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妥善处理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的关系。所谓历史人物，我的理解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人物；而当代人物，不言而谕，重点应当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奋战在条条战线上的劳动者。这两者之间，实质上即是“远”和“近”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的革命斗争、社会变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情况，准确地记录并积极发扬当地各族人民爱国爱乡、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直白一点说就是要以当代人物为主，以历史人物为辅；历史人物的记述要为当代服务。这个问题看似解决了，其实不然，具体操作起来还有许多困难。比如，历史人物一般都已过世，可以通过立传形式来充分记述，而当代人物大都还活着，只有通过以事系人的方法表现；历史人物大都“盖棺论定”，在记述时可以作出一定评价，而当代人物出于尚缺乏稳定性，因而记述起来尺度即比较难以把握。同时，由于“生不立传”规定的限制，人物传中往往历史人物多，当代人物少，会给人以薄今古厚、今不如昔的感觉。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划定标准，凡在志书断限年代中的各个历史时期做出过特殊贡献、起到过重要作用和有过较大影响的人物，都应当记。同时，应当正确理解“详今略古”的涵义。详，就是“多、细、深”，略，就是“少、粗、浅”。对于今人，不拘泥于在不在人物篇中，立不立传，而应采取灵活的方法。该记的一定要记，记则尽可能地详细；这种方式不能用就用那种方式，这个地方不能记就在另一个地方记。记述中要突出主要事迹，挖掘思想深度，注重文采，使人物真正能立起来。从数量上看固然是一个方面，当代人物理应多于历史人物，但更重要的是提高质量。只要有血有肉，形象丰满，今人即能胜过古人，“详今略古”才有实际意义。

    第二，要妥善处理在世人物和去世人物的关系。就是在讲“活”与“死”的关系。虽与第一个问题紧密联系，但说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去世者不见得都叫历史人物，而当代人物也不一定都还在世。过世的当然好处理，不管是谁，是什么历史时期的人，只要够标准的，我就给他立传记述、列表介绍。关键是那些尚健在的人，他们之中有上级，有下级，有干部，有职工，有当领导的，也有普通老百姓，怎么记述就需要认真考虑。按理说，在“活”与“死”之间，应当以活人为主，以死人为辅；活着的人物比死了的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但现今的志书中往往正好相反，死人多，活人少，死人好写，活人无法处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一问题，当然要严格执行《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关于“生不立传”的要求，到任何时候都不能突破。但是，这一规定中亦明确指出，“凡在世人物确有可记述的事迹，应在有关篇章节目之中予以记录”。这就是说，生不立传，但可入志。怎么入?不能只把眼睛盯在人物传上，而应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把在世人物写好。实践证明，写“活”人，最好的方法是“以事系人”，即人随事出，事由人起，说道事物时就写推动这一事物发展的关键人物，将众多的“活”人与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事系人”相比于立传方式，虽没有集中、全面的特点，但却有灵活、多样、生动、具体等优势。我们应当在修志实践中，不断加以探索，煞费苦心，精雕细刻，不但要把“死”人写好、写活，更要把“活”人写好、写活。

    第三，要妥善处理领导人物和普通人物的关系。相对而言，领导人物就是大人物，普通人物就是小人物，二者之间是“大”与“小”的关系。大人物，我的理解就是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担任过各类领导职务者。他们大多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以身作则、为人表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理当为他们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但同时，普通群众在历史上的贡献更大、作用更大、影响更广，更应当大书特书、讴歌赞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在修志中必须牢牢坚持，不可有丝毫逾越。按照这一观点，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更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志书中不记载普通群众，即“小人物”的活动，就是失职。客观情况是，翻开志书看时，往往满眼里都是各个时期领导人物的活动，而很少有普通群众的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们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有清醒认识，把方向转过来把镜头调过来，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记录他们丰富多彩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使我们的志书成为书写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活动的宏伟画卷。

    第四，要妥善处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关系。也就是“好”人和“坏”人的关系。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好处理，其实从实际情况看，这方面的问题最大，真正解决好的并不多见。我们知道，客观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在对比中存在的世界：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低就没有高，没有先进就没有落后，没有坏人就没有好人。作为一个史志工作者，应当客观记述历史，先进、落后，前进、倒退，成绩、缺点，骄傲、遗憾，好事、坏事，好人、坏人等，都应当记。没有全坏的，起码也是有争议的；只要是在历史上造成一定影响，就应该如实记载。就笔者翻看过的几十本当代志书来看，这方面确实存在有偏见。只记好人、好事，不记坏人、坏事，甚至连有争议的人和事也不敢提及。有的提到了某一时期犯过严重错误者，如“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也仅仅是列入表内，在备注栏中写上一句话。要知道，有些人在历史上所起的负面作用非常之大，有时并不亚于一个正面领导或劳模，为什么不应当客观记录下来，让他们遗臭万年呢?这其中有领导的干预，有史志人员的担心，也有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一句话，纯属思想偏见。我们理当克服干扰，如实记载历史。也许有人认为不写坏人坏事的书好交差、好通过，能流传下去，但恰恰相反，这样的志书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质量必然受影响，其资政、明鉴、存史、教化等功能亦无从谈起。也许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还会对这本志书进行相反的评价，对志书的编纂者进行指责呢。

    第五，要妥善处理好实写人物和虚写人物的关系。所谓实写人物，即立传、写略、入事的人物，从书中可以看到人物生平、事迹和主要成绩、贡献。所谓虚写人物，无疑是指那些在志书中挂了一个空名的人物，只知其是张三、李四，不知其是卖姜、卖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志书中既要写人物，就应该写人物所干过的事，所起到过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只列举出来名字而不介绍其事迹，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当然，笔者并非在否定现行志书对有关人物进行列表的方法。而是在强调，应当用更好、更实、更恰当的方法来记录人物。只要志书中用立传、写略、入事等各种方式的记述的人物写好了、写实了，写得栩栩如生，列表人物多一些也瑕不掩瑜。相反，如果忽略人物的实写，为了某些目的而不加限制地列举，人名再多也是摆设，不会有哪个后人去看，去从中受益。与其设置那么多的虚位，来探设可有可无的人名，倒不如下下功夫，记下几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以给后人一定的感染和启迪。

撰写志书人物篇，要处理好的关系还有许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志书人物篇的撰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所谓“古来方志半人物”，就是说人物篇非常重要，不可等闲视之。以上讲到的“远”与“近”、“活”与“死”、“大”与“小”、“好”与“坏”、“虚”与“实”等，是最为重要的关系，对志书人物篇的成败得失关系甚大，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严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只要下苦功夫，志书的人物篇就不难编好，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志中之髓”。

（作者：呼和浩特铁路局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