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概是缘于晋商研究的带动，对“走西口”及“西口文化”的研究也颇为热闹。其中“西口”究竟在何处？该怎样理解“西口”？引起研究者们很大的争议。因“西口”是民间俗称，文献记载甚少，故论者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在各种说法中，归化城即“西口”说由于有一定的文献依据和一些专业史学工作者的支持，后来居上，影响渐大。本文以质疑此说为主，兼谈自己的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归化城即“西口”说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西口”专指“清代的归化城及民国时的归绥县”，此称“最早应出现在乾隆末年”， 其“口”字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口”，而是“市口”（市场）的“口”。1二是变迁说，即“西口”初指杀虎口，后因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转指归化城；甚至转指内蒙古西部及宁夏、甘肃、新疆、外蒙古等地。2变迁说实系对杀虎口即“西口”说和归化城即“西口”说的调和，但因缺乏确切的史料证明，还只是一种推论。

归化城即“西口”说有若干文献记载的有力支持：清代《乌里雅苏台志略》（嘉庆年间纂）、《定边纪略》（道光年间成书）都称：“归化城，俗曰西口”。3光绪十九年（1893），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呼和浩特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这一名称也同样出现在当地驻军的号衣上。显然，归化城正在改变它以前的名称”。4民国年间林竞的《西北丛编》、周颂尧的《京绥游记》、徐旭生的《西游日记》、纪霭士的《察哈尔与绥远》等著作都有类似的记述。呼和浩特当地的文史故老荣祥（1894-1978）、刘映元（1918-1991）诸先生也都有相同的记忆。5近年有人发现盖有“西口归化城双盛厚记”戳记的乙巳年（1905年）的帖子；6有消息说，呼和浩特市南郊还出土过很多印有“西口”字样的砖瓦。7 以上诸文献既有遗留性原始史料，亦有较早的方志记述，更有目击者的证言，其客观性不容置疑。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归化城即“西口”说不能成立，因为上述文献记载有悖于其他大量文献的相关记载和历来山西人及老绥远人对“西口”的传统认识，恐怕是对历史及原始文献的误解。既然归化城因“市口”而被称为“西口”，为何同样在长城以北设关征税的八沟（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地，今河北省平泉县）、塔子沟（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左旗地，今辽宁省凌源县）、三座塔（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地，今辽宁省朝阳县）、乌兰哈达（原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右旗地，今内蒙古赤峰市）等东部内蒙古蒙汉贸易的重要市场却没有被称作什么“口”呢？既然归化城即“西口”，那西口内和西口外的界线又该如何划定呢？如何解释自乾隆六年（1741）设立归绥道至清末，官方文献和民间始终称归化城厅为首的归绥道各厅为口外诸厅呢？

有些归化城即“西口”说的支持者以归化城为界，将“西口外”指为归化城以西的今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西部。8如此一来，归化城以东以南的丰镇、宁远（今凉城）、兴和、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后二旗）、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地便成了“西口内”，当地“走西口”来的山西移民及其后裔竟成了从未出“口”。大约是看出这种划分的荒诞，于是又有人说：“‘西口外’不是指杀虎口外的内蒙古西部地区，而是指归化城外的四面八方，当然南部只能到包括杀虎口在内的明长城一线，东部只能到张家口一带。”9此说虽恢复了前述丰镇等地的“西口外”身份，却把“西口内”界定为区区弹丸的归化城内，同样荒诞。

我所读过的历史文献给我留下了这样的感觉：“西口”最初指的就是杀虎口，“口”即长城的关口；而“西口外”（有时简称为“口外”）就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大体相当于清代的归绥道、10民国的绥远地区。11民间小调《走西口》唱词中的“路过杀虎口”，“走在归化城”，“路过西包头”，“走在后大套”等12可作佐证。明白了“西口外”的所指，那么《清实录》康熙三十八年四月戊午条“往杀虎口外大青山等处采木”，乾隆六年八月丙辰条“杀虎口外添设巡道一员。应驻劄归化城。……请给总理旗民蒙古事务分巡归绥道关防”之类的记载，反过来也证明杀虎口即“西口”。不知从何时起，大约是出于表述的方便，“西口”在保留原有意义的同时，逐渐演变出与“西口外”等同的含义，或者说成了“西口外”的简称。在此意义上，山西人口中的“西口”、“西口外”、“口外”，其实是一回事。《走西口》有多种版本，不仅唱词中有“二月里西口外行”，“二月里走西口，你要走口外，为何你娶过奴？”，有的版本干脆就叫作《走口外》。13

当然，作为西口地区最有影响的城市，归化城是其代表或象征，一提起西口，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归化城。这便是为什么古人及前人会把归化城误解为“西口”的原因。我以为：原始文献上的“西口归化城”，其“西口”并不是“归化城”的同位语，而是它的限定语，也没有“市口”的含义。“西口归化城”义为“西口的归化城”，即“西口地区的归化城”。就像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样，不能理解成“内蒙古”即“呼和浩特”。同理，西口地区的清水河、包头、托克托之类的较大城镇都可以称为“西口清水河”、“西口包头”、“西口托克托”等。我相信，当时那里商号的帖子、招牌或账簿上一定有这种字样，只是因历经沧桑和我们未曾重视，没有保存下来而已，我期待着将来能有零星发现。我的这种看法，曾对一些主张归化城即“西口”说的学者谈过，14由于没有确切的文献佐证，无法令人信服。幸运的是，我的期待成为了现实，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萨拉齐地方刊刻的《破迷醒世》一书的扉页上赫然印着“西口萨拉齐忠信堂存板”，（见附图）它证实了我对“西口”的理解。

综览近年有关“西口”的研究，颇有把问题复杂化的趋势。由于对史料缺乏搜寻和积累，不少观点经不起推敲，有些甚至有争抢“西口”所在地的嫌疑。例如，有人根据《走西口》唱词中提到“坐船”，就推论西口在山西河曲县，却忘记《走西口》是文学作品，自然有艺术虚构的成分，不可轻易坐实。还有人以大批饥民到口外谋生不可能仅走一条路，遂将“西口”作了泛化的解释，孰不知与“西口”对举而并称的“东口”（张家口）既然是专指，“西口”又怎能成为泛指呢！其实“西口”应是商人先叫起来的，因为“西口”（杀虎口）和“东口”（张家口）是内地通往内外蒙古各盟旗的五路驿站中的两路，交通便利，行走安全，是山西旅蒙商青睐的线路，最初的旅蒙商就是从杀虎口随清军西征噶尔丹而发家的。还有人为论证“西口”即归化城，夸大了归化城税关的兴盛和杀虎口税关的衰落。15事实上，出口北上的商货始终在杀虎口纳税，“到归化城入栅时，例不重征。”16

学术研究须脚踏实地，尽可能充分地掌握相关史料，弄清史实，缜密分析，以证据说话。若浅尝辄止，轻率发论，或者曲解史实，以符合自己的需要，其结果只能是误人害己，有损中国学术的声誉。我虽鲁钝，但不以己见为必是，愿与同好共勉。

注释：

1 刘忠和、薄音湖：《“西口”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 王来刚：《“西口”简析》，《阴山学刊》2004年第2期。

3 均见马大正、成崇德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中国科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1990年。前者以“绥远城”（今呼和浩特新城）指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

4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张梦玲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第13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5 内蒙古文史研究馆编《包头市简志（初稿）》第65页，1979年重刻油印本。刘映元：《西口菊部旧闻》，《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2辑，1983年。

6 张贵著《阴山集》第17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8张贵著《阴山集》第28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9刘忠和：《“走西口”历史研究》（博士论文）第19页，2008年5月未刊稿。

10从蒙旗方面说，包括归化城土默特左右两翼旗、乌兰察布盟六旗、伊克昭盟七旗、察哈尔右翼四旗地。

11民间小调《卖老婆》唱词中的“民国十八年，口外遭年限”，在有的版本中迳作“民国十八年，绥远遭年限”。

12邢野主编《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丑集第22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内蒙古文学艺术研究所编《东路二人台音乐》第17、20页，1981年。（比利时）万·欧斯特收集记谱，刘奇编注整理《近代中国鄂尔多斯南部地区民歌集》第37-38页，党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1995年增刊。邢野主编《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丑集第22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 例如，曾与包头医学院教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在读博士生刘忠和谈过。

15 刘忠和：《“走西口”历史研究》（博士论文）第19页，2008年5月未刊稿。

16 参见清光绪《清水河厅志》卷二十艺文《归绥道瑞大人德政碑记》，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绥远通志稿》第4册卷30关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作者：内蒙古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