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坦汗在年轻时骋驰疆场，六次出兵征服兀良哈；四次用兵青海征服撒里畏兀儿；两次出征打击瓦剌；并且一度展开过与汉明王朝的不断战争与冲突。按《阿勒坦汗》126节说，“对外进行45次大的战役”(见传P78)。

通过这一系列的大小战争，对扩充自己的实力、振兴蒙古土默特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他晚年改变宗教信仰、推动通贡互市，促进“板申农业”发展、兴建库库河屯等一系列作为，比之他年轻时的那些作为要更精彩、更辉煌。这些事实说明，阿勒坦汗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推进蒙汉民族之间和睦安定、促进蒙古漠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创新的伟大历史人物，是一位很有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一、由笃信萨满教改为敬奉喇嘛黄教，严禁杀生，弘扬慈悲宽恕。

萨满教是中国北方的一种原始宗教。中国北方是萨满教的故乡之一。今天阿尔泰民族的先民，如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奚、室韦、契丹、鞑靼、扶余、高句丽、突厥、回鹘、吐谷浑、黠戈斯等民族都曾信奉萨满教；近代阿尔泰民族，如满、赫哲、鄂温克、鄂伦春、锡伯、朝鲜、达斡尔、蒙古、东乡、保安、裕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撒拉、乌孜别克等民族，也曾信奉萨满教或保留了萨满教的某些习俗；这一宗教萌生于人类社会的蒙昧时期，兴起并繁荣于母系氏族社会，绵续于父系氏族社会及相继的文明社会，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蒙古族在忽必烈称帝前信仰萨满教，成吉思汗就曾以萨满教作为他统一蒙古的精神支柱。忽必烈称帝后虽然皈依了佛教，但佛教主要是在上层统治阶级中间传播，并未深入蒙古民众之中。元末明初，蒙古贵族败退草原，佛教在蒙古地区只残留下微弱的影响，蒙古族继续奉行萨满教。

阿勒坦汗在其60岁以前，是笃信萨满教的，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元代的“经教之朝”。他在征服邻近诸部，与大汗争雄，又实现了蒙明议和，因此渴望再现忽必烈的伟大业绩。他要求新的思想武器，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在这种动机下，他占据青海和沟通了与西藏的联系之后，便开始建立起新的蒙藏关系。

阿勒坦汗由信奉萨满教改为信奉喇嘛黄教，除了有效仿忽必烈皈依佛教的因素外，最少还有五件事说明他逐步坚定了皈依喇嘛黄教的信念。一是1558年出征青海时，曾从西藏商人手中拯救出一千名喇嘛，初次接触到藏传佛教，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566年，他的侄孙、鄂尔多斯部的切尽台吉出征土伯特(西藏的异称)时把几名喇嘛带回了蒙古，后来这几名喇嘛成为阿勒坦汗在宗教方面的得力助手；三是1571年阿勒坦汗与明王朝议和之际，西藏黄教最高首领索南嘉措派阿兴喇嘛来土默特，直接向阿勒坦汗详解喇嘛教；四是1573年(明万历元年)阿勒坦汗西征，在川藏交界处俘获了一名叫“阿里克·萨格尔·齐斯吉巴”的喇嘛和一名“国师”，这两人既是宗教首领，又是部落首领。阿勒坦汗待此二人为上宾，听取他们讲解黄教教义，从此阿勒坦汗开始信奉佛教(喇嘛黄教格鲁派)，以至每日念108遍“六字真言”。五是在阿兴喇嘛的说教下，阿勒坦汗于1578年到青海仰华寺迎见了西藏黄教最高首领索南嘉措(三世达赖)，经过较长时间(一年零两个月)的会谈和广泛交流，统一了二者的认识，最后决定废除萨满教，改革旧风俗，独尊黄教，并且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互赠称号，剃度僧人，相互许愿。阿勒坦汗许的愿是在库库河屯建立一座寺庙，寺庙内妆以银佛。这座寺庙于1580年建成，即今日之大召。从此，黄教开始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呼和浩特被称为“召城”，就是因为黄教在此传播广泛，到清乾隆年间兴起三次建庙高潮，形成了“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的缘故。

阿勒坦汗废除萨满教，信奉佛教后，他要求蒙古人改变萨满教野蛮的习俗（如人死后按其尊卑贵贱，以其妻妾、奴仆和牛驼等陪葬，杀生进行年祭和月祭等血祭），弘扬慈悲宽恕。这些对于偃息连绵不断的战争，安定社会，发展经济，都具有进步意义。

二、倡导蒙明议和，实现通贡互市

明朝前期到中期，明王朝对蒙古诸部实施全面封闭、锁国闭关的错误政策。从皇帝到群臣，上下千口一辞主张禁贡市、巢“敌寇”。面对蒙古瓦剌、土默川阿勒坦汗部的频繁扰掠，明王朝一方面不断地到蒙古地区“烧荒”、“捣荒”、“赶马打帐”；另一方面变本加厉地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民脂民膏，大量地、不断地征敛民财民伕修筑用以抵御蒙古诸部的明长城。在明朝统治的270多年里，所修筑的明长城总长度超过了中国历代王朝所修长城的总和。

阿勒坦汗及其蒙古土默特部，经历了几十年的明蒙之间的相互征战，深刻体会到战争使双方“两败俱伤”，因此早在阿勒坦汗27岁时(明嘉靖十三年，即1534年)，就已向明朝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但由于明朝施行一套如上所述的、错误地对蒙政策，这期间阿勒坦汗遭到了许多挫折，所以有时迫使他不得不以武力叩通通商贸易的大门，而在每次使用武力之后，又以和平的方式去启撬这扇壁垒森严的大门。他花费了极大地精力和持久的时间致力于此，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当然，取得这种成功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明朝统治集团内部涌现出了王崇古、方逢时、高拱、张居正等几位有识之臣，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才实现了沿长城十数处开贡互市、“俺答封贡”的夙愿。封贡互市实施后，明蒙双方变仇敌为亲属，化干戈为玉帛，为双方发展社会生产力扫清了障碍(期间的争取通贡互市具体情节和过程、封王赐爵等因本文篇幅所限，故从略)。

三、创立“板升农业”，促进经济繁荣

从16世纪20年代起，针对自身单一的原始畜牧业使蒙古族的生活陷于极其困难境地的实际，阿勒坦汗采取了相应地对策措施。

首先是组织数万名从长城以南内地逃亡或被掠而到丰州滩上(土默特地区)的汉族白莲教徒、兵士、农民进行屯田垦植。依靠这些汉人在丰州滩上开荒种地，修筑房屋，兼事牧业和饲养家畜家禽，创立了“板升农业”，使丰州滩逐渐发展成为先进的半农半牧区经济。当时，土默川上出现了“开云州地万顷，连村数百”，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安居点，被称为“板升”，大板升有11处，小板升32处。正如《阿勒坦汗传》中所云：“妙圣阿勒坦汗于红蛇年(1557年)倡修五塔与八大板升，令种谷薯及诸多果木，种植美味食物于蒙古地方。”

其次是提倡大力发展手工业。由于大批汉民的到来，也带来了手工业技术。阿勒坦汗积极提倡手工业的发展，为木匠、弓匠、金银匠、画匠、瓦匠提供发展空间。他利用赵全等人为自己修造了豪华的府第“大板升城”；木工兵工为阿勒坦汗打造了一艘大船以便横渡黄河；弓匠贺彦英为阿勒坦汗制作了良弓数十张。此外，汉族工匠还教会了蒙古人制作攻城器械等，使蒙古人的手工艺能得到提高。上述措施，都有助于克服蒙古地区的经济困难和促进民族经济的繁荣与进步。

四、实现了由“逐水草而迁徙”到“筑城而居”的飞跃。

阿勒坦汗所采取的皈依佛教、互通贡市、板升农业等等措施，为新的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皈依和推广喇嘛教，需要建筑相当数量和相当规模的喇嘛寺庙；明蒙息战，封贡互市，需要安居乐业，兴建官邸；发展板升农业和手工业，也为建造新的城市提供了充裕的农畜产品等生活用品来源和为建造城市提供了必要的手工业工匠和劳动力等等。

面对这种新的情势，阿勒坦汗跳出了“逐水草而迁徙”的传统框框，向“筑城而居”跳跃。在明蒙议和的第二年即隆庆六年(1572年)，阿勒坦汗下令于“哈鲁兀纳山(即今呼和浩特北面大青山)阳哈敦伦河(即今黄河)边地瑞全备的吉祥之地，巧修拥有八座奇美楼阁的城市及玉宇宫殿”(《阿勒坦汗传·145》P88)，这座城市就是库库河屯城。

从隆庆六年(1572年)开始，经过三四年的大兴土木，至万历三年(1575年)，库库河屯城基本建成。阿勒坦汗请明朝皇帝为这座新的城市命名，万历皇帝赐名为“归化”。万历九年(1571年)阿勒坦汗又在库库河屯城外围修建了周长20里的外城，所用材料，明朝给予了帮助。从此库库河屯就像一颗璀灿的明珠，嵌镶在农耕与放牧相结合的土默川平原上，400多年来一直成为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

       (作者：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政研室)