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个别专家2004年的两点改名依据“毫不相干论”和“毫无道理论”谈起

由于时过境迁，继承和创新遇到了新问题，一些辞书的详略失当和个别同志的“独特”解读，使学术刊物和舆论导向近年来出现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的尴尬。有人提出“河套人”命名“有错”和“误译”，提出要“正名”和“正译”为“鄂尔多斯人”就是其中一例。比如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及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黄慰文、董光荣老师在2004年《纪念裴文中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上发表的《鄂尔多斯化石智人的地层、年代和生态环境》，即提出要把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之父”裴文中先生命名的，举世闻名、国人熟悉的“河套人”，“正名”为“鄂尔多斯人”。他们的理由是：“因为‘鄂尔多斯’与‘河套’虽然发音相近，且同在内蒙古境内，但却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依照学术命名规则，建议今后把‘河套人’改为‘鄂尔多斯人’”。此后，黄、董二位老师又在《纪念河套人发现80周年学术座谈会》的发言中进一步提出如下质疑：因“位于内蒙古中部阴山南麓、黄河河谷里的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毫不相干”，“命名为河套人毫无道理”，理应“正名”为“鄂尔多斯人”；“河套文化”也应更名为“鄂尔多斯文化”，云云。（白洁等，“搭建文化平台托起朝阳产业”，《鄂尔多斯日报》2004年5月19日第一版）

    这就出来一个新问题：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平原真的“毫不相干”吗?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命名或意译为“河套人”“毫无道理”吗?我们想查些资料，摆些史实，做些必不可少的回顾，以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说明举世闻名的“河套人”无须改名为“鄂尔多斯人”。

     二、地理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两个地理单元

    且不说，在中华民族的古老记忆中，黄河的专称就是“河”，后来“河”成为河流的通称后才改称之为“黄河”或“大河”。《明史》称：“河套者，周朔方，秦河南地，土沃，丰水草。”（《明史·王越传》）即“河套”地方在周代叫“朔方”，秦代叫“河南地”，土壤肥沃，水草丰美。“河套周围三面阻黄河，土肥饶可耕桑，密迩陕西榆林堡，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可二千里；南至边墙（抄者注：指明长城），北至黄河（抄者注：古时黄河中游巴彦淖尔段指今乌加河）……。”（《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说明“河套”三面由黄河阻绕，南至明长城，东起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就连世纪之交最新出版的《中国通史》也称：“黄河是中华民族诞生成长的摇篮”，“河套人”在距今3．5万年前“便已生活在这个摇篮之中”。黄河“流到宁夏、内蒙古与山西之间，向北屈、东折又南行，形成一个大套，俗称‘河套’。‘河套人’及其创始的‘萨拉乌苏文化’，则地处（黄）河南中部支流无定河流域。”（《中国通史》第一卷彩图版，海燕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国家“十一五”规划开始执行的2006年，《人民政协报》登载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关于宁蒙陕联手规划“黄河河套经济区”的提案》中，也科学指出这个属于常识性的地理名词：“黄河在中上游拐出了一个巨大的马蹄形，俗称‘河套’。范围界定为阴山以南，黄土高原和（明代）长城以北，贺兰山山地和腾格里沙漠以东，黄河晋陕峡谷北段以西的广大地域，包括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两大地理单元。”（《人民政协报》2006年2月23日A2版）

    我们查阅了与发现“河套人”牙齿化石同年出版的《调查河套报告书》，内称：“河套之地由地理上言之，约可分为后套、前套、中滩、宁夏。……前套即鄂尔多斯：南起长城，东、西、北三面距河，面积约二十九万方里，伊克昭盟一部七旗及乌拉特中、东两公旗西南境游牧之处，属绥远。”（《调查河套报告书》，督办运河工程总局编辑处编辑，民国十二年冬月付印，第39—42页）

    我们和内蒙古政协、人大、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志馆及内蒙古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们讨论，他们说，河套概念中的古河套，即前套，主要指鄂尔多斯高原；今河套，即后套，才是河套平原。自明代以来，记载河套就是既有史志，如《榆林志》；又有地图，如《河套图考》；晚清至民国以来，已有《河套图志》、《河套志》、《河套新编》、《绥远通志稿》等，互相佐证，非常清楚。虽然明代郑汝璧所著《河套图考》失传，但杨江（芍坡）先生在其弟资助下，于清代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由陕西通志馆出版了新的《河套图志》，编入《关中丛书》系列，自称遍查“诸志名史”，必选有关河套的“见闻无异、今古相符者，条录数年，绘图略考，聊述郑公（指郑汝璧）之志”。何丙勋先生在《河套图考》的序中指出：“河以套名，主形胜也。河流自西而东，至（宁夏）灵州西界之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东复折而南，至（陕西）府谷是黄甫川，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环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河套图考》共82页，绘有历代河套图10幅，即陕西连河套全图、国朝河套南北总览全图、秦时河套图、汉时河套图、晋魏周河套图、隋唐河套图、宋时河套图、金元河套图、明河套图、清河套图，上述诸图均为单色线描，以页面上方为北，标有相应时代的相关地名区划。文字部分包括：河套纪事考略，河套略说，套内各县沿革表，长城考，夏州城考，《诗·小雅》“城彼朔方”考，《禹贡》渠搜考，水名考，边城说等。此《河套图考》因学术价值高，陕西通志馆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曾重校付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6《河套地广袤略》曰：“河套东至山西偏头关地界，西至宁夏镇地界，东西两千余里；南自边墙，北至黄河，远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黄甫川稍近。”由是可知，古人所谓“河套”地，实指历来习称的“河南地”，北至黄河，南限于明代长城，鄂尔多斯高原均在其内。

    三、1931年《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指出：“河套即鄂尔多斯”

    在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里，我们查到了《榆林志》的记载：“黄河自宁夏横城堡西折而北，迳三受降城南（抄者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平原），至废东胜州（抄者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西折而南，入府谷县（抄者注：今陕西省榆林市）黄甫川东，其中谓之河套，周迥数千里。”

    对于古今地名“河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解释如下：“今绥远南部，即蒙古鄂尔多斯。其地东、西、北三面距黄河，南限长城，故谓之河套。即秦所称之河南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臧励苏等编，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版第516—517页）

    综上所述，从历史、地理、舆图、方志、水利调查、开发沿革等各个角度看，“河套就是鄂尔多斯高原”乃是客观存在、约定俗成、有史可考、一以贯之的公论，系当时国人、洋人都知道的比较完整和准确的历史地理知识。

    四、裴文中先生的“河套人”命名和贾兰坡先生的《河套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1933年，裴文中先生首先在他的著作《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中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这两个中文名词。“河套人”、“河套文化”从此以后蜚声国内外。（王天顺著《河套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161页）裴文中先生在“河套之史前文化”一章中说：“桑志华及德日进二氏，于一九二三年至河套地方，作考古及地质之研究，发见中国旧石器之文化”；“计二氏所发见之重要地点有二：一为水洞沟，在宁夏东南，阿善乌拉山之东北麓（现划归甘肃省境）。二为沙拉乌苏河（又名无定河或红柳河）之两岸，小桥畔（在陕西靖边西北，现划归内蒙古）附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选辑》第一集，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页）

    为了把中外科学家合作的中国古人类研究成果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中国考古学家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猿人》和《河套人》两书。后者对河套人的发现过程、命名情况、具体成果和国际认可、最新研究进行了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的介绍。贾兰坡先生1951年所著《河套人》一书第二章“河套人化石之研究”中即指出：“德日进等人又在河套东南角的萨拉乌苏河地方，发现之旧石器时代遗址里，除掘出大批石器外，还发现若干哺乳动物化石。……在羚羊的牙齿里面，另发现一枚人类的门齿。……此牙齿曾由步达生作初步研究，他名之为‘河套人’牙齿，发表于《地质学会誌》第五卷第285至290页（1927年）。”

    加拿大古人类学家步达生先生发表于1927年《地质学会志》第5卷关于发现河套人牙的鉴定报告（见附图：《地质学会志》第5卷步达生报告英文首页），原题为《关于在（鄂尔多斯东南部）萨拉乌苏河流域沉积物中发现的推测为更新世人类牙齿的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关于这颗牙的发现过程和可能的古生物归属、关于这颗牙齿的形态和物质特征。2006年秋，中科院院士刘东生先生在中国·鄂尔多斯萨拉乌素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这颗古人类牙齿被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命名为“鄂尔多斯牙齿”这一科学上还不十分肯定的名字，以后被裴文中先生将其所代表的人类称为“河套人”。（《鄂尔多斯文化》2006年第3期第22页）

    与贾兰坡同在《中国猿人》一书中有过合作，后又同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共事的步达生先生应该见到过《河套人》一书和他研究成果的译名“河套人”牙齿，并无异议。可见当时中外科学家都知晓鄂尔多斯高原就是河套。叫地质名鄂尔多斯高原，或叫地名河套，就像叫人的大名和小名一样，都不错。《河套人》这本书，第一次配地图讲清了中国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的“河套”概念：“河套外围为群山环绕，东北有大青山，北有乌拉山，西北有狼山，西南有贺兰山，南有白于山。河套为高原地带，南高而北低，平均海拔约900公尺”；“河套过去的政治区域（即行政区域），是指黄河湾曲以内及长城以北的地区而言，但本文所记载之遗址，多超越长城之南者，兹按自然地理之区分，也列于河套之内。”该书不但根据中外科学家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考古发现，有科学依据地绘制了《河套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而且在扉页上写了如下关键词：“河套人”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人类，他代表人类发展史的第二个阶段。因为他的遗骸和文化首先发现于我国河套地方，所以叫作“河套人”。（贾兰坡著《河套人》，龙门联合书局1951年版第1页、第4页、扉页）

    我们将裴文中先生的地名和贾兰坡先生的“遗址分布图”一对照，就会发现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两岸都在河套地方，命名和译名均有理有据，并无不当。（附：贾兰坡《河套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五、萨拉乌苏河即黄河支流无定河，伊克昭盟蒙古语称“宝日套海”，就是古河套

    有人也许会说，“河套人”发现地是内蒙古与陕西交界地之萨拉乌苏河两岸，而不是黄河流域呀。其实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蒙古语的萨拉乌苏河译成汉语就是“小黄河”，实际就是黄河支流无定河。《内蒙古大辞典》明文指出：“萨拉乌苏河即无定河”，无定河“蒙古语称萨拉乌苏高勒”，“是黄河中游支流，因河水流量变化不定而得名”；“古称奢延水、朔方水。唐代始称无定河。发源于陕西省白于山北侧，向北绕经伊克昭盟乌审旗南端，再折东南穿越长城经绥德县，到清涧县河口入黄河。全长375公里。自滴哨沟湾入乌审旗，流穿河南乡北沿、纳林河乡中南部，由大草湾出界。”（布赫、刘云山等主编，《内蒙古大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有的年轻学者向我们提出，应该以发现古人类化石的更具体的当地名称来命名，我们认为可以，并愿一同深入分析。其实，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河套人类化石的具体地点，就是原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乌审旗河南乡的大沟湾、滴哨沟湾一带。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蒙古族学者郝斯琴女士撰文指出，“沟湾”就是河流的弯曲部分。因为萨拉乌苏河由黄土高原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东南洼地后，地面坡度和缓，河流变得弯弯曲曲，当地人们把河曲部分称为“沟湾”，并对每个沟湾赋予不同的名称。“湾”的“沟”与“河”的“套”实际是一回事，蒙古语都称“套海”，即河流弯曲得像胳膊肘子一样。所以大沟湾就是“小河套”，把“大沟湾人”叫成“河套人”完全可以，而把“河套人”改为“鄂尔多斯人”似无更多依据。（郝斯琴“‘河套人’的准确涵义”，《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5年第2期）

    有的记者和网友说，“河套人”改“鄂尔多斯人”是当地人民的呼声。我们也看到内蒙古《包头网》上《史说包头》就有“为此鄂尔多斯现代人觉得很冤，现在正在支持学术界将‘河套人’改为‘鄂尔多斯人’。”（见http：//www8．tianya．cn/techfo-rum/content/260/540．shtml)我们为此专门走访了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伊克昭盟原副盟长、《伊克昭盟志》1～6册主修奇忠义先生。他一再说：“我不同意把‘河套人’改为‘鄂尔多斯人’。因为伊克昭盟蒙古语叫‘宝日套海’，就是古河套。没有错，改什么？如果‘河套人’改名，那么‘山顶洞人’改不改？中小学课本改不改？”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蒙古族专家旺楚格说：《传统鄂尔多斯婚礼》的祝颂词中，多处出现“宝日套海高原是我的家乡”，说明历史上鄂尔多斯高原就是古河套。内蒙古大学原校长孙玉臻教授对笔者说，黄河的“河”是汉语，套海的“套”是蒙古语，这是两种语言命名的珠联璧合啊！

     六、成吉思汗后裔奇忠义先生不同意改“河套人”为“鄂尔多斯人”

    近两年来，以“鄂尔多斯人”取代“河套人”的“改名风”越刮越烈，表现有三：第一，鄂尔多斯市博物馆负责同志专文指出：“鄂尔多斯与河套，在现代人们的地理概念中是两个存在很大差别的地址，因此，按照学术界以发掘地命名的惯例，应该把‘河套人’正名为‘鄂尔多斯人’。这样，不仅有利于今后对‘鄂尔多斯人及其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也便于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混淆。”（杨泽蒙，“中西考古文化交流的结晶——鄂尔多斯人〔河套人〕——写在鄂尔多斯人发现八十周年之际”，《鄂尔多斯文化》2004年第1期11～12页）第二，2005年11月，由内蒙古文物局的领导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草原宝藏——内蒙古重大文物考古发现纪实》一书，把1980年《化石》杂志登载的内蒙古考古学家汪宇平先生的《河套人是怎样发现的》文章标题擅自改为《河套——鄂尔多斯人是怎样发现的》，“纪实”变成了不实。第三，2004年秋，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河套人博物馆》开幕，公开把“河套人”改为“鄂尔多斯人”。

    奇忠义先生是“一代天娇”成吉思汗的34代嫡孙，博古通今，学养精深，德高望隆。他赠我们一本1999年由他编写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鄂尔多斯四言长歌》。系看图识字乡土教材。不但史家手笔，言之凿凿；而且合辙押韵，琅琅上口。内有许多“河套即鄂尔多斯高原”的记载。如：“鄂尔多斯，天下闻名；河套先民，在此衍生。始皇灭赵，中原一统；命令蒙恬，率领大军；入驻河套，称新秦中。”成书于1994年的《伊克昭盟志》，共六册。历时10载，五易其稿，治史严谨，考证翔实。主编梁斌先生在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上对我们说，《伊克昭盟志》资料选择和结论认定，曾得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档案馆、内蒙古博物馆、陕西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等单位学者专家的指导和支持。《伊克昭盟志》对“河套人”命名及古人类化石遗址记载如下：“20年代以来，在盟境南部的萨拉乌苏河流域乌审旗、鄂托克前旗境内的大沟湾一带陆续发现挖掘了23块古人类化石。古人类学界认定这是35000年以前生活在伊盟境内‘河套人’的化石。在盟境32处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大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证实了‘河套人’的广泛存在，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况。丰富的文化遗存说明他们已会制造石器、骨器、陶器，过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及畜牧狩猎活动。”“伊克昭盟顺着‘河套人’开凿的历史长河盘桓而下，经过三万多年的劳动、生息，经过漫长的铁与火的熔炼、磨砺，经过世世代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创造的艰辛，塑造成20世纪80年代伊克昭盟的高大身驱，……”（《伊克昭盟志》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册第4～6页）

    七、我国古人类学泰斗、中科院院士吴新智及古人类研究所高星博士明确表态：改名没有意义

    2006年5月21日和6月2日，笔者之一电话采访了“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委员会执委、“中国第四纪研究会”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博士。他讲了四条意见：

    一、“河套人”是在我国发现的重要古人类化石，代表人类演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与山顶洞人类化石齐名，在新版《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及中小学教材中皆有提及，其学术价值举世公认，“河套人”的命名被广泛知晓、接受和使用。“河套人”及其所在的萨拉乌苏遗址不仅属于内蒙古，更属于中国，属于世界，是全人类的化石珍宝和文化遗产，因此涉及其更名、更改时代等问题一定要慎重。   

    二、“河套人”的命名最初由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之父”裴文中院士提出。裴先生博闻多学，是享誉世界的学术权威。他首次在中文文献中使用“河套人”一词，以对应德日进最初使用的“Ordos Man”这一术语。德日进等按地质学概念中的鄂尔多斯高原、古陆、古海等含义在法文、英文文献中使用“Ordos Man”一词没有错；但裴老在认真考察该地区的历史地理沿革后在中文文献中使用“河套人”一词，意义更明确、更贴切。自裴老提出“河套人”的术语后，包括贾兰坡院士、吴汝康院士、吴新智院士等广大学者一直使用，从未出现歧见，在国家文物保护系统的文件中也成为官方语言。应该说，西文文献中的“Ordos Man”和中文文献中的“河套人”并行不悖，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河套人”在中文中出现最早，按照生物命名法则，在中文中具有优先权，即使有小不如意也是定案，不存在更改问题，况且本身无错。完全可以这样理解：“河套人”是“Ordos Man”在中文系统中的意译和唯一合理地对应。对学术前辈要尊重，对历史要尊重，对学术准则要尊重。

    三、其实“Ordos Man”、“河套人”、“山顶洞人”、“北京人”都不是正规的学术术语，都是俗称。国际学术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摒弃这些俗称，而采用更规范的术语。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河套人”被称为“萨拉乌苏的晚期智人”或“晚期智人萨拉乌苏种”更合适。更改已经过时的“俗名”，实在没有意义。

    四、内蒙古文化厅、鄂尔多斯市和乌审旗的领导、同行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商谈联合举办纪念萨拉乌苏遗址发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曾就“河套人”更名为“鄂尔多斯人”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表现出地方政府谨慎、负责的态度。高星指出：“河套人”没有错，不存在“更正”、“正名”问题；学名的命名、使用和遗址时代的更改是学术行为，政府干预不合适；目前只有极个别学者提出更名的动议，绝大多数学者不予支持；将使用多年、广泛接受的术语更改，会导致混乱，招致批评，徒劳无益。（“世界闻名的‘河套人’改为‘鄂尔多斯人’宜慎重”，《内蒙古日报》2006年6月8日）

    2006年8月12日，我国古人类学泰斗、中科院院士吴新智先生出席《萨拉乌苏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学术演讲时，明确表示反对将“河套人”这一约定俗成的称谓做无谓的更改。（见高星《在萨拉乌苏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总结讲话》第4页）鄂尔多斯市政府副市长袁庆中、安源同志也对笔者说，他们不同意改名。

    八、河套文化是一个大的区域文化体系，要克服狭隘的区域文化观念

    至于黄慰文先生建议把“河套文化”改为“鄂尔多斯文化”，我们也不敢苟同。而是觉得沿用旧名，挖掘内涵，尊重科学，形成共识更好。我们认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关于河套文化的论述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更有利于我们以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的眼光来研究、理解和深化河套文化。

    1981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中指出：“至于河套地区（包括晋西北与陕东北沿黄河一带），如果从出土的青铜器看，它既有与中原青铜文化相似之处，也与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如斯基泰文化）有联系，它正处于南北的通道上”。苏老把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由东向西分为（1）以昭乌达盟为中心的地区（注：今内蒙古赤峰和辽宁交界的地区）；（2）河套地区；（3）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均属于长城文化带。他认为，“当时，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并强固地维系在氏族、部落之中。这样，不同的人们共同体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有其独特的特征也是必然的。今天我们即可根据这些物质文化面貌的特征去区分不同的文化类型；同时，通过文化类型的划分和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探索，以达到恢复历史原貌的目的。”苏秉琦先生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们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文物》1981年第5期第15～16页）

    “天下黄河十八湾”中最大湾经过的地区，古称河套地区。形成的地域文化和流域文化，统称河套文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2005年听完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关于河套文化艺术节的汇报后指出：“河套文化是一个大的区域文化体系，包括宁夏、内蒙古的土默特、鄂尔多斯一带，要克服狭隘的区域文化观念。河套文化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与交融的文化体系。要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文化、历史的角度挖掘整合文化和历史资源。”（见郝诚之、郝松伟“论河套文化对黄河文化的贡献”，《内蒙古史志》2005年第6期第11页之援引）

    九、正确评价裴文中院士的历史贡献：爱我中华必须知我中华   

　　对“河套人”和“河套文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做出正确命名和译名的裴文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现代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中科院院士。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5年留学法国，1937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地质调查所、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职。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室主任、北大教授。所获荣誉学衔有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史前学和原史协会常务理事，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会员等，连1986年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承认他“对古人类学、考古学和第四纪地质学有卓越贡献”。

　　黄慰文、董光荣两位老师在斐文中院士生前发表的有关萨拉乌苏文化的人类学成果中全部沿用“河套人”这个中文命名。在裴文中先生去世22年后的2004年，忽然改用70年前法国传教士、博物学家桑志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建议的“鄂尔多斯人”，并在中文文献中第一次以“鄂尔多斯化石智人”相称，在《人类学学报》第23卷增刊中发表了题为《鄂尔多斯化石智人的地层、年代和生态环境》的大作，声明“今年适逢裴老诞辰100周年，我们谨以此文表示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他们一面说：“作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奠基人和中国第四纪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裴文中先生生前对萨拉乌苏遗址倾注过不少心血。他不仅在一些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里讨论过这个遗址，而且于1963年率队赴现场考察，对萨拉乌苏地层研究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一面毫不客气地指出，裴在中文文献里把“鄂尔多斯”“误译”成“河套”；“按今天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Ordos’亦不应译成‘河套’”；“应根据化石原研究者的本意用‘鄂尔多斯人’取代‘河套人’”。“考虑到‘河套人’译名在中文出版物里已沿用多时，建议今后在一段过渡期内在新译名后附加适当的说明，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混乱。”我们理解，这段为了“纪念”的纪念，似乎是想说明裴文中先生既不通英文、法文，又不通汉语拼音，甚至把中国本土的地名搞错了。这是对科学前辈的不尊重。我们所以要写这篇关于河套人出自河套地的考证文章，并附上正确的1931年《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解释和1951年《河套人》一书的中外都公认的历史地图，就是想说明黄、董二位2004年的《萨拉乌苏地理位置图》把河套和河套平原混为一谈是不准确、不完整、不应有的错误，外国可以不懂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和中国的地名沿革，中国人不可以。请二位有时间翻阅一下198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传》，第八章就记载着1937年9月，林伯渠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拟定了《陕甘宁边区改省计划案》，提出将陕甘宁边区改为“河套省”，下辖三省边界地区45县，把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陕甘宁边区称为“河套”，这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真实的中国历史和地名。

    事实证明：“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语）黑格尔说：“只有对习惯事物增进了理解，才能由‘识’转而为‘知’，从旧相识进而成真相知。”作为学者，作为长者，绝不可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此话虽古，但所言极是。在黄慰文老师的大声质疑中，我们更看到了裴文中先生作为中科院院士的博学、严谨、爱国、务实、亲民、创新。我们为裴文中先生而骄傲，愿更好地学习老科学家的人品、学识、情操、抱负。党中央领导同志1999年4月曾致信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祝贺他主持编写的22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信中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们也希望在科学地普及中国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树立“爱我中华必须知我中华”的新观念，使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能在重读历史的过程中，感受中国的伟大，先辈的崇高，文化的深厚，责任的重大，从中得到信心和力量。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政协经济论坛》执行主编；郝松伟是其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