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草原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内蒙古草产业协会高级顾问任继周先生的《食物安全三论》从全新的角度看问题，为我们指明了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值得我们学习深思。
　　任继周院士在《食物安全三论》一文中运用辩证统一的观点，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农业生态系统，横向对比，纵向演绎，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深入浅出地立论阐释，令人耳目一新。读罢《食物食物安全三论》顿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由此深感观念更新之于社会变革、产业革命的极其重要性，印证了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
　　曾几何时，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创新，从怀旧走向新潮，由此而国力大增，国民小康，世界刮目相看，归结到一点，就是得益于邓小平同志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倡导的改革开放。这是由观念更新开辟出的一片广阔天地。
　　中国历史上的赵武灵王所倡导的“胡服骑射”，给赵国带来的富国强兵是观念更新的产物；上世纪70年代发端于中国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业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观念更新的产物；中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也是观念更新的产物；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观念更新的产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观念更新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观念更新的产物；牛顿的“万有引力”是观念更新的产物；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观念更新的产物；瓦特的蒸汽机是观念更新的产物；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统战部部长伏来旺的《转移战略论》给阿拉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使之趋向繁荣也是观念更新的产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小自个人、大至国家，要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生存得更好，观念更新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观念更新是一个民族的活力所在，是一个国家的活力所在，是社会的活力所在。它的价值是无法用传统的尺度衡量的，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无价之宝。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习惯成自然，对于司空见惯的事物总是给予默认，进而变得熟视无睹而见怪不怪。相反，对于新生事物却横挑鼻子竖挑眼，看哪儿也不对劲。我曾经想过为什么？想来想去还是老人家概括的精辟：“有时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也许是人类认识过程的特性，也许是人类决定取舍的悖论。自然科学领域的发明创造是这样，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更是如此，大概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窃想，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蕴含着巨大财富和发展潜力的思想火花在这种游戏潜规则下夭折了，不见经传者自然无从谈起，镂于金石者自当摆脱不了“国觞”的命运。和氏璧的故事流传千古而发人深省，谁又能说它就此绝迹了呢。从另一方面来看，观念更新带来全新的革命性的变革和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的同时，不免对已有的旧观念、旧地对立面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有时这种冲击甚至是毁灭性的。但是总体上有利于社会发展，激浊扬清，吐故纳新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新生与死亡交替，传统与现代交融，有利于传统与现代的互补。这也许是人们既离不开观念更新，又排斥和惧怕观念更新的矛盾心理吧。当我们面对这种尴尬选择时，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多一些辩证也就无异于成人之美了。
　　近来偶读《中国环境报》一篇题为《有奖举报让执法如虎添翼》的文章，说的是浙江省富阳市在全国首开污染有奖举报的先河，6年来，他们在机构不辙、人员不散、力度不减、经久不衰，通过举报查处违法排污企业1000余家，兑付举报奖金250万元的案例。我略有同感：面对“假冒伪劣”猖獗，危害经济秩序之烈，侵害消费者利益之广，损害国人健康之深，污损国家形象之恶，时闻执法部门人手不足、力不从心，令人扼腕的同时，突发奇想，何不来个观念更新，充分发动群众，打他个人民战争持久战，有奖举报制度化、法制化呢。倘若果真如此，假冒伪劣之类的社会顽症，定能斩草除根。羊毛出在羊身上，奖金自然由被处罚者买单了。主管部门不但不用增加执法成本投入，而且可以节约执法成本，何乐而不为呢。看来即使办法再好，观念不更新也只能纸上谈兵，一切都依然故我。俗话说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往往是与之相反的现象。一些事物萌芽状态无人过问，等到泛滥成灾想治理已有尾大不掉之虞，真要痛下决心整治，非加大投入成本难以奏效。这不能不让人担忧我们的观念有问题。在对待这类问题上需要观念更新，须知：观念更新天地宽，故步自封难保全。高端提出的“与时俱进”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可谓新时期的“警世通言”。
　　任继周先生的《食物安全三论》别开生面，从中国农业的结构现状分析入手，提出了调整现有产业结构的依据。匡正了长期存在于食物系统安全理论和实践中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食物系统包含三个食物带，对人的食物构成来说，应包含矿物性食物、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三大类，领域十分广阔。矿物性食物如水、盐和某些矿物元素；植物性食物如谷类、蔬菜、藻类、果品等；还有动物性食物，如肉类、奶类、蛋类、水产类、昆虫类及其制品。而‘粮食’只是谷物的一部分，在食物系统中是一个小的局部”。这对于传统的“以粮为纲”观念无疑是有力的批驳。我们之所以错误地坚持了“以粮为纲”的观念，是在“粮食”=食物的认识偏颇中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的结果。“民以食为天”，并不等于民以粮为天。“联合国的‘食物与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FAO）’，被中国化为‘粮农组织’，表现了我们对食物的偏见。”进而，指出我国在过分窄狭的食物安全道路上步履维艰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对资源的损害包括生物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的严重浪费，创伤极重。这就是为什么历年出台了数不清的各种“支农”措施，颁布了多少“一号文件”，却仍然出现了全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我国食物系统的主要弊端在于把谷物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而对非谷物食物资源和其他动物食物资源则未予重视。在此基础上自然形成了‘粮——猪农业’”。
　　任继周院士在论述中引进了两个科学概念：一个是“食物当量”（Food Equivaoent Unit,简写FEU），就是以热量与蛋白质含量为基础综合而成的用以衡量食物的统一标准；一个是农田当量（与标准农田生产力相当的土地，亦即生产能力折合的面积实体化，不是实测的二维农田面积的量）。在此统一标准下，数据中外横向对比，使人一目了然我们的问题症结所在——食物结构不合理，比例失调，是导致土地与人口压力日盛的根本或者说直接的原因。同时指明了出路在于改变现状，发展草地农业系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任继周院士从十余年的统计数据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1989年到2003年的粮食、肉、蛋、奶的消费动态坐标曲线，有力地支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和不容置疑。
　　进而估算了倘若依此理论实施将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令人瞠目结舌。任继周院士算了一笔账：若将全国农田现在统计的17. 8亿亩，（应退出开垦过当的土地，仍以16亿亩计算）以20%种植填闲饲料作物，可增加农田当量5.72亿亩。2020年的食物生产能力在保证现有16亿亩基本农田的基础上，实施草地农业系统可以增加农田当量11 .83亿亩。农田当量与现有农田之和为27.83亿亩。若以每亩单产300公斤计算，可生产8. 35亿吨食物当量，而口粮只需要1.93亿吨，除去饲料消费4.92亿吨。不但基本满足本世纪20年代的全国粮食与饲料的总需求，还有1.5亿吨机动食物当量，相当全球谷物贸易量的60%（全球粮食贸易量约为2.5亿吨左右）参与国际粮食贸易。届时中国将进入一个粮食生产稳定并有余粮和饲料出口的新时代。再看一组分析计算数字：现代化农业与畜牧业比值应不低于50%，如由32 .12%增加到50%计，可新增收益5310 . 36亿元；后生物生产层，农业初始产品产值与后生物生产层产值之比由目前的100：43，增加到100：130（即达到目前台湾的水平）将新增2.58万亿元。届时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将达7000元/年左右。可惜的是蕴含这样巨大潜在价值的理论成果，并没有及时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甚至连见诸现代媒体传播的机会也杳然。这与虚假广告满天飞、心浮气躁当潇洒的荧屏热播形成了鲜明地对比，大有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之虞，实在让人哭笑不得。正如任继周院士自己所说：“要改变几千年来的以粮为纲的农业系统，尤其是改变这一农业系统所养成的”粮食情结“和与之联系传统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一个艰难、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喜邪？悲邪！
　　面对嗷嗷待哺的农业弱势群体，面对难以破解的“三农”问题，我希望这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尽可能缩得短些，再短些；痛苦少些，再少些，这寄希望于观念更新，寄希望于全体国民的不懈努力。

（作者：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人民防空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