清理债务宣告歇业时，孔祥熙曾派吴保平到归绥，访问段履庄和其他有关人员，了解大盛魁办理歇业的原因，并说明孔将资助20万元维持大盛魁继续经营下去。但大盛魁除经济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其它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不是几十万元的资助所能解决的，孔祥熙和吴保平只好作罢。
        闫锡山一向对大盛魁很重视，常赞称大盛魁是“开发西北的钥匙”，称段履庄为“西北大实业家”。民国十四年(1925年)段休假住在祁县老家。闫锡山时常约段履庄谈论西北实业，并表示愿为大盛魁投资，以扩大营业范围。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时期，亦有意资助大盛魁复出。傅曾指派绥远平市官钱局的负责人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了大盛魁内部的矛盾很多，而且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预料到纵然勉强复出，也不会维持长久，因而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大盛魁虽然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宣告歇业，可是仍保留着一部分从业人员，处理积压的债权、债务关系。民国二十年（1931年）经过财伙协商，决定开除段履庄出号，改推陈严甫为经理。在这以后也进行了大盛魁复业活动，想重建一个没有段履庄参加的大盛魁。在这一段复业活动中，大盛魁内部出现了不要段履庄和要段履庄的两种复业活动。这两种复业活动起到了互相破坏的作用，主张要段履庄的复业活动归于失败。而陈严甫这些人由于能量不大，也未能实现复业愿望，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不得不完全散伙，结束了大盛魁两个半世纪的经营历史。
    （完）
    （作者：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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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掌故)大盛魁与朝迁市变——“大盛魁现象”之十一
  •     大盛魁的旅蒙生意的兴与衰，始终和当时的国内政策以及国际形势密切关联。
        康熙帝三次御驾亲征噶尔丹，最后彻底粉碎了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进行的野蛮扩张和分裂中国的罪恶行径。于是，康熙帝命喀尔喀各部重新回到原先的牧地，并把喀尔喀原来的三汗部七和硕一律改编为旗，共分为五十五旗，旗设札萨克(旗长)，由蒙古封建领主担任。到雍正年间，又把外蒙古喀尔喀划分为七十四旗。到乾隆年间，因人口繁殖，遂把喀尔喀分为八十四旗。从康熙中期开始，外蒙古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清廷，外蒙古地区完全处于清廷的统治和管理之下。至雍正、乾隆两朝，清廷又先后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筑城，设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设参赞大臣驻科布多，以掌管喀尔喀蒙古的一切军政大权，从此外蒙古遂为定制。正因如此，大盛魁才能持照在外蒙古广大地区堂而皇之地做旅蒙商生意。
        从乾隆到道光的近百年时间里，大盛魁的旅蒙贸易达到了极盛时期，成为垄断外蒙古旅蒙贸易的第一大商号，当时对于外蒙古喀尔喀八十四旗而言，似乎离了大盛魁就不可想象。然而，从鸦片战争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1912年《库伦条约》签订，这七十年是中国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也是外蒙古逐渐走向殖民地化的过程。
        鸦片战争以后，外蒙古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大盛魁等旅蒙商号，便失去了“黄金时代”，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在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形势下，清朝政府为了保持对外蒙古的统治，抵制俄国势力的侵入，于是彻底废除了边禁政策，并支持中国内地商人在外蒙古的一切活动。这样，形成了外蒙古市场上的国际大竞争、大混乱的局面。在这场剧烈的竞争中，大盛魁失去了它在外蒙古市场的垄断地位。其主要原因是，(一)大盛魁原先在外蒙古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绝大部分是中国各地的手工业产品，同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商品相比较，就显得成本高、式样老、售价贵，因此逐步失去了购买者的欢迎，旅蒙贸易也就日趋萎缩。(二)大盛魁销售的日用百货商品，相当多的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采购比较困难，运距十分遥远，而且在分散的小手工业生产的情况下，不可能从产地一直运到销售地，必须把各地采购的多种多样的商品完全集中到归化城，然后换由骆驼队运到外蒙古。在整个采购和运输的过程中，要经过多次的装卸和运输工具的改变。加之进货的道路迂回曲折，特别是从归化城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新疆的“营路”，是从中国内地进入外蒙古的一条最艰难的道路，因此它的进货速度很缓慢，运费昂贵，与帝国主义在商业上竞争，处于不利的地位。俄国与外蒙古毗邻，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向外蒙古输入商品极其便利。因此大盛魁很难与它竞争。
        为了巩固大盛魁在外蒙古市场上的地位，大盛魁也曾采取新的经营方针，即改变经营，买卖洋货搞出口贸易。大盛魁在库伦设立了庄口，从张家口进货，并出资在张家口开设鸿盛久银号，在天津开设盛记毛庄。但是，这些新的措施都没有能够扭转大盛魁的被动局面。
        俄国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外蒙古后，俄钞大量流入外蒙古。光绪初年，清廷为了抵制俄钞，曾在库伦设立大清银行分行，但是由于资本微薄，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宣统末年，也就宣告歇业，库伦金融仍操在俄商之手。这时旅蒙商人使用俄钞，多由大盛川等汇兑庄收归，转汇“毛斯嗄洼”(莫斯科)买成金磅，再兑上海，每年约计四千万两白银。而当时俄钞流入外蒙古，竞达七千多万卢布。十月革命前后，俄钞贬值，一落千丈，卢布最后竟贬值达到二十分之一。因此大盛魁也受到了不少的损失。
        辛亥革命以后，帝俄曾与外蒙古订立商务专条，其中第二条规定，中国货物进入外蒙古境内，须课以重税，因此中国内地商品在外蒙古的销售市场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918年北洋政府派出商务调查团到外蒙古调查中国旅蒙商在外蒙古进行贸易活动的基本情况和经营状况。据该调查团报告，当时库伦(今乌兰巴托)、东营子共有中国晋帮商号如大盛魁等263家；西库伦共有中国商号680家，但以京帮商号(如万义号等)为最多。根据此次调查的情况，北洋政府宣布，1912年以前外蒙古的旧债仍属有效。当时大盛魁一家仅在科布多一地，就有价值15000多峰骆驼、2万多匹马、20多万只羊的债权。但大盛魁始终未能收回这一大笔欠债，这就使大盛魁遭受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损失。
        1921年7月11日，在外蒙古宣告独立后，大盛魁在外蒙古的一切债权均被剥夺，这又一次使大盛魁在经济上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据有关史料估算，1911年12月外蒙古最大的牧主、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告外蒙古脱离中华民国政府而实行蒙古“独立”之后，大盛魁在外蒙古至少有1000多万两的银两债未能收回。而1921年外蒙古正式独立后，大盛魁再次损失的银两超过了10年前的那次损失的银两数。
        大盛魁在旅蒙贸易上由于朝迁市变屡遭的惨重损失使大盛魁如雷灌顶，时任大盛魁总号经理的段履庄企图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挽回一部分损失。他积极参与北洋政府同俄罗斯解决外蒙古问题的政治会议和外交活动，但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由于大盛魁上述几次损失导致了资金周转的极度紧张，迫使它干一些买空卖空的“虎盘”生意(亦称“耍空盘”)，并在归化城和包头等地大搞投机倒把活动。这就使大盛魁信誉扫地，走上了绝路，面临破产的边缘。
        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民国政府曾多次努力，企图支持大盛魁重振基业。1929年(民国十八年)，大盛魁正在清理债务宣告歇业时，孔祥熙曾派吴保平到归绥，访问段履庄和其他有关人员，了解大盛魁办理歇业的原因，并说明孔将资助20万元维持大盛魁继续经营下去。但大盛魁除经济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其它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不是几十万元的资助所能解决的，孔祥熙和吴保平只好作罢。
        闫锡山一向对大盛魁很重视，常赞称大盛魁是“开发西北的钥匙”，称段履庄为“西北大实业家”。民国十四年(1925年)段休假住在祁县老家。闫锡山时常约段履庄谈论西北实业，并表示愿为大盛魁投资，以扩大营业范围。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时期，亦有意资助大盛魁复出。傅曾指派绥远平市官钱局的负责人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了大盛魁内部的矛盾很多，而且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预料到纵然勉强复出，也不会维持长久，因而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大盛魁虽然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宣告歇业，可是仍保留着一部分从业人员，处理积压的债权、债务关系。民国二十年（1931年）经过财伙协商，决定开除段履庄出号，改推陈严甫为经理。在这以后也进行了大盛魁复业活动，想重建一个没有段履庄参加的大盛魁。在这一段复业活动中，大盛魁内部出现了不要段履庄和要段履庄的两种复业活动。这两种复业活动起到了互相破坏的作用，主张要段履庄的复业活动归于失败。而陈严甫这些人由于能量不大，也未能实现复业愿望，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不得不完全散伙，结束了大盛魁两个半世纪的经营历史。
    （完）
    （作者：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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